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国际投资争端仲裁机制的透明度——以TPP透明度规则为例

近几年以来,国际投资争端仲裁一直秉承秘密性原则暴露的弊端备受诟病,一些仲裁规则和国际投资条约作出相应规定或修改以提高仲裁程序的透明度,而最新达成的TPP协定是这一潮流中的最新实践。本文将对TPP协定投资章节中对投资仲裁透明度的规定进行简单阐述,并阐述以TPP协定作为最新实践的国际投资争端仲裁透明度改革对我国的启示,我国作为兼具资本输出国和输入国双重身份的大国,应当积极应对透明度改革,从而维护我国的国家利益以及社会公共利益。

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的东道国反请求规则研究

投资者-东道国争端解决机制在非政治化解决国际投资争端方面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从上个世纪70年代起,一些东道国逐渐开始对投资者提起反请求,以求缓解投资者-东道国争端解决机制偏向于保护投资者利益的现状。然而,迄今绝大多数东道国提起的反请求都被仲裁庭基于国际投资协定中范围条款约定含糊、仲裁请求与反请求之间缺乏关联性等原因确认无管辖权或被驳回,与快速发展并逐步健全的投资者-东道国争端解决机制相比,东道国反请求规则的发展处于相对滞后的状态。在现有的国际投资条约体系中普遍缺乏关于反请求的直接约定以及关于投资者义务的情况下,在新的国际投资贸易背景下,中国有必要及时调整自己的协定条款,在中国谈判和签订的自贸协定及投资协定中设置明确的反请求规则,将投资者所应承担的义务确定化,明确对东道国的归责方式,以便更有效地应对投资者可能提起的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案件,制衡投资者的权利。

国际投资争端仲裁研究的力作

自1979年7月1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中外合资企业法>以来,中国以吸收外国(外商)直接投资(FDI)为突破口,实施对外开放、对内改革的基本国策,已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

中国首个国际投资争端仲裁规则10月1日起施行

中国首部《国际投资争端仲裁规则》自10月1日起施行。这填补了中国国际投资仲裁领域仲裁规则的空白,丰富和发展了中国投资仲裁实践,将为中国企业提供解决与东道国投资争端的制度化保障,为营造中国更加国际化、法治化、便利化的营商环境迈出了坚实一步。

论国际投资争端仲裁机制对东道国公共健康保护权力的挑战

NAFTA第11章允许外国投资者直接提起对东道国的仲裁请求,使得投资者的权利得以有效保证。然而,当外国投资者为这些前所未有的广泛权利欢呼雀跃之时,有不少学者已经在担忧这样一个“投资者-国家”争端仲裁机制将给东道国主权带来怎样的消极影响,特别是在东道国维护公共健康利益的领域,主权权力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随着越来越多损害赔偿请求数额惊为天价的投资争端仲裁案件不断出现,这种忧虑在国际社会中悄然蔓延开来,社会公众要求本国政府在投资自由化浪潮中切实维护公共健康利益的呼声在不断高涨。

试论国际投资争端解决的强制性仲裁

强制性仲裁因其对国际投资、外国投资者、投资者母国以及投资东道国的巨大正面影响,而逐渐被国际社会所广泛运用。然而国际投资各方在享受强制性仲裁所带来益处的同时,也要时刻警惕随之而来的问题。探讨强制性仲裁的内涵和作用,并指出强制性仲裁机制的缺陷。

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投资仲裁透明度规则”评析

国际投资法的"混合"性质使投资条约仲裁迈向程序透明。国际贸易法委员会投资仲裁透明度规则确立了尊重国家主权、商事仲裁区别于投资仲裁、利益平衡理念下的自由裁量以及投资仲裁透明例外等基本原则。在秉承投资仲裁透明的理念下,透明度规则构建了从仲裁开始至裁决发布等整个投资仲裁程序的透明度义务。这是国际组织协调并促进国际投资法发展的重要成果,但也存有不足。中国必须采取谨慎措施应对投资仲裁透明度的发展趋势。

国际投资仲裁中投资者与东道国利益平衡问题研究——以ICSID仲裁规则修订新动向为视角

新一轮ICSID仲裁规则修订解决的主要问题之一是投资者与东道国利益平衡问题,国际投资仲裁规则保障投资者与东道国利益平衡的措施主要是通过设立替代性争端解决机制、限制仲裁员任职资格和自由裁量权等保障仲裁员的公正性的相关措施实现的。与CETA中的规定相比,ICSID修订主要侧重通过增强仲裁员公正性等措施保障投资者与东道国之间的利益平衡,而没有增设其他替代性解决争端的措施。我国《国际投资争端仲裁规则(试行)》和一些双边投资协定应建立多样化的不同层次的替代性争端解决方法,避免ICSID仲裁规则修订缺乏替代性争端解决措施的缺点;同时借鉴ICSID仲裁规则修订中保证仲裁员公正性的限制性规定,细化仲裁员的披露义务,保证仲裁员的公正性,尽可能地平衡投资者与东道国之间的利益。

