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政府组织与国际非政府组织关系:评析及思考

国际政府组织与国际非政府组织自国联时就建立了短暂的合作关系,虽然没有法律制度作支撑,但作用也很显著。自联合国宪章的第71条正式规定了与国际非政府组织建立咨商关系始,两种国际组织就开始建立广泛的密切联系。考察两者关系的性质,不能完全定位为合作的性质,其中也有国际政府组织对国际非政府组织的管制性质。这两种性质关系的建立,都发挥着非常重要的及不可替代的作用。

国际政府组织与全球治理

冷战结束以后 ,随着全球化的兴起 ,环境、人口、恐怖主义、毒品交易、疾病传播等原本属于“低级政治”领域的内容 ,日渐成为影响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因素。以民族国家为“单元”的治理在这些日益严重的全球问题面前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借助国际政府组织等在全球范围进行超越国界的全球治理就成为必然。但有效的全球治理需要国际组织在克服民主赤字 ,加强与其他行为体的合作 ,同时 ,还要谨防一些大国借助全球治理理论 ,侵犯别国主权 。

政府采购目标与原则研究——国际政府采购规则之比较

国际政府采购规则中最重要的规则是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有关货物、工程和服务的示范法(以下简称《示范法》),世界贸易组织的政府采购协议(以下简称《协议》),世界银行的国际复兴开发银行贷款和国际开发协会信贷采购指南(以下简称《指南》)和欧共体的一系列采购指令(以下简称《指令》)。本文首先对在政府采购制度中确立政府采购目标和原则的重要性进行分析,然后以上述四个国际政府采购规则之比较研究为基础,分析完善的政府采购制度应确立和促进的目标和原则。

从GPA到区域贸易协定看国际政府采购市场开放的协同效应

本文以CPTPP和RCEP为例,对区域贸易协定与GPA之间的协同效应加以透视和分析,有助于厘清国际政府采购市场格局的发展趋势,对于思考我国未来的开放战略与应对策略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政府采购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通常情况下会占到国家GDP的10%—15%,规模巨大,在一国经济中具有重要地位。国际政府采购市场在全球经济和贸易中所蕴藏的巨大潜能越来越受到各国和国际组织的关注,尽管争议较大,世界贸易组织(WTO)仍相当重视政府采购议题并专门通过一项诸边贸易协定。

冲突层级与国际非政府组织参与冲突调停的效力分析

冷战结束后,国内冲突逐步成为世界武装冲突的主要形式之一,而冲突调解是构建冲突国国内和平的关键一环。伴随着和平建构主题的多元性,国际非政府组织逐步成为当今时代各类冲突中活跃的调解主体。然而,国际非政府组织的调停实效始终备受争议。一方面,国际非政府组织宣称可凭借其在中立性、道义性上的优势对国内冲突进行有效调停;另一方面,强制能力的缺乏也使其难以在实施环节有所作为。因此,研究国际非政府组织在调停过程中的成功与失败,界定冲突层级,对于理解国际非政府组织的调解效力至关重要。不同层级的冲突顺应不同的冲突逻辑,不同的冲突逻辑则生发不同的冲突情境与格局。在底层冲突中,碎片化和多元主体并存的冲突格局更适合国际非政府组织的运作;而在顶层冲突中,其强制能力不足的缺点遭到放大。基于这一逻辑,在调解活动中与主权国家展开合作则有望强化其调解效力。通过对非洲和平进程展开的实证研究说明,评价国际非政府组织的调解效果特别是在非洲地区的调解效果需要考虑冲突层级等限定条件,并将其与多元主体的互动纳入考量范围。国际非政府组织在冲突调停中应与主权国家的调停体系进行密切配合,在维护国家主权与国际体系稳定的前提下,整合主权国家、国际非政府组织等多方治理行为体的作用,可有效地提升冲突调停的可能性。

友善还是敌对?--重新审视霍布斯对国际无政府状态的思考

对于自然状态是否可以代表霍布斯对国际关系的看法,当代学者们莫衷一是。国际关系中现实主义学派认为,霍布斯式的国际无政府状态仍是以战争为基调的自然状态。另有研究者认为,相比于自然状态下的个人,主权国家有着更高的防卫能力与和平相处的意愿,这使得国际无政府状态更趋于和平而非战争。但后者的观点忽视了非军事手段对主权国家的威胁;在非军事手段的相互威胁下,霍布斯式的国际无政府状态在本质上仍然是相互争斗的自然状态。

国际非政府组织参与BBNJ协定谈判研究

国际非政府组织主要通过四种方式在BBNJ协定谈判中提起案文建议,分别是国际非政府组织单独提起、国际非政府组织之间联合提起、国际非政府组织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缔约国联合提起和与政府间国际组织联合提起。在BBNJ协定谈判的不同阶段,国际非政府组织也表现出了不同的参与特征,并在其中扮演着“资助方”“宣传方”和“协调方”的角色。但国际非政府组织参与BBNJ协定谈判仍存在法律地位不明确、影响力有限、中立性不足等问题,需要得到进一步的解决。中国应当坚持包容、开放的立场,鼓励更多为全球海洋治理问题发声的国际非政府组织参与国际协定谈判。双方也可通过在谈判目标上达成理念共识、在观点表达上寻求共同立场、在案文确定上保持内容一致等方式在国际协定谈判中展开合作。

