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世后金融创新的国际扩散对我国金融业的影响

在目前我国金融创新研发能力还比较低的情况下,通过扩散方式进行金融创新是我国金融创新的主要形式.对入世后金融创新国际扩散对我国金融业的影响进行了分析.

中国农业技术的国际扩散模式及竞争策略

实施农业技术的国际扩散战略是中国加入WTO后农业发展的一项长期任务，而农业技术扩散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农业技术国际扩散的模式选择。在借鉴西方农业技术扩散理论的基础上，详细分析影响农业技术国际扩散模式的因素，并结合中国农业技术的现实特点，构建中国农业技术国际扩散的模式：中国向发达国家的农业技术扩散以对外直接投资为主；向新兴工业化国家农业技术扩散以许可贸易为主；向发展中国家扩散以出口贸易为主。

环境管制对环境创新国际扩散的影响机制研究

首先分析了环境创新的"双重外部性"特征,指出政府干预的必要性。然后,利用一个领先-滞后市场模型,分析环境管制对环境创新实现国际扩散的影响机制,识别出有利于环境创新领先市场出现的5个基本要素。最后,指出政府在环境技术创新的支持上要有所差异,避免产生异质创新而损害国际竞争力。

农业技术创新的国际扩散机制研究

农业技术创新的国际扩散是当今世界农业经济发展的主要趋势。文章分析了农业技术创新国际扩散的主要影响,结合农业技术扩散的规律和特点,提出了农业技术创新的国际扩散机制和加速我国农业扩散国际化的途径。

美式数字经贸规则的国际扩散:跨国企业的推动力

近年来,美式数字经贸规则已广泛融入全球范围内的自由贸易协定中。这些规则的国际扩散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经济现象。“这种现象由何种力量推动”值得探讨。一些既有研究和案例表明,企业是影响国家间自由贸易协定谈判的重要行为体。文章认为,美国跨国企业是美式数字经贸规则国际扩散的重要推手。文章利用2000~2021年的全球样本,实证检验美国企业的数字跨国并购交易数量对于他国对美式数字经贸规则接受程度的影响,结果发现,随着美国企业数字并购交易数量的增加,东道国对美式数字经贸规则的接受程度显著提升。具体到地区层面,这种影响尤其显著地存在于亚太地区国家。从经济发展水平来看,这种影响主要集中在高收入国家和中高等收入国家。从时间段来看,这种影响主要在2007年之后开始显现。

科技企业倡导网络空间国际规范的传播策略——以微软网络安全国际规范实践为例

当前,网络空间仍处于建章立制的关键时期,具备知识和技术资源的科技企业成为规则制定的重要参与方。面对短期内网络空间“硬法”难达成的现状,国际规范成为约束网络空间各方行为的有效“软法”。近年来,科技企业积极倡导网络空间规范,进入国家主导的网络规范国际议程成为其规范倡导有效性的关键。本研究基于议程设置理论、国家社会化理论和规范周期理论,对科技企业微软的规范倡导实践进行分析。研究发现,采用导向需求型规范、标杆式说服型规范和多议程联动型规范三种倡导策略,能够使科技企业与国家倡导的规范形成互动,在国际社会有效传播。对当前科技企业在国际社会倡导网络空间国际规则成功案例的理论化,将有利于我国企业参与网络空间国际治理的实践探索,提升我国网络空间国际规则制定的综合实力。

人力资本与国际技术扩散:基于进口贸易的实证研究

在CH模型的基础上,纳入了人力资本变量,构建了包含人力资本与国外研发共同作用项的进口贸易技术扩散测度模型,并利用我国和15个OECD国家1990-2004年的数据,运用不同的人力资本度量指标对进口贸易技术扩散效应进行了检验。实证结果表明,通过进口贸易传导机制,国外研发的溢出对我国技术进步产生了显著的促进作用,但由于存在人力资本的临界效应,我国人力资本与国外研发溢出还没有很好的结合,基于此本文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国际技术扩散研究述评

20世纪90年代以来,外国直接投资在我国迅速增长,随着跨国公司技术投入的增加,国内学者开始了对跨国公司在华技术扩散效果的研究与讨论。给出了国际技术扩散的研究背景,然后介绍了技术扩散的理论模型,分析了影响国际技术扩散效果的因素,为今后研究提出了一些建议。最后,提出了我国实现国际技术扩散创新改善的策略。

环渤海经济圈的自主创新路径选择——基于国际技术扩散和内生需求视角

开放经济条件下,一国或地区的自主创新能力受自身研发投入、外部技术溢出、市场需求等多重因素影响。笔者在理论分析国际技术扩散和内生需求因素对自主创新影响的基础上,运用1993年～2008年环渤海地区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当地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主要依靠自身研发投入和市场需求,而人力资源约束、收入差距及FDI挤出效应制约了自主创新能力的全面提升。

国际技术扩散与经济增长:收敛模型

本文从生产部门入手,引入国家间技术扩散的互动机制,得到技术扩散下均衡增长的重要结论——在小国经济条件下,若存在完全的技术扩散,世界各国的经济增长将最终收敛于统一速率;在大国经济条件下,若存在完全的技术扩散,世界各国的经济增长将向大国的增长速率收敛。对于影响收敛过程的主要因素,我们认为:在小国经济中,均衡增长速率的大小不仅与外生变量有关,还取决于扩散国的研发投入与扩散速度。当扩散国的技术优势地位十分显著时,整个世界的均衡增长率将会由该国决定,这就是大国经济条件下的情形。此时,吸收国的收敛速度与扩散国的研发投入、扩散速度正相关。

