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全球治理中的国际投资机制构成、发展及对中国的影响

本文首先探讨国际投资机制的概念和构成,着重分析了双边、区域性、全球性投资安排和有关国家内部的外资审查制度。其后,本文结合相应的历史背景,简要回顾了国际投资机制在萌芽、成型、高速发展和调整四个时期的演变轨迹和时代特征。随后,本文考察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国际投资机制的影响,并展望了美国主导下的国际投资机制与原则的发展趋势。最后,本文转向讨论中国与国际投资机制的互动,并以最近推出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为例,分析国际投资机制对中国的影响以及中国相应的政策选择和发展战略。

新自由主义国际投资机制初探——以国际机制理论为视角

以双边投资条约网络和ICSID 公约仲裁为基础的国际投资法,其意义不再局限于个别条约及其在特定缔约国之间的适用,而是具有更广泛的规范意义和事实效应。在揭示双边投资条约的整体效应时,传统实证主义法学的习惯国际法论证思路遇到了诸多挑战,迄今并未形成普遍共识。国际关系理论的机制概念为理解国际投资法的整体效应提供了有用的分析工具。根据国际机制理论,双边投资条约网络体现了具有共享性信念的规范性共识,产生了具有多边化效果的模式化行为,从而形成了一套调整外国直接投资领域国家行为的原则、规范、规则和决策机制。目前的国际投资机制以新自由主义为其主要原则,以保护外国直接投资的待遇标准为其主要规范,已经构成了一个双边构造、私人执行和仲裁驱动的独特的国际机制。

国际投资仲裁机制变革与中国对策研究

近年来,作为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制核心的国际投资仲裁机制(ISDS)面临着重大变革,国际社会由此形成了改革派主张、改良派主张、拒斥派主张等数种变革方案。随着双向投资大国地位的形成以及涉华案例的增多,中国有必要重新对ISDS机制进行选择。针对现行ISDS机制中存在的弊端及已有变革方案的不足,结合中国在ISDS机制变革中的特殊利益诉求,应当从改良ISDS机制本身、升级ISDS机制所根植的IIAs内容以及完善其他配套机制等方面对ISDS机制提出中国范式,推进甚至引领新一代ISDS机制乃至国际投资规则的建构。

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制改革的多元模式与中国选择

在传统投资仲裁面临合法性危机的背景下,有关国家、政府间国际组织、专家和学者正在积极推动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制改革。目前,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制改革实践和建议呈现出多元模式,主要包括投资仲裁完善模式、投资仲裁加上诉机构模式、常设投资法院模式、常设投资法院加上诉机构模式、东道国当地救济加国家间争端解决模式,并辅之以调解、争端预防等灵活方式。以实体维度的独立、问责、公正,程序维度的透明度、一致性以及裁判官的独立性和公正性、效率等各项政策目标组合而形成的分析框架评估,这五种基本模式各有利弊得失。在“一带一路”背景下,立足中国作为资本输入输出双向投资大国的身份和利益,结合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制改革的发展趋势,中国应分短期、中期和长期三个步骤,渐进务实地选择投资仲裁完善模式、“一带一路”投资仲裁加上诉机构模式、多边常设投资法院加上诉机构模式。

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制新趋势及中国的对策

当前国际投资迅猛发展,国际投资争端发生频繁,争端的有效解决成为目前国际投资领域所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虽然当前的各类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制为投资争端的良好解决提供了较好的途径,但随着投资领域的发展,投资协议的迅猛增加,且各协议间缺乏协调,这给投资争端的解决带来极大的挑战,因此,构建统一的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制是时代发展的趋势。

国际投资仲裁机制的民主危机及应对

国际投资仲裁机制在处理与公共利益有关的投资争端时,由于公共参与和责任性原则等核心民主原则的缺失,以及仲裁庭对公共利益的漠视态度,导致了国际投资仲裁机制的民主危机。应对这种危机,应从程序和实体两方面对国际投资仲裁机制进行改进。

