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制改革的多元模式与中国选择

在传统投资仲裁面临合法性危机的背景下,有关国家、政府间国际组织、专家和学者正在积极推动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制改革。目前,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制改革实践和建议呈现出多元模式,主要包括投资仲裁完善模式、投资仲裁加上诉机构模式、常设投资法院模式、常设投资法院加上诉机构模式、东道国当地救济加国家间争端解决模式,并辅之以调解、争端预防等灵活方式。以实体维度的独立、问责、公正,程序维度的透明度、一致性以及裁判官的独立性和公正性、效率等各项政策目标组合而形成的分析框架评估,这五种基本模式各有利弊得失。在“一带一路”背景下,立足中国作为资本输入输出双向投资大国的身份和利益,结合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制改革的发展趋势,中国应分短期、中期和长期三个步骤,渐进务实地选择投资仲裁完善模式、“一带一路”投资仲裁加上诉机构模式、多边常设投资法院加上诉机构模式。

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制新趋势及中国的对策

当前国际投资迅猛发展,国际投资争端发生频繁,争端的有效解决成为目前国际投资领域所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虽然当前的各类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制为投资争端的良好解决提供了较好的途径,但随着投资领域的发展,投资协议的迅猛增加,且各协议间缺乏协调,这给投资争端的解决带来极大的挑战,因此,构建统一的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制是时代发展的趋势。

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制的新挑战及其重构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国际投资流量与日俱增,随之引发的争端不断上升,当前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制面临着新挑战。本文介绍了这些新挑战,进而讨论了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制的发展趋势,并提出中国在新形势下所应采取的对策。

裁判者信任困境与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制的信任塑造

以裁判者的信任困境为代表,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制的信任塑造难题由来已久。从国内法院法官到国际投资仲裁员,裁判者依然面临独立性、代表性以及专业性方面的质疑,并形成了有关仲裁员行为规范、利益冲突规则、遴选机制完善,裁判者任命机制变革,以及裁判者裁判权与东道国规制权关系协调的不同改革路径。这些改革是国际投资治理范式转变的一部分,背后是国际投资治理的控制之争。虽然在中欧双边层面,我国对欧盟投资法庭模式具备让步的空间,但在多边和更广泛的双边层面,我国应采取平衡化的立场,警惕裁判者任命权转移可能带来的过度政治化风险,在裁判权与规制权的协调中防止规制权被滥用,并可以考虑采用独立第三方机构主导的强制仲裁员名册制度以及上诉机构成员选任机制。

“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中亚区域性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制的构建策略

当前中国与中亚区域内的投资争端解决机制主要有WTO争端解决机制、国际仲裁机制和双边投资协定确立的争端解决机制,这些机制均存在着适用范围的局限性,难以成为区域内普遍性的投资争端解决机制。中国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发起国,与中亚各国具备建立区域范围投资争端解决机制的现实条件。因此,在构建中国-中亚区域性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制过程中,要注重替代性争端解决机制的适用性,对东道国国内司法管辖及穷尽当地救济原则进行抑制,并确立区域内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构的管辖权冲突。

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制比较研究

随着国际投资的大量发展,国际投资争议的问题越来越多地出现,传统的方法难以解决,解决国际投资争端中心(ICSID)虽然是国际社会建立的一个专门解决国际投资争议的国际机构,但由于其对争议无强制管辖权,争议解决程序无时限和涉及国家当事人的裁决往往因国家主权豁免而得不到有效执行等缺陷,导致了该机构没有有效发挥作为多边国际投资争议解决中心所应有的作用。随着国际投资的一些问题纳入WTO体系内,其所具有的强制管辖权、确定的程序时限和有效的裁决执行方法等特点必将对多边国际投资争议机制产生巨大的影响。

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制的比较分析

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制自《解决国家与他国国民之间投资争议公约》至《多边投资担保机构公约》再至WTO争端解决机制的确立,其呈现为递进式发展的特点,本文主要就其所产生的法律效应进行比较分析。

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制的发展与完善:美国经验与中国选择

投资者—东道国争端解决机制以商事仲裁为蓝本,为外国投资者提供了将东道国政府诉诸国际仲裁庭的可能。相较于传统的政治解决方式和司法解决方式,国际投资促裁机制具有明显优势。正在成为双向投资大国的中国应及时对ISDS机制改革做出中国方案。

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制的新发展及我国的应对

随着国际投资行为日益频繁,国际投资争端也逐年呈上升趋势。为了促进投资的自由化,妥善解决国际投资中出现的各种争端,各种全球性、区域性或双边投资争端解决机制不断涌现,这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了部分国际投资争端,促进了国际资本的自由流动。

“一带一路”倡议下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制的重构分析

新时期,我国提出了"一带一路"的倡议,"一带一路"合作框架的构建给我国和沿线国提供了一个高水平合作的平台,进一步实现"走出去"目标。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沿线国之间贸易往来更为广泛和深入,其争端解决机制必然会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目前的争端解决机制难以承担此责任,因此文章通过比较分析国际上现有的贸易争端解决机制,从法律的视角提出解决的基本思路,以探寻适用于"一带一路"现状的争端解决模式。

“一带一路”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制完善思考

随着我国“一带一路”倡议顺利推进,国际投资争端案件增多,建立一个成熟的争端解决机制,公正高效地解决投资争端,使得沿线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与东道国的公共利益得到公平保护,在现实和理论上都有重要意义。“一带一路”区域内经济发展水平多样化、政治形势复杂、法制不健全和当前逆全球化思潮发展使争议解决更具挑战性,文章对比分析其他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制的优点和缺陷,立足于沿线国家国情,提出应建立以调解为主的多元化解决机制,从合理性分析、构建思路与原则、具体制度设计上探索“一带一路”投资争端解决机制的构建,提出应在建立专门的争端解决中心、建立制度化调解机制、完善国际仲裁机制等方面,以及完善国内投资立法、提高政府及司法透明度和提高执结率等方面作出完善的努力。

