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国际投资争端仲裁机制对东道国公共健康保护权力的挑战

NAFTA第11章允许外国投资者直接提起对东道国的仲裁请求,使得投资者的权利得以有效保证。然而,当外国投资者为这些前所未有的广泛权利欢呼雀跃之时,有不少学者已经在担忧这样一个“投资者-国家”争端仲裁机制将给东道国主权带来怎样的消极影响,特别是在东道国维护公共健康利益的领域,主权权力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随着越来越多损害赔偿请求数额惊为天价的投资争端仲裁案件不断出现,这种忧虑在国际社会中悄然蔓延开来,社会公众要求本国政府在投资自由化浪潮中切实维护公共健康利益的呼声在不断高涨。

浅论国际投资争端仲裁机制的透明度——以TPP透明度规则为例

近几年以来,国际投资争端仲裁一直秉承秘密性原则暴露的弊端备受诟病,一些仲裁规则和国际投资条约作出相应规定或修改以提高仲裁程序的透明度,而最新达成的TPP协定是这一潮流中的最新实践。本文将对TPP协定投资章节中对投资仲裁透明度的规定进行简单阐述,并阐述以TPP协定作为最新实践的国际投资争端仲裁透明度改革对我国的启示,我国作为兼具资本输出国和输入国双重身份的大国,应当积极应对透明度改革,从而维护我国的国家利益以及社会公共利益。

国际投资仲裁:有条件的上诉机制——从“尤科斯案”到“一带一路”投资争端解决

是否需要在国际投资仲裁程序中设置上诉机制,这在国际投资领域内长期以来一直无法形成统一的共识。新近刚出炉的“尤科斯案”上诉判决,又在事实上证明了国内法院正在行使并承接了国际投资仲裁上诉审理的大部分职能和权力。国际投资仲裁的上诉机制既需要考虑诸多因素,还特别需要在投资者和东道国争端解决过程中找到一个平衡点。以“尤科斯案”的经验来看,应从上诉机制的限制性条件、程序安排、审理范围、审理期限以及对透明度问题的规定等方面着手,构建国际投资仲裁“有条件的”上诉机制。同时,这一经验在很大程度上将能为“一带一路”争端解决机制的制度设计提供参考与借鉴。

国际投资仲裁机制变革与中国对策研究

近年来,作为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制核心的国际投资仲裁机制(ISDS)面临着重大变革,国际社会由此形成了改革派主张、改良派主张、拒斥派主张等数种变革方案。随着双向投资大国地位的形成以及涉华案例的增多,中国有必要重新对ISDS机制进行选择。针对现行ISDS机制中存在的弊端及已有变革方案的不足,结合中国在ISDS机制变革中的特殊利益诉求,应当从改良ISDS机制本身、升级ISDS机制所根植的IIAs内容以及完善其他配套机制等方面对ISDS机制提出中国范式,推进甚至引领新一代ISDS机制乃至国际投资规则的建构。

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制改革的多元模式与中国选择

在传统投资仲裁面临合法性危机的背景下,有关国家、政府间国际组织、专家和学者正在积极推动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制改革。目前,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制改革实践和建议呈现出多元模式,主要包括投资仲裁完善模式、投资仲裁加上诉机构模式、常设投资法院模式、常设投资法院加上诉机构模式、东道国当地救济加国家间争端解决模式,并辅之以调解、争端预防等灵活方式。以实体维度的独立、问责、公正,程序维度的透明度、一致性以及裁判官的独立性和公正性、效率等各项政策目标组合而形成的分析框架评估,这五种基本模式各有利弊得失。在“一带一路”背景下,立足中国作为资本输入输出双向投资大国的身份和利益,结合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制改革的发展趋势,中国应分短期、中期和长期三个步骤,渐进务实地选择投资仲裁完善模式、“一带一路”投资仲裁加上诉机构模式、多边常设投资法院加上诉机构模式。

