服务业开放、数字化赋能与国际循环质量提升

服务业高水平对外开放及数字赋能,是我国进一步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的重要内容,也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有力抓手。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服务业开放已历经45年,但服务贸易发展不均衡不充分的特征依旧明显。从生产成本,贸易成本,贸易方式、贸易对象和贸易主体等层面,对我国服务贸易开放发展进行数字化赋能,现阶段仍存在政策性壁垒较高等问题。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视角看,继续逐步降低服务要素流动的政策性成本,能够从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全球价值链参与的安全性与稳定性以及国际经贸规则制定中的话语权等方面,提升我国的国际循环质量。此外,数字技术的发展同样能够以独立或者与服务业开放互动的形式促进我国国际循环质量的提升。

外需视角下扩大消费的国际循环路径研究

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需要辩证处理内需与外需的关系。消费既可能是经济活动的起点,也可能是经济活动的终点,是拉动经济增长的第一驱动力,在畅通双循环中发挥基础性作用。基于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理论,构造以要素与产品市场为载体、生产与消费互动的以消费需求为核心的经济循环模型,从外需视角厘清扩大消费的16条国际循环路径及其资本循环过程,基于国际循环路径的现状与存在的问题,构造四象限图研判循环路径的发展优先序,提出多元化拓展国际消费市场与要素市场、优化消费环境以吸引国际消费需求、加大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力度以高品质吸引外需、多渠道运用金融工具对冲通胀风险等路径建议,以期加速构建新发展格局,促进高质量发展。

打造供给需求双中心对国际循环质量水平的影响

中美贸易摩擦叠加新冠疫情,使得单纯追求运行效率的国际循环和全球价值链构建方式弊端尽显。基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投入产出数据和PageRank算法,利用供给中心度、需求中心度、出口国内增加值率、价值链国内生产长度等指标,分析打造世界供给中心、需求中心以及促进两者有机结合能否统筹安全和发展,全面提升国际循环质量水平。实证结果显示,打造世界供给中心和需求中心均能显著提升国际循环质量水平,而且两者有机结合后的提升作用存在互补性;与新兴经济体相比,发达经济体需求中心和供给中心单独对国际循环质量水平的提升作用有所减弱,两者有机结合后的促进作用并未显著变化;基于三类贸易活动设计的9种供给与需求有机结合方式中,供给侧复杂全球价值链活动与需求端复杂全球价值链活动结合是提升国际循环质量水平的最优方式。我国应面向国内国际有需求但未得到有效满足的领域打造全球供给中心,突破生产前沿约束,形成可持续的需求和国际竞争新优势;以牵引和催生优质供给为目标丰富需求层次、打造世界需求中心,进而促进供给需求双中心的有机结合,发挥两者在提升国际循环质量水平方面的互补性。

高水平对外开放格局下的国际循环质量提升路径研究——基于党的二十大报告中的对外开放视角

开放的外交政策预示着技术发展、社会进步,实践证明不顺应全球化趋势是需要付出成本的。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推动货物贸易优化升级,加快建设贸易强国”,这是在当前不确定性日渐增强的国际形势下,我国作出的重大国际战略部署,坚定了我国继续实施对外开放的新格局,并指出了未来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方向和目标。文章在分析国际循环动态不确定性影响因素基础上,剖析了当前中国在国际循环中的位势及其面临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提升路径。

数字化流通、全国统一大市场与国内国际循环

数字赋能传统流通向数字化、现代化转变,具有各种创新形态的数字化流通是否有效提高了市场整合度从而促进国内国际循环,是当前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亟须回答的问题。从商品(和服务)流动角度出发理解经济循环,在省-行业层面测度相关变量,基于相对价格变动和贸易成本两个维度考察市场一体化,实证检验了数字化流通的市场效应。研究发现,数字化流通促进了国内省际贸易流出和国际贸易流出,对全国统一大市场的促进作用体现在对贸易成本的抑制而非价格离散的收窄,数字化流通通过降低国内省际间贸易成本实现对国内和国际循环的双促进,通过降低国际贸易成本实现对国际循环的促进。文章的研究结论对充分发挥本土需求规模的贸易溢出作用,从而畅通国内国际循环提供了流通视角的经验证据和施策思路。

新发展格局下国内国际循环测度及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

在新发展格局背景下,基于2010—2021年30个省份构建国内和国际循环指标体系,采用熵权-Topsis法测度国内和国际循环发展水平指数,在此基础上,根据面板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分析国内循环、国际循环、双循环以及双循环的平方项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进行异质性和稳健性检验。经过分析得出结论,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指数呈现上升趋势,且发展水平较好的主要集中在经济发达地区,东部地区发展水平高于中部和西部地区;国内循环和双循环对经济增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双循环的平方项呈现负向影响。据此提出,加强国内外循环,优化产业结构,增加多样化进出口;实施区域差异化政策,重点发展欠发达地区;提升南北合作,实现资源优势互补;减少贸易壁垒,增加市场开放度;提升竞争力,开拓国际市场。

