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国际投资协同治理体制研究

"一带一路"下的国际投资主体多元,要协调多元主体的利益,建立国际投资协同治理体制就成为必然选择。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者以及主导者,中国有责任和义务成为"一带一路"国际投资协同治理体制的顶层设计者,并引导和吸引广大发展中国家积极加入"带路"投资治理,同时对发达国家参与全球投资治理持开放包容的态度。"一带一路"国际投资协同治理体制应当与开放包容的倡议基本原则一致,充分考虑跨国政策网络的影响,谨慎面对发达国家逆全球化政策的影响,积极主动融入国际投资体制的变革中去。为此,"一带一路"国际投资协同治理体制的构建需要中国作为顶层设计者进行整体协调,进一步建设并且设立一批超主权的国际组织,保持与世界主要经济组织的密切联系,并建立一个全新的独立于政府组织之外的投资争议解决机构。

投资便利化的起源、发展与评估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社会就如何构建投资领域的多边规则进行了长久的尝试,但碍于综合性和特定领域规则的困境与局限性而不了了之。进入21世纪,投资治理体系碎片化和可持续发展目标加速国际投资体制改革,投资便利化作为规范东道国监管、降低投资者实际障碍的重要举措,在国家、区域和多边层面都被给予了高度重视。南北国家最终能否在投资便利化议题上达成共识,填补国际投资规则的系统性空白?笔者通过系统梳理投资便利化产生的背景与国际社会结构化讨论进程,基于投资便利化的基本原则与典型措施构建指标体系,评估全球投资便利化的发展现状。投资便利化是全球投资治理规则中最容易达成共识的部分,规避了以往多边投资规则的核心问题,仅强调在决策阶段增加政策透明度、执行阶段简化行政流程和多边联动以加强国际合作与能力建设,将南北国家在边境问题上的对立转换为准入后的监管合作。当前,全球投资便利化水平呈上升态势,但仍须加快指导原则向文本协定的过渡。

2015年全球经济治理学综述

全球治理的本质在于提供一种机制安排，以解决全球面临的各种问题。新的时代背景对全球治理理论和实践层面的研究提出了要求。本综述从以下五大方面勾勒了2015年全球经济治理研究的基本方向和主要观点：全球治理的理论与范式研究，国际货币金融治理，国际贸易投资治理，全球可持续发展治理，以及包括公司治理、互联网治理、全球劳工治理等在内的全球经济治理的其他重要领域等。本综述显示，全球治理研究正逐渐从一个单学科的范畴向跨学科范畴转变，并与经济学、政治学、管理学、甚至自然科学等学科日益交叉融合。

2016年全球经济治理学综述

2016年全球化进程出现波折,全球治理随之表现出如下趋势,如非正式治理机制快速发展,非国家主体作用日益突出,全球治理机制碎片化倾向日益严重。学者从不同角度研究了新兴经济体推动全球治理变革的影响因素以及可能走向,分析了发达经济体全球经济治理策略的调整。中国学者尤其关注全球治理与国家治理的互动关系,认为二者的协调互动有助于彼此共同完善。学者还研究了金融、贸易和投资、气候等领域的全球治理。总体看,全球治理研究应继续加强理论建设,同时丰富和深化已有的研究方法,提高解决全球问题的能力。

国际投资协定新动向及对中国的启示——以《巴西—印度投资合作和便利化协定》为样本

巴西和印度于2020年达成《投资合作和便利化协定》,主张以增进投资合作和便利化为目标,加强东道国国家规制权,重构东道国和投资者的权利义务,降低东道国提供投资保护的标准,提高投资者社会责任义务,采取投资预防和国家间仲裁方式处理投资者与东道国之间的投资争端。《投资合作和便利化协定》的创新规则突破了现有国际投资规则的框架和内容,在推动国际投资治理多元化的同时,加剧多边投资条约缔结的复杂性,与欧盟、美国主导的传统投资规则形成政策选择竞争的格局。中国作为双向投资大国,应当注重强化投资保护水平,优化投资争端解决机制;制订并发布体现中国立场的官方双边投资条约范本;发挥现有投资条约的网络优势,选择合适的缔约伙伴;采取双边更新现有投资协定硬法、多边推进国际投资软法的治理路径。

全球投资治理新路径--解读《G20全球投资政策指导原则》

2016年G20杭州峰会通过的《G20全球投资政策指导原则》是国际社会首次在多边机制内就全球投资规则达成共识。《指导原则》为各国投资政策的制定以及国际投资协定的谈判提供了政策指引。在全球投资体制缺失情况下,这无疑将有助于推动全球投资政策的协调与合作,建立一个更加开放、透明、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国际投资政策环境。《指导原则》确立的九大原则涵盖了国际投资体制的所有核心要素,为建立面向未来的全球投资体制框架奠定了重要的基础。作者结合其工作实践对《指导原则》的丰富内涵及深远意义进行了深入的解读,同时,创造性地提出了未来全球投资治理的新路径,即现行国际投资体制改革与分板块建立新的全球投资框架同步进行的"双轨渐进模式"。针对当前国际投资体制面临的三大挑战——国际投资协定体系日益碎片化、国家与投资者权利义务失衡以及可持续发展要素缺失问题,作者提议在《指导原则》的总体框架下,一方面推动新一轮国际投资体制改革,加强多边投资政策协调;另一方面不断积累共识,以分板块、分阶段的方式逐步建立全球多边投资体制。近期内,G20可着重推动《指导原则》在全球范围的落实与推广;尽快制定《G20投资便利化行动方案》;加强投资政策与产业政策的协调;就现有国际投资体制改革及建立多边投资体制的路径达成全球共识。

《G20全球投资政策指导原则》与全球投资治理——从“中国方案”到“中国范式”

2016年G20杭州峰会通过的《G20全球投资政策指导原则》是国际社会首次在多边机制下就全球投资规则的制订达成共识。在全球多边投资体制缺失的情况下,它的提出填补了国际经济治理的空白,是多边投资规制的历史性突破。《指导原则》提出的九项原则涵盖了国际投资体制的所有核心要素及板块(包括投资准入、投资保护及待遇、投资促进与便利化、投资争端解决机制),并纳入了新一代国际投资规则的核心要素,为改革现行国际投资协定体系提供了政策指引,也为构建一个更加平衡、更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全球投资体制提供了基本框架。中国应继续发挥自己独特的作用和影响,积极推动《指导原则》的落实与推广,确保未来国际投资体制朝着开放、透明、更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方向发展。一方面,中国可以"中国方案"在多边框架内积极推进现行国际投资协定体系改革及未来全球投资体制的构建,改善全球经济治理;另一方面,推进自己的外资管理体制及投资协定网络的改革,建立中国新一代投资体制,通过制度创新造就"中国范式",为未来全球投资体制的构建树立样板。通过创建和推广国际投资治理的"中国方案"和"中国范式",中国将在21世纪新一代国际投资体系建设中发挥引领作用,为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作出积极的贡献。

深化金砖国家投资合作:内部投资状况、制约因素与机制化建设

金砖国家经济表现抢眼,加强金砖国家合作对世界经济政治格局影响深远。金砖国家在国际投资中取得了长足进展,但内部相互投资却差强人意。投资合作机制化进程缓慢是制约相互投资的重要影响因素,构建金砖国家投资合作机制符合各国利益。金砖国家投资合作机制应以《G20全球投资指导原则》为基础,确立反对投资保护主义和坚守非歧视的原则,将包容性的投资便利化纳入合作框架,创新投资争端解决机制,遵循可持续发展原则,明确投资者社会责任,确定政府监管投资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