教育类国际非政府组织的组织结构与运行机制考察——基于五个教育类国际非政府组织的调研

基于5个教育类国际非政府组织的考察发现,教育类国际非政府组织的决策机构主要有全体大会、理事会或执行委员会、工作委员会或特别工作组三个层级。其中,全体大会通常为最高决策机构;议事规则为达到所规定的最低参会人数,投票表决,通常以简单多数为标准;执行委员会和秘书处是执行决策机构。制度互动和体制互动是教育类国际非政府组织运行及开展基本活动的范式。其中制度互动包括组织结构互动、政治性互动和功能性互动。体制互动包括制定各类教育标准,开展教育水平认证;畅通学术交流渠道和学术激励机制,构建学术共同体;强化学术对话,拓展学术共同体意识。因此,中国要发起或主导教育类国际非政府组织的路径是:推动中国教育话语的国际传播,深度参与或主导教育标准制定,鼓励高校成为发展教育类国际非政府组织的主力军,借力“一带一路”倡议实施推动开展教育类国际非政府组织的共建实践。

数字时代国际非政府组织的变革、挑战与应对

数字时代的国际非政府组织正在经历着一场深刻的变革。数字技术推动了国际非政府组织的活动领域向网络空间和心理空间双向拓展,改变了国际非政府组织与国家和用户之间,以及南北方非政府组织之间的权力关系,增强了国际非政府组织在筹款服务和倡导动员等方面的行动能力。但与此同时,“国际非政府组织+数字”也给国家主权的完整性和国内政治秩序的稳定性、公私领域数据的安全性以及国际非政府组织间的平等性带来了新挑战。为有效应对这些挑战,中国须加快涉外法治体系建设,将国际非政府组织境外涉华活动纳入法治轨道;加强国际非政府组织涉华数据行动规制,确保国家数据安全;强化技术赋能,提升中国社会组织的国际影响力。

国际非政府组织参与全球教育治理的价值取向和作用机制探究——以国际大学协会为例

全球教育治理涉及多元利益主体,其中国际非政府组织以其成员众多、机制灵活、影响广泛等特点而在参与和推动全球教育治理上发挥重要作用。作为高等教育领域的国际非政府组织,国际大学协会致力于成为高等教育机构的全球性代表并为全球高等教育机构提供全方位服务。该组织积极引领高等教育机构的可持续发展、国际化、领导力和数字化转型等事业的发展,通过数字式治理、规范式治理和认知式治理参与全球教育治理,呈现出人文主义与工具理性并存、大众需求与个性服务兼顾、静态控制与动态调整结合的特点。国际大学协会相关实践可为我国在构建“一带一路”或区域教育共同体,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理念参与全球教育治理方面提供有益借鉴。

一战后美国的“国际协会”与“国际联盟”之争

一战后,美国总统哈定曾公开宣称要用“国际协会”来替代威尔逊的“国际联盟”,一度引发了美国国内的热烈争论。这场“命名政治学”折射出当时美国政治精英在世界联合问题上的理念竞争与价值观分歧。从具体语境看,“联盟”相比“协会”具有更多卢梭式“国际政府”与“军事同盟”的含义,更少康德式“自由联合体”的理想成分;同时,它们还分别反映了排他性与包容性、强制与自由、司法与政治、低制度化与强制度化原则间的张力。尽管哈定的国际协会提议很快被遗忘,但它的短暂出现仍反映了美国在从地区霸权转为世界霸权过程中遇到的权力纠葛和身份困惑,并一定程度预示着美国二战后两条互相矛盾又互相补充的外交路线。

区块链问责:国际非政府组织的治理创新

当前,问责依然是国际非政府组织治理面临的重要难题。传统问责手段难以有效解决国际非政府组织资金不透明、披露虚假信息、利益相关者问责不平衡等一系列问题。在此背景下,以能够提升机制透明度、增加信任为重要特征的区块链技术成为国际非政府组织治理的可能方式。区块链在国际非政府组织治理中具有一定适用空间。它不仅契合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特点,还能弥补国家监管的缺陷,可以促进国际社会与国家之间的协调监管。区块链还具有一定技术优势,不仅能够加强国际非政府组织的财务透明度,还能增强相关报告和披露信息的可信度、可追溯性、可监督性,以及平衡各方问责需求。虽然区块链应用于国际非政府组织治理仍存在一些障碍,但从长期来看,其对于应对国际非政府组织的问责难题具有积极作用。