参与国际循环如何影响中国国内大循环?——来自中国加入WTO的准自然实验

深度融入国际分工对国内大循环会产生何种影响?本文综合利用2000—2006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海关数据库及WIOD数据库,在识别间接参与国际循环企业的基础上,从微观层面探讨参与国际循环对企业国内循环参与行为的影响。以中国加入WTO作为准自然实验,研究发现,中间品进口关税对企业国内关联的“挤出效应”超过“溢出效应”。其中,沿海地区企业、国有企业、出口导向型企业、国内循环下游企业、高市场壁垒地区企业、高加成率企业、多产品企业中间品进口的“挤出效应”尤为显著。传导机制分析表明,中间品进口对企业国内循环参与的“挤出效应”主要表现在国内市场关联,由于进口中间品极大提升了产出规模和产品质量,在国内市场容量有限条件下,企业会更倾向于出口。

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动态关系南北差异研究

中国区域发展差距正由过去的东中西向南北转变。南北维度下探讨双循环格局能较大程度规避外生区位差异影响,更准确呈现不同区域经济循环体系的本质特征。本文利用内生动态计量模型,基于城市面板数据在区域协调发展视角下,实证分析内外循环动态关系的南北差异。实证发现:北方国际循环对国内循环影响更大,南方国内循环对国际循环影响更大;南方经济增长更依赖国内消费和投资等内部市场因素,而北方经济更依赖外需,内循环因素则相对滞后,尤其投资动力严重不足。

提升国际循环质量 建设高水平开放型经济

在参加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战略基点。”众所周知,新发展格局是一种新的发展观,仍然强调国际循环在其中的重要性,但需要指出的是,与以往“大进大出,两头在外”的国际循环相比,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新发展格局需要的是更高质量的国际循环。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走在前列,江苏要以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期望和殷殷嘱托为指引和根本遵循,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建设高水平开放型经济。

国内国际循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分解研究

构建新发展格局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战略导向,国内国际循环对经济发展具有怎样的推动作用,是构建新发展格局背景下重要的理论问题。利用增加值分解方法,以经济与发展合作组织(OECD)国际投入产出表数据(1995-2018年)为主,综合2000-2014年全球投入产出数据(WIOD)、亚洲发展银行(ADB)2008-2020年国际投入产出数据和WIOD历史投入产出数据(1965-2000年),对国内国际循环创造的增加值进行分解,并进一步研究内外循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作用。主要结论有三点:一是1965-2020年,中国GDP国内循环比例经历了U型变化,从改革开放前的95%以上逐渐下降至全球金融危机前的72%左右,近年来又稳步提升至85%。二是1996-2001年,国内、国际循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81.4%和18.6%,2002-2008年,两者变化为69.6%和30.4%,2010-2018年进一步变化为88.0%和12.0%。近年来国内循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断增强。三是在后工业化大国中,美国国内循环对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最强,使得中长期经济增长的绩效明显优于英国、法国、德国和日本等其他发达经济体,人力资本积累服务、房地产、金融业、信息技术服务等国内循环水平对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更加明显。

人民日报: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必须大力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

文章转载自微信公众号:“国发产研院”;原文发布日期:2023年2月20日2月20日,人民日报刊发中央财经委员会办公室经济五局局长赵鹏文章称,国际经济循环同国内大循环一样,都是新发展格局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二者紧密联系,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构建新发展格局需要打造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不能搞封闭的国内单循环。

主动布局国际循环,促进形成国际治理新均衡

当前的国际金融市场动荡,深层次的原因是原有的国际经济金融治理体系的均衡状态被打破。中国作为国际经济体系中崛起的新力量,应当主动进行国际布局,促进国内循环与国际循环的良性互动,理性看待当前逆全球化趋势,推动产业链和金融市场对外开放,在全球经济体系探索新均衡状态中发挥积极主动的建设性作用,促进全球在新的经济环境下实现和平可持续发展。

日本推动东亚国际循环型社会建设的理论与实践

日本致力于推动东亚国际循环型社会建设的背景是循环资源的跨国移动;目标是促进东亚国际循环型社会的形成和构建东亚国际资源循环体系;主要内容包括实现东亚地区循环资源的循环利用和处置,强化防止循环资源非法输出入的对策,形成有利于环境保护的循环资源跨国移动的机制等。日本推动东亚循环型社会建设的经验带给我们的启示是,我国有必要积极开展宏观层次上的国际循环型社会的建设,这是建立完整的循环经济体系的需要,是解决我国循环资源跨国移动问题的需要,也是发挥我国应有作用的需要。

