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投资仲裁中紧急仲裁制度适用:实证检视与完善路径

近年来,随着国际投资活动的兴起,投资仲裁制度得到了迅速发展,紧急仲裁规则旨在弥合争端发生和提交法庭之间的时间差,确保临时措施得以执行,同时保障紧急仲裁员的独立地位,尽量减少司法机构的干预。然而,紧急仲裁作为一种比较新的机制,在起步阶段也存在一些问题。投资条约纠纷中投资者越来越倾向于寻求紧急救济措施,因此紧急仲裁是否适用于投资条约纠纷值得重视。本文对紧急仲裁程序规则进行比较分析,并通过实证分析仲裁案例,为投资条约争端中的紧急仲裁提出完善路径。

国际投资仲裁使用先例的合法性分析

国际投资仲裁庭使用先例的合法性争议产生于传统国际法渊源的实证主义前提和国际投资争端解决实际要求之间的根本张力。国际投资仲裁庭普遍使用先例的实践在高度分散和临时的仲裁庭之间创造了一种非正式的对话。当一系列合理一致的裁决逐渐累加,且其对如何解释条约条款和国际习惯规则的说明具有说服力时,先例就获得了一种集体的规范权重,无论传统学说的教条如何,这种集体话语都具有其自身合法性,构成了国际投资争端解决可适用的独特规范资源,有利于稳固国际投资仲裁机制合法性,协调国际投资仲裁使用既判裁决与传统国际法渊源学说之间的矛盾与冲突。

国际投资仲裁确立先例的可行性分析

国际投资仲裁理论和实践没有国内法律体系下的先例概念,但晚近以来,国际投资仲裁庭对于既判裁决的使用具有普遍性,使用样态包括赋予既判裁决“说服力效力”“区分性效力”“辅助性效力”“规范性效力”等。国际投资仲裁“先例”概念正在形成与演化:一方面,附理由裁决和裁决公开奠定了在国际投资仲裁领域可以讨论先例的基础;另一方面,确立先例应建立在肯定国际投资仲裁庭具有发展国际投资法义务和追求裁决一致性目标的认知基础上。

涉印度国际投资仲裁裁决的执行问题研究

印度对国际投资仲裁的态度转向消极,拒绝主动执行国际投资仲裁裁决。胜诉的外国投资者无论是在印度还是在其他国家申请强制执行涉印度国际投资仲裁裁决均面临法律困境,鲜有成功。尤其是,印度不是《华盛顿公约》的缔约国,并在《纽约公约》中作了商事和互惠保留,且相关双边投资协定对国际投资仲裁裁决执行的规定过于简单,国内法中关于国际投资仲裁裁决执行的规定缺失,以及外国投资者面临“揭开公司面纱”原则适用难度大和国家豁免问题,这些都成为涉印度国际投资仲裁裁决执行的主要法律障碍。随着中国投资者与印度投资争端的增多,诉诸国际投资仲裁将成为中国投资者的重要救济手段。为应对涉印度国际投资仲裁裁决执行难的问题,建议中国与印度协商签订新双边投资协定时明确投资争端属于商事争议,并增加国际投资仲裁裁决执行条款,同时强化磋商、调解在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的重要作用。

探究国际投资仲裁实践中条约选购问题及防范

条约选购无论是从投资者的实践,还是从国际仲裁案件的数量来看,都已成为现代投资领域不可忽视的一个问题。文章第一部分对于条约选购的概念进行了界定,并总结了条约选购问题形成原因和不利影响,这是探究条约选购问题的前提。第二部分通过梳理国际仲裁中的各类案例,整理了影响国际仲裁庭识别条约选购问题的三个标准,根据这三个标准分析了仲裁庭对于条约选购的态度,总结得到条约选购问题并不是非法行为,国际仲裁庭甚至天然地会倾向于保护投资者,更多地会给国家造成损失。由此引出第三部分,即国家能够减少因条约选购问题带来的损失的三种主要的限制方法,并对三种方法进行利弊分析,以期给未来国家的条约缔结实践提供一定的建议。