建立国际投资仲裁的上诉机制问题析评

近年来,国际投资仲裁案件迅猛增加,不仅使东道国主权面临挑战,也引起出现有投资条约的诸多设计缺陷所导致的仲裁合法性危机。改造投资仲裁机制已经不再仅仅停留在学术争鸣阶段而是迅速发展到具体的条约改革实践阶段。其中,建立仲裁的上诉机制就是这种改革实践的一种具体表现。建立仲裁的上诉机制是对传统投资仲裁体制的重大变革,尚存在许多理论争议和政治及法律障碍,但由于这种改革已经进入实践阶段并由美国积极倡导,势必对国际投资争端解决的未来发展趋势产生重要影响。

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制新趋势及中国的对策

当前国际投资迅猛发展,国际投资争端发生频繁,争端的有效解决成为目前国际投资领域所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虽然当前的各类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制为投资争端的良好解决提供了较好的途径,但随着投资领域的发展,投资协议的迅猛增加,且各协议间缺乏协调,这给投资争端的解决带来极大的挑战,因此,构建统一的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制是时代发展的趋势。

浅析WTO争端解决机制的司法性质及其对国际投资争议解决法的影响

WTO的争端解决机制是一个具有司法性质的争端解决机制 ,为 WTO框架下的多边协议的贯彻执行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由于 WTO已经将投资问题纳入其调节范畴 ,WTO法律框架下的一系列协议都直接或间接地与国际投资相关联 ,且产生与这些协议的争议都须适用 WTO争端解决机制来解决 ,因此 ,WTO争端解决机制事实上为投资争议的多边解决提供了新的机遇 ,它可以弥补一系列传统投资争议解决方法的不足 ,推动投资争议解决的“非政治化”,确保投资争议解决的公平和公正。

国际投资争端仲裁研究的力作

自1979年7月1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中外合资企业法>以来,中国以吸收外国(外商)直接投资(FDI)为突破口,实施对外开放、对内改革的基本国策,已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

国际投资仲裁上诉机制探析

国际投资仲裁监督机制改革的提出,是对晚近国际投资保护机制的一种批判性反思,是对国际投资中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平衡问题的重新考量,是对国际投资仲裁监督制度价值目标的重新确认。美国所推动的双边层次上的改革,不能有效地解决国际投资法的碎片化问题。ICSID应当抓住这一契机,建立一个适用范围广泛的仲裁上诉机制。这是实现国际投资仲裁监督机制改革目标的最好选择。

国际投资仲裁上诉机制构建的再审思

随着国际投资仲裁案件数量的快速增长,现行国际投资仲裁机制的弊端正逐步凸显,“一裁终局”的传统理念已无法适应国际投资仲裁案件的特殊性。研究国际投资仲裁上诉机制的现实性及合理性,探索国际投资仲裁上诉机制构建的有效路径,建立长效稳定的国际投资仲裁上诉机制有助于促进仲裁裁决的一致性和实体公正性,确立投资者和东道国对国际投资仲裁机制的信任,从而缓解国际投资仲裁的制度危机。

欧盟FTA国际投资争端上诉仲裁庭运作之前瞻性探析

晚近,以条约为基础的、解决投资者与东道国之间投资争端的国际投资仲裁机制备受质疑,而其监督机制的改革备受关注。继美国缔结的国际投资协定中提出国际投资仲裁上诉机制之后,欧盟缔结的自由贸易协定设计了国际投资仲裁初审仲裁庭和上诉仲裁庭。基于确保仲裁裁决的一致性和可预见性等考量因素,国际投资仲裁上诉仲裁庭运作面对的问题仍需逐步解决。我国应该积极研究国际投资仲裁上诉机制及其多边化问题,使之助推"一带一路"战略的实现。

国际投资仲裁上诉机制探讨

近年来,随着国际投资仲裁案件数量的不断增长,国际投资仲裁制度也暴露出若干问题。其中,仲裁裁决的不一致及相互冲突日益成为关注的焦点,并由此引发对国际投资仲裁机制正当性的质疑。为解决前述问题,国际社会开始探讨设立上诉机制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一套精心设计的上诉机制不但可以增强仲裁裁决在法律解释和适用上的一致性,减少错误裁决,提升裁决的可预见性,且可创建有益的先例规则。欲实现设立国际投资仲裁上诉机制的构想,需对有关理论障碍、技术性障碍和利益平衡问题逐一予以化解,在此基础上,相关机制的构建可采取先设立双边上诉机制作为过渡,最终确立以ICSID为主导的多边的投资仲裁上诉机制的路径。

