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屠杀之后的难民安置与救济工作——以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的工作为例

南京大屠杀之后，在日军的威逼下，南京难民收容所被迫关闭，难民们返回自己破败不堪的家园，苦．难如影相随。在这个时期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做了大量的难民安置与救济工作，为难民重返家园提供了诸多的保障，使得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南京难民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帮助。

安村三郎与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

日本基督教牧师安村三郎受日本外务省、日本军方的委托,于1938年12月前往南京。他一方面试图说服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的欧美人士理解日本的立场,一方面作为日方委员,为救济南京难民解决了一些难题。虽然,在身份上安村隶属于日本军方,赴南京工作也是为了执行军方的指令,不过他在一定程度上认可欧美人士的观点,并在道义上谴责日军的占领。安村尽管没有目睹过南京大屠杀,但却是日本基督教界为数不多的了解南京大屠杀情况的人。

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工作述论

南京大屠杀过后,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更名为"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安全区被迫解散。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延续了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工作,通过粮食救济、以工代赈、小额贷款、卫生服务与医疗救助等多种方式,为难民重返家园提供了一定的保障。

中国国际救济委员会第三年度报告书（1945年4月30日）

该报告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抗战时期的战时救济工作及社会各界各团体的捐赠情况，内容虽简，但对研究战时救济工作有一定参考价值。利用者还可参照本刊1994年第4期、1995年第3期公布的该会第一、二年度工作报告书。

民国社会赈救中的手工艺重整及设计探索——以中国国际救济委员会为中心

从晚清政府、北洋政府到国民政府时期,社会对手工艺的价值认识经历了由模糊到清晰的过程,官方在鼓励工商业的大前提下对探寻手工艺的出路做过不同程度的引导。但仍然未能从根本上解决手工业,尤其是乡村手工业粗陋、零散和脆弱的问题。民国后期日本全面侵华将民族推至生死存亡的边界,让国民政府无暇旁顾。危机之中,中国国际救济委员会试图通过发展手工业这种"建设性之救助"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在全面认识手工艺价值和困境的基础上,"国济"以合作制为原则、以切实的调查研究为手段,展开了工业化进程中以乡村社会振兴为目标的手工艺重整,并通过办刊和办会凝聚力量、扩大影响,探索手工艺设计的组织管理和传承创新,发起了一场颇具声势的手工艺运动。

1938年苏北惨灾与“苏北国际救济委员会”的慈善赈济活动——以扬州新发现之成静生赈灾新史料为中心的考察

1938年苏北接连遭受兵灾水灾,形成史无前例的空前灾难。面对灾难,成静生等人联合西方慈善人士成立"苏北国际救济委员会"展开救助,由于史料囿限,苏北惨灾状况及救济会如何展开赈济活动等情况,学术界一直语焉不详。最近扬州发现一批由"青溪旧屋"后人所保存的一批新史料,如成静生等人执笔的《苏北惨灾简报》、成静生致青溪旧屋后人刘葆儒的书信及电报(抄件)等,从而为深入认识、研究苏北惨灾、"苏北国际救济委员会"的运作,以及当时的社会赈济动员等情况,提供了第一手的资料。

方法、程序与管理:抗战前后手工艺运动中的设计探索

抗战前后,中国国际救济委员会手工艺组试图通过发展手工艺实施“建设性之救济”,以解决手工艺在内外交困中面临的问题,一场颇具声势的手工艺运动随即展开。在挽救和重整手工艺的活动中,通过探索手工艺产品的设计创新和组织管理,实施者逐渐明晰了对“设计”的认识,并一定程度上培育和推广了具有现代意义的设计方法、程序和管理方面的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