国际投资仲裁裁决的既判力研究

国际投资仲裁屡遭各方猛烈抨击的主要原因是投资仲裁庭对相同问题一再做出不一致的裁决。对此,学者们提出了包括引入上诉机制和建立裁决先例制度在内的建议,为确保裁决结果的一致性建言献策。但在某些情况下,适用既判力原则是确保仲裁裁决一致性的有效手段。关于既判力的适用标准,传统的“三重因素一致”标准在两大法系中得到广泛认可。文章立足国际投资仲裁裁决具有既判力的前提,同时对传统既判力的适用标准提出不同观点,最后结合具体案例分析了国际投资仲裁裁决既判力的实际问题,并找出了适当合理的解决办法。

国际投资仲裁中法庭之友制度的新发展

投资者与国家间的投资争端仲裁机制近几年来饱受缺乏合法性及透明度的指责,法庭之友的介入无疑是一剂良药。随着仲裁庭对法庭之友的接受度逐年增加,越来越多的法庭之友积极活跃在投资争端仲裁的舞台上,呈现一片欣欣向荣的发展趋势。由于缺乏统一标准,各仲裁庭就是否允许法庭之友参与仲裁及其参与的范围时作出的实践也大相径庭。当仲裁庭考量是否将法庭之友参与权从提交书面意见扩展到其他权利,主要考虑潜在的法庭之友是否对仲裁存在重大利益,次要的影响因素还有法庭之友的参与是否可以提高裁决质量,以及该贡献和更广泛的参与权的牵连关系。尽管扩大法庭之友的参与权面临一定风险,但它有助于兼顾传统的投资仲裁特色及提高其合法性,在两者间做出了恰当的平衡。

紧急仲裁员制度在国际投资仲裁中适用的困境与可行性研究

“紧急仲裁员”制度(Emergency Arbitrator (EA) procedure)在商事仲裁领域运用之后,逐渐使用到国际投资仲裁中,国际投资仲裁与国际商事仲裁在程序上具有相似之处,但又有自己的特殊性。由于国家的主权属性,该制度在国际投资仲裁中的适用效果有限。在一些案例中,东道国政府可能会拒绝执行,甚至在紧急仲裁程序中不参与答辩。因此,紧急仲裁员制度是否适用于国际投资仲裁存在争议。目前,主要的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ICSID的仲裁规则中尚未引入紧急仲裁员制度。因此,本文探讨该制度在国际投资仲裁中的可行性和困境。

比例原则在国际投资仲裁中的适用反思:场域边界与规范张力

比例原则广泛适用于国际投资仲裁实践,保护了外国投资者的权益,但这并不能否认其适用于国际投资仲裁存在理论薄弱、根基不稳的脆弱性。从合法性看,对源自国内行政法的比例原则,仲裁庭并未清晰阐明其在国际投资仲裁法律体系中的法源定位,国内法和国际法的场域边界造成该原则在国际投资仲裁中的适用存在合法性障碍。从合理性看,仲裁庭适用比例原则时参照了人权法院的判例,但因缺乏与人权法院等效的环境要素,导致规范效果难以契合投资仲裁的需求。针对比例原则在国际投资仲裁适用中面临的双重困境,东道国可以考虑在对外签订投资协定时明确规定比例原则的适用模式或引入相关利益优先条款。仲裁庭在适用比例原则裁判时则需要综合考量东道国的社会背景,避免过于主观的价值评判。

法庭之友制度在国际投资仲裁中的发展历程

投资者与国家间的投资争端仲裁机制近年来饱受缺乏合法性及透明度的指责,法庭之友的介入无疑是一剂良药。随着仲裁庭对法庭之友的接受度逐年增加,越来越多的法庭之友积极活跃在投资争端仲裁的舞台上,呈现一片欣欣向荣的发展趋势。由于缺乏这方面的统一标准,各仲裁庭就是否允许法庭之友参与仲裁及其参与的范围时做出的实践也大相径庭。本文统计了近年来法庭之友参与投资仲裁的案例,从中总结出法庭之友发展的新趋势,并就其参与带来的正面和负面影响做出评价,为仲裁庭在保持仲裁特性及提高透明度间如何获取平衡提供了一些意见。