“一带一路”倡议下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制构建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数量众多,涵盖的经贸范围广泛,但其中大多数为发展中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宗教方面有较大差异,尤其是法律制度的差异,因此导致在具体实践中,跨境投资极容易发生争议。因此,急需建立一个公正、透明的投资争端解决机制。本文通过列举国际上现行的ICSID争端解决机制,进行现状及存在的问题的分析,进而改革ICSID争端解决机制以解决目前发展中国家作为投资东道国与投资者之间发生的投资争端,并参照借鉴,构建“一带一路”投资争端解决机制,公正解决争端,保障争端主体双方的利益。

论“一带一路”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制的制度构建

随着"一带一路"的深入化发展,因经济、法律、政治等差异,"一带一路"国际投资争端越来越频繁,当下的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制已经满足不了"一带一路"国际投资的发展要求,思考专门用于"一带一路"国际投资争端的解决机制已经成为了当务之急。为适合"一带一路"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制的发展,中国应该从完善国内《外商投资法》和《仲裁法》两个方面来指导内国的投资活动;对外,应在其他沿线国家的共同合作下建立专门的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完善以磋商、调解为和平手段,以仲裁为主要法律手段的"一带一路"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制的制度构架。

论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制存在的问题及完善对策

随着当前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国际投资的迅速发展需要一套行之有效的争端解决机制与之匹配。现有的WTO、NAFTA、ICSID以及尚未实施的MAI等均提供了一些国际投资证券解决的途径,但是从世界范围看,仍缺乏一个全面的、多边的投资争端解决机制。基于此,本文首先分析了当前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制所存在的主要问题,接着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相应的完善对策。

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制的比较研究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资本在国际市场内流动配置的速度不断提高，基于国际投资产生的纠纷也越来越多。深入研究不同的投资争端解决机制的特点与优缺点，吸取国际投资争端解决实践中的经验与教训，对维护我国个人与国家的利益，促进国内资本参与国际市场的竞争有重要的意义。同时，上海自贸区的建立，使得我国的对外开放水平发展到了一个全新的层次，我们应该结合自贸区的特殊制度设计，探索如何建立适应自贸区要求的投资争端解决机制。

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制的新发展

国际投资争端的发展问题是当前国际发展政策制定中的热点议题,其解决机制应遵守简明、适时、有效等原则,常见的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制有ICSID、WTO、MAI、NAFTA等机制。文章以现存各种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制为出发点,阐述了ISDS争端解决机制,并提出建议,以期可以构建出理想的仲裁上诉机制。

“一带一路”倡议下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制研究

“一带一路”倡议已经与沿线国家和地区发展战略实现对接,我国投资者对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的建设投资逐渐增多,同时,投资争端也随之增多。目前,“一带一路”国家能够选择提交的投资争端机构主要有ICSID和UNCITRAL,但是,这些现存的投资争端解决机制存在程序透明度严重缺失、仲裁裁决缺乏一致性、仲裁和赔偿费用高昂等问题,导致没有一个有效的投资争端解决机制能够平衡投资者与东道国之间的利益。因此,建立一个能够解决“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需求的投资争端解决中心很有必要,具体可由亚投行设立该中心,并呼吁沿线国家签订由我国主导的国际公约;在构建该中心时,应结合被誉为“东方瑰宝”的调解制度,打造一个以调解为核心的中国特色多元化争端解决机制。

“一带一路”框架下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制构建的思考

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不断深化与推进,沿线国家间经贸往来日益深入与密切。由于国家间的文化、现行法律制度以及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存在巨大差异,现有的国际经济争端解决机制无法完全适应“一带一路”新格局的发展。本文通过对比分析现有国际社会中具代表性的区域性及全球性的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制的不足,探索构建“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的投资争端解决机制的具体设想。

浅析欧盟常设投资法院的上诉机制——兼论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制的冲突与协调

欧盟常设投资法院在程序法上最大的特色在于其规定的常设初审与上诉机制及对于两级法官不同的资质要求,这一不同的资质要求对欧盟常设投资法院体系反而造成了阻碍。一方面,常设两级仲裁本质上对于仲裁人员资质的高要求与规定的资质要求互相矛盾;另一方面,上诉与初审的高低搭配使得聘用费用的支付在现实中存在不公平与消极支付的风险。有效、公平解决国际投资争端才是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制的本位价值,在这一价值本位指导下,投资者与国家间争端解决机制应当朝着更为协调与灵活的方向上发展。

论“一带一路”背景下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制的构建

随着近年来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入发展,各国的经济往来日益密切,其中国际投资更是成为其中的重要一环。然而,伴随国际投资而产生的争议也越来越多,以"一带一路"为例,中国与沿线国家的经贸往来更加密切与深入,投资领域在迸发活力的同时,在投资过程中产生的争端数量也不容忽视。沿线各国政治体制、法律制度存在巨大差异,经济发展程度也参差不齐,现有的国际经济争端解决机制无法妥善、及时处理所有问题,导致投资存在较大风险,不利于沿线各国合作的进一步推进。因此构建专属于"一带一路"战略的投资争端解决机制迫在眉睫。本文中,笔者通过对比分析当今世界最具代表性的几大经济争端解决机制,从中吸取有利经验,结合"一带一路"战略中面临的具体问题与需求,对构建"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的投资争端解决机制提出建议,并对我国如何与"一带一路"投资争端解决机制作出设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