我国国际收支状况与人民币国际循环机制

次贷危机爆发以来,人民币国际化的步伐显著加快。一国货币要实现国际化,必须建立一个顺畅、平衡的国际循环机制,即本国货币具体怎么走出去和流回来,并且促使境外本国货币存量达到一定规模,最终实现体外的自我循环。考虑到未来一定时期内,经常项目顺差、资本和金融项目逆差将成为我国国际收支新的常态,本文认为未来推进人民币国际循环的着力点应放在跨境人民币投融资上,通过资本和金融项目下的货币输出和回流来丰富人民币国际循环。

中国参与国际循环的历程、特征与再定位

正确认识新发展阶段国际循环对我们深入理解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意义。判断一国在某一时期是以国际循环还是国内循环为主的依据应是经济发展动力的内生与否,选择以哪种循环为主体要与当期的资源禀赋和国际环境相适应。基于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理论,分析中国经济的国际循环特征,发现中国以内循环为主体的改革进程从2008年就开始了,而资源禀赋和技术条件决定了中国经济无法放弃国际循环。新发展阶段国际循环要以高水平开放促改革、促发展,为培育完整的内需体系提供助力。在实现高水平自立自强的同时,中国要加快以“一带一路”为代表的区域一体化建设,构建新型国际分工体系。

国债市场、锚定效应与人民币的国际化——基于美元货币国际循环的经验与启示

货币国际化的关键在于货币国际流动循环的构建。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后美元仍然能继续充当国际货币,其必要条件是美元国际循环始终保持有效运行。国际货币载体以商品、技术和金融资产等形式表现出多种循环模式,如当前美元的金融产品主导型。美元国际循环在金融化转型之后,载体已由商品和服务演变为金融产品,回流渠道已由实体部门转为虚拟经济部门,其是否能顺畅取决于货币国际循环中金融产品的供给和需求以及结构关系。国债市场在货币国际循环中起到锚定作用,形成锚定效应促进货币循环。一方面,国债直接作为载体而存在;另一方面,能通过形成国债收益率曲线而成为其他金融产品的"锚",所以国债市场是增加金融产品供给的关键。同时,国债市场对金融体系和宏观经济具有稳定性引导作用,促进国际市场对金融产品的需求。鉴于此,人民币国际化过程中需要重视国债市场对金融体系和宏观经济的锚定效应及其国际货币循环载体的创造功能,从规模、流动性、安全性和开放性等维度促进人民币国债市场发展。

《2020中国进口发展报告》:进口是连接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的关键纽带

近日,《2020中国进口发展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正式发布。该报告指出,进口是连接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的关键纽带,积极扩大进口对中国构建新发展格局意义重大。中国巨大的国内市场潜力为世界各国扩大对中国出口提供发展机遇,同时积极扩大进口也是为实现国内经济高质量发展,满足国内消费升级的内在要求。

论中国农业现代化的可持续国际循环

文章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分析了中国农业现代化在国际循环中的不可持续性,针对中国农业潜藏的生态危机和市场危机,提出了农业现代化的生态循环发展模式,走先生态循环后国际循环的可持续国际循环之路。把劳动要素的绝对优势回归到农业生产过程,以高品质农产品服务于人类社会。

论纵深国际循环模式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的轮廓日趋清晰,而且在这方面也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是在如何更积极有效地参与国际经济循环方面,还存在不少问题.《论纵深国际循环模式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一文,对此进行了剖析,并提出了纵深循环的战略与对策,文章有新意.

地方参与国内国际循环水平测度研究

作为局部的地方,如何参与构建国家的新发展格局,成为当下经济实践中亟待破题的难点。为此,利用2017年31个省份42个部门的区域间投入产出表,测算了31个省份参与国际、国内(省外)、国内(省内)循环创造GDP的比例,发现31个省份平均国际循环比例为11.5%、国内(省外)循环比例为33.4%、国内(省内)循环比例为55.1%,且表现出明显的省份差异。长三角区域国内国际循环均较强,华南、华中、西南地区国内国际循环互促乏力,北方地区主要通过资源和基础工业参与国内大循环。而且,地方人均GDP与参与国内国际循环程度呈现明显的正相关关系,而国内(省内)循环比例较高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也往往较低。根据数据分析的结论,各地应根据自身的优势禀赋和劣势不足,有针对性地解决省内小循环、省际循环不畅、循环低端锁定等问题,推动形成内外循环互促的新发展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