自主研发、国际技术扩散对生产率影响的比较分析——基于1991～2007年中国省市数据分析

依据1991～2007年我国各省市区数据,对自主研发、国际技术扩散与生产率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从全国来看,自主研发、输入型FDI和进口贸易对生产率有显著促进作用,但国外专利申请对生产率没有显著影响;从东中西部地区的比较来看,自主研发对生产率都有显著正效应,FDI只对东部地区的生产率有显著正效应,进口贸易只对中西部地区的生产率有显著正效应,而国外专利申请对东中西部生产率都没有显著影响。

国际技术扩散双方的行为策略比较——关于行为时机和技术选择的博弈分析

国际技术扩散双方的行为策略是影响扩散过程的重要因素。扩散方对扩散时机的选择、对不同技术的扩散态度以及吸收方的应对策略,构成了这一博弈的基本框架。本文旨在评价扩散双方行为策略的基础上,总结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利用国际技术扩散及其外部性的行为准则,强化技术溢出效应,加快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技术进步。

网络经济对国际技术扩散的影响及对我国的启示

本文认为,网络经济对国际技术扩散产生了双向的影响网络经济打破了地理的界限,降低了国际技术扩散的成本,提升了国际技术扩散的速度与强度。但网络经济又存在着信息安全问题、知识鸿沟扩大、技术摩擦激化等问题,制约了国际技术扩散。最后,本文针对网络经济下国际技术扩散的限制因素提出对我国的启示,我们应积极加强网络安全建设,完善网络基础建设和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同时增强大众网络意识,为国际技术扩散创造有利的条件。

人工智能推动国际权力扩散的路径探析

人工智能作为第四次科技革命中最具代表性的新兴战略技术,拥有广阔的应用前景和发展前途,是当下国际竞争的焦点,也是各类国际行为体实现国际权力增长的有效工具。该技术在进入国际权力领域后与国际社会中的旧有运行逻辑相碰撞,并通过赋能、拓新、增量等方式,改变了国际权力的原有走向。人工智能的发展使越来越多的国际行为体可以通过技术赋能融入国际社会,分享国际权力;使原本属于国家的权力领域逐渐向国际社会拓展,并催生新的权力域;使全球性问题无论在范围还是数量上都有了明显的扩张,增加全球治理难度的同时,丰富了国际政治的内涵,从而为更多国际行为体提供了新的权力契机。

国际技术扩散的空间效应与东亚实例

本文利用物理学中“场”的概念体系对技术转移所带来的技术空间扩散的内在本质和规律进行分析,并对东亚地区技术扩散溢出的空间效应规律进行实证研究。东亚区域内多层次、阶梯发展的生产水平和技术开发能力构成了一个技术扩散场空间,美、日阶梯式投资形成的国际制造业生产网络以及该地区技术供需主体的多元化、产业结构的类似和文化习惯的相融性共同促进了产业技术的转移、溢出和渗透。

国际核不扩散机制与日本的“核武装”问题

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特别是核武器和生化武器的扩散问题,是当代国际社会面临的最大威胁之一,国际社会在战后逐步建立起一套较为完备的国际核不扩散机制。日本作为国际核不扩散机制主要条约的签字国,在战后承诺遵守“无核三原则”。冷战结束以来,国际核不扩散机制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日本各界也开始提出所谓“核武装”的问题。尽管日本目前已具备发展和拥有核武器的经济和技术能力,但真正进行“核武装”依然面临诸多制约因素。

知识产权保护对国际技术扩散的影响及中国的对策分析

知识产权保护日益加强的国际趋势,对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利用国际技术扩散实现技术跨越产生了双向的影响:既为技术扩散创造了有利的外部条件,同时也提高了利用技术扩散的成本。本文从国际技术扩散路径的角度分析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对国际技术扩散的影响,针对中国加入WTO后履行TRIPS协议的背景和现阶段的技术水平,为中国有效利用国际技术扩散促进技术进步提出相关对策分析。

FDI、吸收能力与经济增长——基于国际技术扩散的视角

笔者基于国际技术扩散的视角,同时考虑了进口、出口、FDI等三个国际技术扩散的渠道,对FDI在我国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未考虑吸收能力时,FDI对我国经济增长的作用为正;而当考虑人口的吸收能力时,FDI对我国经济增长的作用为负,FDI每增加10%,便会使经济增长率降低0.012%。最后,笔者提出了提高国内吸收能力等建议。

国际技术扩散进程中的中国人力资源开发策略

技术发展差距的存在决定了技术从来就在全球范围内流动。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剧,以技术贸易、FDI、国际技术联盟和海外R&D活动为主体的全球技术扩散活动更加活跃,技术先进国家对技术落后国家的技术扩散更加频繁。从理论上讲,处于技术落后地位的国家通过国际间技术扩散而获得技术水平的提高。有效利用国际技术扩散是"后起"国家实施赶超的重要途径。中国通过引进技术未能达到理想目标的原因,是对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能力不足。优先实施人力资源开发战略,提高国际技术扩散的吸收能力,是中国经济发展壮大和产业竞争力增强的根本。

中国与国际核不扩散机制(1978—1992)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逐渐改变了对国际核不扩散机制的态度。中国通过参加国际组织(国际原子能机构)、与其他国家谈判签署和平利用核能合作协议(与法国、英国、联邦德国、日本和美国等)以及宣布不再进行大气层核试验(事实上履行了1963年《部分核禁试条约》)等方式,加入国际核不扩散机制。同时在核不扩散政策方面,中国提出了"不主张核扩散、不搞核扩散、也不帮助其他国家发展核武器"的"三不"原则。但中国的核政策仍带有革命外交的痕迹,继续对国际核不扩散机制的核心《核不扩散条约》持批评态度,拒绝签署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