论国际投资争端仲裁机制对东道国公共健康保护权力的挑战

NAFTA第11章允许外国投资者直接提起对东道国的仲裁请求,使得投资者的权利得以有效保证。然而,当外国投资者为这些前所未有的广泛权利欢呼雀跃之时,有不少学者已经在担忧这样一个“投资者-国家”争端仲裁机制将给东道国主权带来怎样的消极影响,特别是在东道国维护公共健康利益的领域,主权权力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随着越来越多损害赔偿请求数额惊为天价的投资争端仲裁案件不断出现,这种忧虑在国际社会中悄然蔓延开来,社会公众要求本国政府在投资自由化浪潮中切实维护公共健康利益的呼声在不断高涨。

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制的新挑战及其重构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国际投资流量与日俱增,随之引发的争端不断上升,当前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制面临着新挑战。本文介绍了这些新挑战,进而讨论了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制的发展趋势,并提出中国在新形势下所应采取的对策。

法庭之友参与国际投资仲裁体制研究

法庭之友是英美法系中的一项重要制度。随着20世纪90年代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法庭之友制度越来越多地被世界非政府组织运用到国际贸易争端解决和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与法庭之友参与WTO争端解决机制不同,法庭之友参与国际投资仲裁获得了NAFTA仲裁庭和ICSID仲裁庭更多的支持。如何看待法庭之友参与国际投资仲裁体制,是广大发展中国家需要面对的重要课题。

NAFTA投资争端解决机制:实践、问题与建议

NAFTA实施十年来,已有32件“投资者诉国家”的投资争端。在实际案例的仲裁中,仲裁法庭对传统的概念有新的解释,同时,各仲裁法庭对一些实质性标准的解释互有矛盾。这反映了该机制存在的问题,应在程序、机构和条款解释等方面加以完善。

“一带一路”倡议下IIA投资仲裁机制的区域化改革前瞻

就国际投资协定(IIA)中解决投资者与东道国之间投资争端的国际投资仲裁机制面临的"正当性危机"而言,IIA的碎片化无疑是成因之一,而其多边化或区域化则有助于提升IIA条文解释的一致性和仲裁裁决的可预见性。欧盟正在推动IIA投资仲裁机制的多边化,并使其成为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的工作议题。我国和一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是该议题工作组的成员。以此为契机,我国应推动"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下IIA投资仲裁机制的区域化改革,寻求"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都能接受的改革模式。

国际投资争端仲裁研究的力作

自1979年7月1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中外合资企业法>以来,中国以吸收外国(外商)直接投资(FDI)为突破口,实施对外开放、对内改革的基本国策,已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

论国际投资仲裁中“投资符合东道国法律”条款的适用——以国家的“离开”与“回归”为视角

在《华盛顿公约》允许东道国法律在国际投资仲裁中适用的同时,ICSID仲裁庭却在“投资”定义问题的处理上,否定了“投资符合东道国法律”条款的适用。面对这一矛盾,正是国际投资法发展中对国家主权限制并推动国家“离开”理念的影响,使得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制不断去政治化。ICSID仲裁庭对东道国法律适用多持消极态度令其陷入受限的局面,“投资符合东道国法律”条款的适用也被彻底否定。随着逆全球化风潮再起,主权国家对国际投资仲裁利益失衡的批评越发强烈,以张扬国家主权为核心的国家“回归”趋势也越发明显。

“投资者–国家”争议解决机制改革趋势及中国方案

由于各国自在国际投资活动和争端解决中的利益诉求有所不同,以及当前“投资者–国家”争议解决机制逐渐显露的一些制度上的局限性,不同国家间在该争议解决机制改革方面产生了较为明显的分歧。当前“投资者–国家”争议解决机制改革的趋势主要有渐进性的投资仲裁改革模式、欧盟司法化的投资法庭模式两种改革类型。分析当前争议机制改革的趋势有助于中国构建多元化的投资争端解决机制,增强主动参与的能力与意识,更好地维护我国在国际投资领域的经济利益。本文通过探讨“投资者–国家”争议解决机制改革的主要原因,并对当前国际上主流的改革趋势进行深入分析,为我国在此趋势下提出建议和对策。

