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1989年国际救助公约》中文本若干译法的商榷

将《1989年的国际救助公约》中几个句子的中文文本与英文文本进行了对比,从汉语惯用法的角度,提出了中文文本的修正意见。

《1989年国际救助公约》

本公约缔约国认识到有必要通过协议制订关于救助作业的统一的国际规则,注意到一些重大发展,尤其是人们对保护环境的日益关心,证明有必要审查1910年9月23日在布鲁塞尔制订的《关于统一海上救助某些法律规定的公约》所确定的国际规则,认识到及时有效的救助作业,对处于危险中的船舶和其他财产的安全以及对环境保护能起重大的作用,

《1989年国际救助公约》简介

国际海事组织于1989年4月17日至28日在其总部—伦敦,召开制订《1989年国际救助公约》(以下简称“1989年公约”)的外交大会。67个国家和22个国际组织派代表或观察员出席了会议。我国代表团签署了会议的最后文件。“1989年公约”共分五章35条,相对“1910年公约”而言,作了较大的改动,其主要内容是: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我国加入《1989年国际救助公约》的决定

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1989年国际救助公约》,同时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根据《1989年国际救助公约》第30条第1款的规定,保留该条第1款(a)项、(b)项、(d)项不适用该公约的权利。

海难救助合同约定固定费率的法律适用——基于“加百利”轮海难救助纠纷案评述《1989年国际救助公约》的理解与适用问题

根据《维也纳条约法公约》善意解释公约的规则解释,《1989年国际救助公约》应当整体上适用于当事人约定采用固定费率的海难救助。鉴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九章海难救助是我国充分吸收借鉴《1989年国际救助公约》作出的规定,对《海商法》有关法条应当尽可能作出与公约一致的解释。该公约第13条第2款关于"救助报酬应由所有的船舶和其它财产利益方按其获救船舶和其它财产的价值比例进行支付"的规定明确限定该救助报酬为"按照第1款确定的报酬"(即依照该公约第13条第1款所列10项因素确定的救助报酬),故该公约第13条第2款不适用于当事人约定采用固定费率的海难救助的情形,该种救助下的报酬承担问题应当适用国内民事基本法律的有关规定。

中国加入《国际司法救助公约》可行性研究

1980年海牙《国际司法救助公约》是世界上第一部专门就国际司法救助事项作出规定的国际性条约,其扩大了国际司法救助的适用对象和范围,保障了外国公民的司法权。随着我国公民出国人数的持续增长,加入公约对我国具有现实必要性。根据公约的规定,国际司法救助可归纳为:缔约国的中央机关、转递机关、法院或其他负责机关对于符合条件的外国当事人给予诉讼及承认与执行判决阶段的法律援助,免费转递救助申请和免除认证文件,禁止因外国证人或专家到达缔约国出庭之前的行为进行逮捕和拘留,以及在免除担保、免除逮捕、获得记录和判决书等方面给予国民待遇,以保障其实现法律赋予的权益。对照《公约》和我国现行的法律援助制度,两者在原则上并无巨大的分歧。虽然我国加入《公约》并无实质性障碍,但我国应在统一国际司法救助的概念、衔接法律援助与司法救助的关系和保障国际司法救助的实施三方面进行改进。

论《救助公约》与《海商法》关系——以“加百利”轮海难救助案为切入点

《救助公约》和《海商法》能否适用于雇佣救助且其中何条款适用于雇佣救助一直是学理探讨的话题。在审理"加百轮"海难救助案时,最高人民法院明确雇佣救助可适用《海商法》和《救助公约》,但《海商法》第九章与《救助公约》中有关"救助报酬分摊"的规定只适用于"无效果,无报酬"海难救助,两者皆不适用于雇佣救助。因此,在无特别法的规定时,雇佣救助的报酬分摊问题应由合同法予以调整。《海商法》的拟定虽以《救助公约》为参考,但不能以此认定两者有关海难救助的规定皆保持一致,需分别对两者的条款进行分析。通过分析《海商法》和《救助公约》的相关条款后发现,两者就救助报酬分摊的规定有所不同。

履行国际公约义务 完善我国搜救机制

为降低海上运输风险,保证海上人命安全,我国目前迫切需要建立起规范高效的海上搜救机制。虽然我国已经于1985年加入《1979年国际海上搜寻救助公约》,但国内在海上搜救方面的法律尚属空白。同时,搜救中心权威性仍显不够,搜救力量分散,体制不顺,大大制约了搜救事业的发展。针对上述问题,建议尽快将1979年国际海上搜寻救助公约转化为国内立法,同时,整合目前比较分散的海上力量,借鉴美国海上警卫队的模式,统一我国的海上力量,建设统一领导、分级负责的海上搜救新体系。

水下文化遗产保护的国际法制——论有关水下文化遗产保护的三项多边条约的关系

随着全球沉船打捞热的升温,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也成了近些年来国际社会十分关注的一个问题。本文旨在分析与水下文化遗产相关的三项多边条约——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1989年《国际救助公约》和2001年《保护水下文化遗产公约》,并尝试厘清三者之间的关系。