投资仲裁实践对国际投资协定时间效力的认定——争端、争端诱因和争端程序在国际投资仲裁管辖权界定中的应用

国际投资协定在投资争端中的适用具有时效性,受争端解决时间效力条款的约束。然而条约实践就国际投资协定时间效力范围的规定缺乏一致性和清晰性,国际投资争端仲裁实践对协定时间效力的解释也不尽相同。Toto、ABCI和平安等案中的国际投资仲裁庭近来从＂争端发生＂、＂争端诱因＂和＂争端解决程序＂等不同视角认定投资协定的时间效力,对仲裁庭管辖权的范围给出了不同答案。在以＂不溯及既往＂为基础的时间效力认定中,仲裁庭已开始将投资协定没有明确排除、也没有明确纳入的＂既往＂置于投资协定适用范围内,加剧了国际投资仲裁的不一致性。在投资协定中清晰界定时间效力的范围和效力对象,是降低国际投资仲裁不确定性的根本方法之一。

中国投资仲裁规则国际化创新的法律障碍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完善涉外经贸法律和规则体系”,旨在通过健全法律体系促进中国经贸活动的国际化、法治化。“一带一路”实践的深入推进和不断发展,需要公正高效的投资仲裁制度保驾护航。中国应不断加强对投资仲裁规则的创新,促进国内仲裁制度与国际接轨。当前,中国投资仲裁规则创新面临着如何提供优质高效的国际仲裁产品和服务、取得争端双方同意提交仲裁的合意以及裁决的承认与执行等挑战。为此,中国投资仲裁规则创新需要坚持“一带一路”共商共建共享的理念,通过修改《仲裁法》、更新双边投资协定、保障仲裁员中立性与专业性、提高仲裁透明度以及构建上诉制度等举措,积极实现投资仲裁规则的国际化。

国际投资争端仲裁对东道国知识产权实施的影响与对策——以礼来公司诉加拿大仲裁案为例

研究了礼来公司诉加拿大仲裁案中所反映的作为投资者的知识产权权利人,通过投资者—东道国仲裁程序,对东道国国内机关的知识产权实施行为进行挑战的法律问题。结合礼来案仲裁裁决,指出在合理无歧视的前提下,东道国国内的知识产权实施行为通常不应视为构成征收或违反公平公正待遇原则,但投资者—东道国仲裁程序仍然为知识产权权利人干预东道国规制权提供了一定空间。各国在双边及多边投资规则制定的过程中,应通过解释一致、东道国规制权保留、为投资者设置有关公益的义务等方式,在国际投资仲裁框架中寻求公共利益与知识产权相平衡的路径构建。

国际投资仲裁:有条件的上诉机制——从“尤科斯案”到“一带一路”投资争端解决

是否需要在国际投资仲裁程序中设置上诉机制,这在国际投资领域内长期以来一直无法形成统一的共识。新近刚出炉的“尤科斯案”上诉判决,又在事实上证明了国内法院正在行使并承接了国际投资仲裁上诉审理的大部分职能和权力。国际投资仲裁的上诉机制既需要考虑诸多因素,还特别需要在投资者和东道国争端解决过程中找到一个平衡点。以“尤科斯案”的经验来看,应从上诉机制的限制性条件、程序安排、审理范围、审理期限以及对透明度问题的规定等方面着手,构建国际投资仲裁“有条件的”上诉机制。同时,这一经验在很大程度上将能为“一带一路”争端解决机制的制度设计提供参考与借鉴。

试论涉及腐败问题的国际投资争端的可仲裁性

随着经济发展,腐败问题在国际投资领域愈演愈烈,而东道国经常援引腐败问题作为抗辩理由,逃避法律责任,仲裁庭也越来越倾向于接受腐败抗辩,这对实施"走出去"战略的中国企业具有重要的警示意义,是治理跨国腐败的新手段。