国际非政府组织参与全球海洋环境治理的问题审视与路径优化

全球海洋环境治理要求多元化主体参与。国际非政府组织作为全球海洋环境治理的重要主体,其参与全球海洋环境治理具有国际、区域和国家层面的治理依据,呈现出一定的治理特征,能够弥补全球海洋环境治理其他主体的不足,推动全球海洋环境机制的形成与发展并增强全球海洋环境治理的合法性与正当性。但国际非政府组织在参与全球海洋环境治理过程中面临治理法律依据薄弱、治理中立性不足、治理作用发挥受限等困境,需要以增强国际非政府组织参与全球海洋环境治理的法律依据、保持治理行为中立性、推动其与全球海洋环境治理多元主体间的合作等方式作为破解之道。中国应当重视国际非政府组织在全球海洋环境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与之发展长期合作伙伴关系,共建“海洋命运共同体”。

国际政府间组织对传统知识议题的态度以及中国的对策建议

传统知识是多个国际政府间组织的重要议题,各个组织开展了一系列讨论,形成了相关报告和决议,反映了不同的利益诉求,也表达了对于传统知识的不同见解和立场。在国际政府间组织中,以《生物多样性公约》为代表的国际组织关注环境与生物;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为代表的国际组织关注经济与贸易;以《土著人民权利宣言》为代表的国际组织关注社会和权利。结合我国在国际政府间组织中的已有承诺,以及丰富多样的传统知识等具体国情,建议我国需要更重视传统知识保护,并采取惠益分享的立法行动,制定以《名古屋议定书》为基础的传统知识保护制度和惠益分享制度,以期达成环境、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

国际条约与国际非政府组织的实证连结:评述与思考

既然国际非政府组织不具备国际法主体地位,从理论上讲,就不能直接享有及承担国际条约对国际法主体所设定的权利及义务。但从实证的角度不难发现,在众多的国际条约里或直接或间接地对国际非政府组织的权利和义务都予以设定。这种与国际法基本理论不符的现象一方面表明了国际非政府组织在国际法中的重要性,向外界传达了一条重要的信息:国际非政府组织寻求国际法主体地位的努力有一定的国际法律依据;但另一方面也表明了这种法律依据存在着其先天不足的缺陷。只有对国际非政府组织有比较清醒的认识并对其进行明确的法律定位之后,才能从根本上改变这种先天不足的局面。当然,这需要主权国家、国际政府组织及国际非政府组织的共同努力。

全球数字治理中的国际非政府组织及中国因应

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和数字产品服务的大规模应用推动了数字化时代的到来。私营部门和民间社会是最先实践数字化转型并敏锐感知数字化带来问题的群体,其中涌现出大量技术性组织、标准认证机构、产业联盟等主体,率先开始自下而上的治理实践。同时,企业、科研机构、消费者团体等多利益攸关方的加入,共同推动数字技术进步,推广数字产品和服务应用,促进消费者和公益保护,成为数字治理版图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

国际政府采购市场的开放与我国企业的比较优势

政府采购市场的开放是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必然趋势,中国当然也不例外。政府采购市场开放后,随着国外供应企业的大量涌入,对本国企业造成很大的压力,同时,政府之间采购市场的开放是对等的,本国采购市场向他国开放的同时,他国采购市场也向本国开放,这就为本国企业进入他国政府采购市场创造了条件。

古迹遗址资源保护中非政府组织的治理机制分析——以ICOMOS为例

当前,全球气候问题日益严峻,已经影响了古迹遗址的健康生存;社会经济发展对古迹遗址的保护也产生了负面影响,经济高速发展对古迹遗址造成不可逆转的破坏,经济较为落后的国家的遗址保护又有着资金不足、技术水平低等问题。除国家行为体外,国际非政府组织在全球遗址资源保护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本文将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COMOS)选取为案例对象,利用文献研究法与案例分析法,总结出其在治理的过程中构建了多层次施力、多主体关切和多角度关注的一套治理机制,但在现存机制也存在着资源投入不足、专业建议缺乏强制力、跨文化理解困难等不足,这主要涉及到国际非政府组织(NGO)内部理事会的治理机制以及外部独立性的问题。在内部完善以理事会为中心的内部治理结构,在外部强化更利于NGO的独立性建设的机制,可以缓解治理赤字,促进古迹遗址可持续发展。

政府采购制度研究之二:国际政府采购规则的形成及其特点

国际政府采购制度的形成是伴随着国际贸易一体化的进程而来的,但却落后于这一进程。1946年在起草关税与贸易总协定时,将政府采购的问题排除在外。由于国际贸易的发展,政府采购的规模越来越大,每年政府采购金额达数千亿美元,占国际贸易总额的10%以上。同时。

FTA与GPA在国际政府采购市场开放上的协同效应--以CPTPP与RCEP为例

在当前GPA扩围谈判进展缓慢和主要国家政府采购市场国际化有逆向发展趋势的背景下,以CPTPP和RCEP为代表的FTA越来越多地纳入了政府采购议题,与GPA形成了明显的协同效应,加速了国际政府采购协定的扩围,强化了GPA规则的渗透性与示范作用,推广了GPA的良好管理理念与原则,极大推动了政府采购规则的国际化及国际政府采购市场的开放度。中国应加快推动加入GPA的进程,在FTA框架下对政府采购市场开放进行更多的探索和尝试,重视国际软法在促进政府采购规则统一性中的作用,并完善国内立法,积极参与制定和引领相关国际规则,逐步确立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参与的规则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