国际投资仲裁中东道国环境类反请求的困境与出路

在国际投资仲裁中,投资者与国家间利益失衡的问题日益突出,东道国反请求作为平衡双方利益的重要途径备受关注,其中环境类反请求更具保护环境公共利益的价值,理应得到仲裁庭的审慎考虑。但这在实践中却难以实现,目前环境类反请求主要面临的困境在于:程序方面,受制于现有国际投资协定中的争端解决条款,此类反请求存在不被仲裁庭管辖、受理的难题;实体方面,因缺乏投资者环境保护义务的明确依据,仲裁庭难以认定投资者责任。随着国际社会对可持续发展和环境保护议题的日渐关切,参考新近国际投资协定及范本的改革,东道国可在争端解决条款中明确规定反请求制度,化解程序性难题。同时,东道国还应重视事关投资者规制的条款设计,为投资者环境保护义务提供法律依据,从而让东道国能在投资仲裁中以更直接的方式保护其环境公共利益,实现环境类反请求的价值。

论投资仲裁中的腐败问题——以World Duty Free v.Kenya案为例

近年来腐败抗辩已成为东道国挫败外国投资者的一种应诉策略。以World Duty Free v.Kenya案为例,当下投资仲裁庭往往基于合法性要求、“干净之手”原则及国际公共政策对涉腐投资采取零容忍的处理方式,忽视了东道国的反腐败义务,未能平衡争端双方就腐败行为应承担的责任。与此同时,近年来投资仲裁领域逐渐呈现出适用《国家责任条款草案》、主张腐败抗辩设置条件、倾向适用禁止反言原则来处理涉腐争端的趋势。中国需适应发展,积极将可持续发展理念纳入新一代的双边投资协定,主动参与国际经贸领域中的跨境反腐败,进一步完善跨境经营廉洁合规体系的建设。

危机与重构:投资者-东道国仲裁正当性——基于文本分析方法

2002年,查尔斯·布劳尔首次在国际投资争端解决领域使用了“正当性危机”这一概念。之后,这一单一内涵的正当性概念经席尔发展为了多维度的正当性概念。布劳尔和席尔认为,投资者-东道国仲裁虽有一定程度的“正当性危机”,但不足以成为放弃仲裁解决机制的理由。此外,还有丹尼尔·贝恩的“三分法”正当性概念、迈克尔·祖恩“两标准”正当性概念。对投资者-东道国仲裁正当性概念的重构从内部和外部两个视角完成,其分别包括:依据正当性、同意正当性、程序正当性、结果正当性和国际法价值正当性、宪法价值正当性、全球治理正当性。正确理解投资者-东道国仲裁正当性对于投资者-东道国争端解决改革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国际投资仲裁中的“法庭之友”参与问题研究

近年来,国际投资争议仲裁程序整体上出现透明度加强的趋势。越来越多的第三方要求以法庭之友身份参与国际投资仲裁。国际投资仲裁实践中已出现了相关案例认可法庭之友的参与,但是其参与程度仍非常有限,相关规则也远未正规化。尽管总体上法庭之友对于国际投资仲裁的参与已是大势所趋,目前对于法庭之友参与的利弊之辩依旧非常激烈。为统一实践中的不同做法,且在维护仲裁本质特点和满足公众正当期望之间保持适度平衡,应尽快改变目前缺乏正式规则而仅以仲裁庭自由裁量为主的局面,主要仲裁机构应率先创设一套细致的操作指引。