国家主管机关海难救助报酬请求权

围绕《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192条国家主管机关海难救助报酬请求权的相关规定展开分析,比照海难救助国际先进立法经验,指出在当前法律制度下我国国家主管机关海难救助报酬请求权的实现存在的理论冲突和实践困难,并结合我国实际情况提出有针对性的立法建议。

论船长订立海难救助合同的权利

海难救助是海商法所特有的法律制度。海运实践中 ,海难救助是通过船长与被救助人订立海难救助合同来进行的。本文对船长代表货主订立海难救助合同的权利作了论述。

雇佣救助的法律地位探析

"雇佣救助"并非一个法律概念,却普遍存在于中国海商法的教材之中,但是这些书籍并没有对其展开深入的分析。最高人民法院在2016年审理的一例海难救助案件中对雇佣救助性质的理解引起了广泛的争议,该案也凸显了明晰雇佣救助法律定位的重要性。通过分析《1989年国际救助公约》《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的有关规定,最终得出雇佣救助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海难救助的结论。雇佣救助合同应该主要受到民事法律的调整。

试论国际海事立法的统一活动

一、国际统一海事立法的必要性海洋是连接各大洲和各国之间的天然纽带。自古以来,海洋就是国际贸易的通道;在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今天,就国际贸易货运量而言,仍有80%以上通过海上运输实现。随着国际贸易和国际海上运输的发展,各国贸易和海事立法日渐完善。但是,由于国际海上运输和远洋船舶的海事立法的国际性很强。

雇佣救助合同法律适用论辩——最高人民法院(2016)最高法民再61号民事判决之评释

对于雇佣救助合同的性质及法律适用,我国学理上存在较为明显的分歧。雇佣救助合同应当适用《1989年国际救助公约》及《海商法》第九章"海难救助"的相关规定。雇佣救助合同适用一般民事法律存在弊端,不仅忽视了雇佣救助合同的特殊性,也不足以调整雇佣救助合同,并且难以处理雇佣救助合同与其他海事法律制度的衔接。关于雇佣救助合同的救助款项,《海商法》第176、180条以及第183条的规定均可在特定条件下予以适用。尽管最高人民法院(2016)最高法民再61号民事判决与《海商法》修改并无直接联系,但该法修改时应对雇佣救助合同作出明确规定。各界应审慎看待本案。

对一宗海上拖航救助案的分析

一、基本案情1986年10月,某造船厂和海军某部队签订一海上拖航合同,合同中约定由海军方于1987年5月以前,将造船厂的6条废钢船从胜利油田五号桩拖至某造船厂。1986年12月5日合同双方均未对万吨级的废钢船“巴西利亚号”(以下称“巴”船)。

交通运输部南海救助局与阿昌格罗斯投资公司、香港安达欧森有限公司上海代表处海难救助合同纠纷案

【裁判摘要】海难救助合同的双方当事人明确约定，无论救助是否成功，投资公司均应支付报酬，且以救助船舶每马力小时和人工投入等作为计算报酬的标准。此种救助合同并非《1989年国际救助公约》和《海商法》规定的“无效果无报酬”的救助合同，而属雇佣救助合同。在《1989年国际救助公约》和《海商法》均允许当事人对救助报酬的确定另行约定，而又对雇佣救助合同没有具体规定的情况下，应适用《合同法》的相关规定确定当事人的权利义务。

国际视野内的中国海难救助立法

在全球范围内,《1910年统一海难援助和救助若干法律规定公约》(《1910年救助公约》)的产生,为统一各国的海难救助法律制度奠定了重要基础,《1989年国际救助公约》的通过则将海难救助立法提升到一个更高的水平中国作为《1989年国际救助公约》的缔约国,以该公约为蓝本构建了本国的救助制度.

加强涉外案例指导 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司法保障

'一带一路'倡议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国际合作宏观设想,建立健全国际商事争端解决机制,对于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妥善化解法律纠纷,保障'一带一路'建设行稳致远,意义重大。近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集中讨论通过了一批'一带一路'建设专题指导性案例,主要涉及国际货物买卖合同纠纷。

共同海损制度仍应保留但需简化

一、共同海损理算规则 1．“约克·安特卫普理算规则” 虽然起源于罗得海商法的共同海损原则被所有海洋国家采用，并在其法院得到遵行，但是，在实际理算中，不同的国家采用不同的规则，给从事海外贸易的各方造成极大的不方便。因此，迫切需要制定出一项国际规定来达到国际统一，从而导致了一系列国际会议的召开。

《1974年约克·安特卫普规则》的修改

1989年4月28日在外交大会上通过的《1989年国际救助公约》,对《1910年救助公约》作了许多原则性修改,其中涉及《1974年约克·安特卫普规则》的修改是该公约第13条和第14条关于救助人为防止或减轻环境污损的救助作业报酬和费用支出的规定。公约第13条第1款规定,为鼓励救助作业,在确定救助报酬时应考虑到:“(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