浅析国际税收协定争端解决机制中的仲裁方式

相互协商程序（Mutual Agreement Procedure，简称MAP）一直是国际税收条约中广泛援引的争端解决方式。近年来．随着国际税收实践日益复杂化，MAP的缺陷和不足已严重影响了税收协定争议的有效解决。作为一种完善措施，美、德等国开始在与别国签订的税收协定中引入仲裁机制，欧盟（EU）、国际商会（ICC）、国际财政协会（IFA）等国际组织还制定了税收争议仲裁示范条款。

论国籍继续原则在国际投资争端仲裁中的适用——以洛文诉美国案为起点

以探讨国籍继续原则在国际投资争端仲裁中的适用为目的,采用比较研究和案例分析的方法,深入研究习惯国际法中国籍继续原则的产生、发展及其具体内涵,结合国际投资争端仲裁机制的宗旨和目的,指出为了推动国际投资争端的顺利解决,国际仲裁庭不应当僵硬地适用国籍继续原则。

“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中亚区域性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制的构建策略

当前中国与中亚区域内的投资争端解决机制主要有WTO争端解决机制、国际仲裁机制和双边投资协定确立的争端解决机制,这些机制均存在着适用范围的局限性,难以成为区域内普遍性的投资争端解决机制。中国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发起国,与中亚各国具备建立区域范围投资争端解决机制的现实条件。因此,在构建中国-中亚区域性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制过程中,要注重替代性争端解决机制的适用性,对东道国国内司法管辖及穷尽当地救济原则进行抑制,并确立区域内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构的管辖权冲突。

试析欧盟法律秩序自主性对国际争端解决机制的影响——兼评投资法庭机制在欧盟的合法性

为了维护欧盟法律秩序的自主性,欧盟司法机构在其作出的一系列判决中否定了欧盟加入含有国际争端解决机制的国际协定,这显示出欧盟法律秩序对国际法治排斥的一面。国际司法机构对欧盟法进行解释适用、处理欧盟与成员国责任分担等问题时违反欧盟法律秩序的自主性。欧盟准备在与美国谈判的《TTIP协定》中设立投资法庭机制以取代投资仲裁用于解决投资争端,考虑到欧盟法律秩序的特性,该机制能否应用于实践取决于其具体规则与欧盟法律秩序的兼容性。

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制比较研究

随着国际投资的大量发展,国际投资争议的问题越来越多地出现,传统的方法难以解决,解决国际投资争端中心(ICSID)虽然是国际社会建立的一个专门解决国际投资争议的国际机构,但由于其对争议无强制管辖权,争议解决程序无时限和涉及国家当事人的裁决往往因国家主权豁免而得不到有效执行等缺陷,导致了该机构没有有效发挥作为多边国际投资争议解决中心所应有的作用。随着国际投资的一些问题纳入WTO体系内,其所具有的强制管辖权、确定的程序时限和有效的裁决执行方法等特点必将对多边国际投资争议机制产生巨大的影响。

国际投资仲裁机制的民主危机及应对

国际投资仲裁机制在处理与公共利益有关的投资争端时,由于公共参与和责任性原则等核心民主原则的缺失,以及仲裁庭对公共利益的漠视态度,导致了国际投资仲裁机制的民主危机。应对这种危机,应从程序和实体两方面对国际投资仲裁机制进行改进。

试论国际投资争端解决的强制性仲裁

强制性仲裁因其对国际投资、外国投资者、投资者母国以及投资东道国的巨大正面影响,而逐渐被国际社会所广泛运用。然而国际投资各方在享受强制性仲裁所带来益处的同时,也要时刻警惕随之而来的问题。探讨强制性仲裁的内涵和作用,并指出强制性仲裁机制的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