国际投资仲裁中国家反诉的适用困境及其化解

国家反诉是国际投资仲裁中的重要程序性机制,但在实际适用当中面临重大的制度性困境。绝大多数国家反诉被仲裁庭以缺乏管辖权或可受理性为由驳回,胜诉的案件屈指可数。研究发现,产生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现有的国际投资条约对国家反诉的管辖权、可受理性与诉因要件缺乏全面、具体的规制。从当前来看,化解国家反诉适用困境的根本出路如下:一是在国际投资条约中直接规定国家具有反诉权;二是在国际投资条约中明确国家反诉与投资者本诉须存在事实联系;三是在国际投资条约中设定具体的投资者义务。长远来看,构建体系化的国家反诉规则,不仅能够实现司法经济与司法协调之双重功能,还有助于推动投资者与国家之间的利益平衡。

法庭之友参与国际投资仲裁体制研究

法庭之友是英美法系中的一项重要制度。随着20世纪90年代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法庭之友制度越来越多地被世界非政府组织运用到国际贸易争端解决和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与法庭之友参与WTO争端解决机制不同,法庭之友参与国际投资仲裁获得了NAFTA仲裁庭和ICSID仲裁庭更多的支持。如何看待法庭之友参与国际投资仲裁体制,是广大发展中国家需要面对的重要课题。

国际投资仲裁中的紧急仲裁员制度:适用及困境

紧急仲裁员制度虽然在商事仲裁体制下运行良好,但是它在适用于国际投资仲裁时存在一定的功能障碍和制度缺陷。除了其固有的执行方面的缺陷外,现有的制度不能很好地平衡投资者利益与国家利益保护,也不能充分考虑投资仲裁案件的复杂程度。从长远角度看,紧急仲裁员程序能够弥补投资仲裁庭在处理紧急事项方面的不足,为投资者提供更全面的保护,它在国际投资仲裁下的适用具有一定的必要性。但是其适用需要作出一定调整,如要求其适用需要当事人明确同意,同时在时间设计等具体程序方面也要充分考虑投资仲裁案件的复杂性。

论国内法院对国际投资仲裁的司法审查制度

近年来国际社会发生多起国际投资仲裁被仲裁地国内法院撤销的案例,尤以尤科斯案最受关注。国际投资仲裁一方当事人是东道国政府,仲裁地国内法院审理以第三国政府为当事人的案件是否有违平等者间无管辖权原则,仲裁地国内法院以专设仲裁庭没有管辖权为由撤销裁决是否违背仲裁庭自裁管辖权原则,美国和欧盟就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制变革提出了不同主张,新一轮国际规则正在重构中。本文建议修订国内仲裁法以确立临时仲裁的法律地位,并将上海建设成世界级仲裁目的地。

中国国际投资仲裁年度观察(2023)

一、概述投资仲裁是指解决东道国与在其境内的外国投资者之间有关投资纠纷的仲裁,也是解决投资者与东道国之间投资争端的主要方式。中国在国际投资治理中承担起大国责任的同时也获得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在国际投资协定的缔结和谈判方面均取得了重要进展,国内立法也日趋完善。由于外国投资者针对中国政府提起及中国投资者对外国政府提起的投资仲裁案件不断增多.

国际投资仲裁中管辖权阶段的证明问题

在国际投资仲裁的管辖权阶段,申请人应当就管辖权要件事实和实体主张承担举证责任,被申请人在管辖权异议中提出肯定性抗辩的,也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在有些案件中,肯定性抗辩以外的证明责任实际上被错误分配给了被申请人。此外,关于被申请人承担的举证责任,主张不应区分积极抗辩和单纯否定的观点也不能成立。国际法院在渔业管辖权案中提出“双方均无须承担管辖权的举证责任”,这一立场在国际投资仲裁中缺乏合理性和实践基础。在管辖权阶段,对于实体问题的证明标准符合初步证据标准即可,但不宜简单地假定申请人主张的事实为真实,而管辖权要件事实的证明原则上需要达到清晰而令人信服。在多起涉华投资仲裁中,管辖权的证明问题成为焦点问题,值得总结和反思。投资协定条款及其解释对于管辖权的证明至关重要,在可能的情况下投资协定应当明确措辞。争端方应当注意在管辖权证明方面存在理论分歧,在实践中应熟练援引支持本方立场的理论、相关案例以及裁判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