浅析国际投资仲裁透明度规则

随着目前国际投资仲裁持续不断的发展,如何解决投资双方的投资争端成为关键环节。因国际投资仲裁具有保密性和高效性,在实践中受到投资双方的青睐,能够高效有序地解决投资双方的投资争端,已成为首要争端解决方式。但国际投资仲裁过程并不完全透明,从而导致投资仲裁的弊端逐渐暴露,这些弊端对国际投资仲裁的发展产生了诸多不利影响。这导致国际投资仲裁受到包括东道国在内的国际社会的质疑,这使得透明度规则改革成为投资仲裁中的重点。就我国而言,在面对透明度规则不断发展的趋势时,我国也应转变态度,正确理解和支持透明度规则的改革,这不仅是保护公众的知情权,也是在保护公共利益。我国不断通过支持国内非政府组织的发展,学习国际惯例,改进国内相关规则,努力适应和利用这一规则,促进中国对外投资的发展,以吸引外资。

国际投资仲裁中的法庭之友价值重塑与规则构建

法庭之友源于英美法系的国内诉讼制度,其在国际投资仲裁中的诞生并非制度的精心设计,而是实践先行,是国际投资仲裁对于透明度和民主性批评的回应。因此,法庭之友制度被赋予了提高国际投资仲裁透明度和加强民主参与,甚至是全球治理的价值期待。通过分析不同仲裁庭的实践,法庭之友制度的真正价值,仍然在于辅助仲裁庭解决投资争端,相关规则构建也应围绕这一根本目的展开。国际投资仲裁也应回归其宗旨,通过解决投资争端,同时对舆论有所回应,从而获得公众对其合法性的认同。

国际投资争端中的仲裁探讨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浪潮的推动下，国际投资迅猛地发展起来，已经成为当代国际经济交往的常见形式。在国际投资过程当中，虽然投资母国，东道国，投资者本意是互惠互利，然而实践当中不可能不出现摩擦，投资争端由此而生。由于投资争端本身极其复杂，形式多样，牵涉到投资过程中各种当事人的利益．．如果争议不能得到顺利的解决，对私人投资者，投资东道国，乃至国际经济交往的全局都会产生消极的影响。因此，国际社会需要一套能够及时、有效、公平地解决国际投资争议的机制。

国际投资仲裁中如何质疑仲裁员——基于ICSID规则和IBA指引的研究

近年来,国际投资仲裁中成功质疑仲裁员的实践稳步出现。实践显示,与文义解释的结果不同,ICSID规则特有的判定回避的明显缺乏标准与众多仲裁规则均采用的合理怀疑标准在适用时并无显著区别。决定主体的灵活性、IBA指引适用的分歧性以及决定理由的多样性是主要的实践特征。其形成首先有赖于当事方及决定主体对ICSID高标准的因应,主要表现为决定者在解释时有意识地淡化两大标准的语义差异。

论国际投资仲裁中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适用:理念与方法

关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适用,国际投资仲裁领域总体上缺乏明确的规定,不过,国际投资仲裁中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应当予以适用。在实践中,对于非法证据排除问题,少数投资仲裁庭采取了回避的态度,然而更多的投资仲裁庭对此明确表明了立场,并且在决定是否排除非法证据时,分别阐述了适用该规则时的考量因素。利益衡量是各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背后的共同的理念和法律原则,在国际投资仲裁中利益衡量应予适用。对于非法证据,国际投资仲裁庭原则上应予采纳,除非具有充分的理由才予以排除。在具体案件中,投资仲裁庭应考量非法取证行为的危害性和证据采纳的价值两方面的诸多因素从而作出决定。

国际体育争端解决中的规则适用

在争端解决过程中,规则适用是关键问题,体育争端亦不例外。通过不断实践,国际体育争端解决机构在规则适用上逐渐形成特有的原则和模式,包括体育组织自治规则优先适用、一般法律原则替代适用、各国法律有条件适用。在坚持尊重体育组织自治规则原则的基础上,实现体育争端的公平解决。

国际投资仲裁机制变革与中国对策研究

近年来,作为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制核心的国际投资仲裁机制(ISDS)面临着重大变革,国际社会由此形成了改革派主张、改良派主张、拒斥派主张等数种变革方案。随着双向投资大国地位的形成以及涉华案例的增多,中国有必要重新对ISDS机制进行选择。针对现行ISDS机制中存在的弊端及已有变革方案的不足,结合中国在ISDS机制变革中的特殊利益诉求,应当从改良ISDS机制本身、升级ISDS机制所根植的IIAs内容以及完善其他配套机制等方面对ISDS机制提出中国范式,推进甚至引领新一代ISDS机制乃至国际投资规则的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