国际关系与法学双重视角下TikTok及微信等如何突破在美困境

“字节跳动”旗下移动产品TikTok遭到美国封杀,背后存在遏制中国崛起的战略原因、特朗普“美国优先”的个人原因、中美贸易失衡的经济原因、美国大选的政治原因、阻止中国公司“字节跳动”率先达到全球化等复杂因素与博弈。本文从国际关系与法学双重视角出发,探讨TikTok及微信突破在美困境的途径和中国政府、企业的应对策略,并从具体法律操作层面提出建议,进而提出新型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制的构建。

完善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化法治化便利化营商环境——以建立“一带一路”国际投资仲裁机制为例

国际投资仲裁的核心是对东道国政府行为的司法评价,这与通过优化政府行为改善营商环境的要求相一致。建立"一带一路"国际投资仲裁机制对推进"一带一路"实施的深化、完善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化法治化便利化营商环境均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现有的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制难以满足"一带一路"国际投资争端解决的需要,国际投资仲裁机制应成为"一带一路"规则性基础设施建设的新重点。应以亚投行为实体基础构建"一带一路"国际投资仲裁中心,并在组织和规则建设上保障其独立性。在仲裁规则上,应契合"一带一路"的属性设置开放、包容的仲裁管辖规则,并创设专职仲裁员和指定仲裁庭制度。应以提高东道国政府的履行意愿和能力、构建仲裁异议机制为核心,解决仲裁依据的选择、适用以及裁决执行等难题。应强化裁决一致性和透明度原则,并促进仲裁与磋商、调解、诉讼等多元化投资争端解决方式的衔接。

“双边vs多边”:国际投资法律机制双边构造的国际关系理论解释

与贸易、货币和汇率、发展援助领域的国际法律机制的多边化构造有所不同,外国投资保护领域的国际法律主要体现为双边化的构造。国际关系理论对于国际合作机制形式的边数选择尤其是'双边vs多边''双边主义vs多边主义'提供了比较丰富的因果解释,可以应用于国际投资法律机制的双边化构造的理论解释。现实主义、新自由制度主义、建构主义、自由主义、路径依赖演化理论分别对于国际投资法律机制的双边化构造提出了谈判权力、交易成本、正当性、国内偏好、路径依赖等各种不同的解释。目前,双边化仍然是国际投资法律机制的主要形式,但区域化正在兴起,而多边化仍然存在可能性。

“一带一路”倡议下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制构建探索

"一带一路"倡议最早在201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总书记访问中、南亚)被提出,该倡议极具划时代意义,得到了国际高度关注。"一带一路"所涉及的国家共计65个,沿线国家文化差异大,地缘冲突发生频率较高,故投资合作风险大。

欧盟国际投资规则的冲突与中国策略

欧盟的国际投资规则在内部存在着欧盟成员的双边投资协定与欧盟法律之间的规则冲突,在外部存在着非欧盟国家与欧盟及欧盟成员之间的投资规则冲突。形成这些投资规则冲突的原因是欧盟为实现欧盟法律的自治性与独立性,需要重构与欧盟成员和国际投资仲裁制度之间的法律关系。以《里斯本条约》为代表的欧盟法律没能很好地界定欧盟在国际投资领域的专属权能,也没能明晰欧盟法律与欧盟成员之间的双边投资协定的关系,从而加剧了欧盟的投资规则冲突。中国在与欧盟的双边投资协定谈判中,需要对欧盟的国际投资规则冲突有清楚地认识,才能更好地厘清将来的《中国—欧盟双边投资协定》与之前的"中国—欧盟成员双边投资协定"(1)的关系,也才能更好地从欧盟投资规则冲突的角度,认识欧盟提出的"国际投资法庭体系"。

论外汇转移条款的条约间冲突成因及解决

外汇转移条款产生条约冲突的原因在于外汇转移是国际贸易法、国际投资法和国际金融法三个领域一个共同的法律问题,因此它受到多领域多层次的国际法律规则的调整,这些规则相处交叉的点,便是条约冲突所在。国际法中解决条约冲突的理论主要有三种,即先法优先理论、后法优先理论和特别法优先理论。然而,这些方法并不足以解决国际投资法中外汇转移条款的条约冲突,更需要国家在拟定条约时对核心概念采纳现有的定义以避免缔约的冲突,并且国际投资仲裁中采取缔约国联合解释的方法限制仲裁庭的过于宽泛的解释权,进而避免解释的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