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UPOV公约的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进程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论述了以UPOV公约为核心的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的发展历程,重点回顾了UPOV公约的几次修订和近年的扩展趋势,及其与其它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相比较的优势,从而指出了以UPOV公约为核心的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的发展方向和趋势。最后结合我国实际情况,提出了确立UPOV公约的核心地位和积极、平缓过渡加入91文本的相关政策建议。

《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公约》有关育种者权利保护规定的变化及对我国的启示

本文比较分析了《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公约》1978年和 1991年文本关于育种者权利保护规定的变化及变化的原因 ,根据我国实际 ,对我国育种者权利保护提出了适当扩大保护范围和提高保护层次等建议 ,主要包括 :第一 ,将受保护的繁殖材料扩大到收获材料 ,同时强化“农民特权”的保护 ;第二 ,将生产权扩大到非商业目的的生产 ;第三 ,将品种权保护品种延伸到“依赖性派生品种” ;第四 ,与受保护的繁殖材料的商业活动应当扩大 ;第五 ,将品种权保护期限适当调整 ;第六 ,增加品种权用尽的内容。

UPOV公约框架下我国植物新品种权保护研究

UPOV公约是植物新品种保护的主要国际条约,其1991年版本在多个方面进行了重要创新,对我国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目前,我国尚存在植物新品种保护范围和力度相对有限、行政处罚罚款标准不完善以及权利限制规则不清晰等问题,为此,提出以下针对性发展建议。首先,可以完善植物新品种保护法律体系并增强其可实施性,以加大植物新品种保护力度。其次,从违法行为的多元维度全面考量罚款档次的设定,有效缩减执法人员的自由裁量空间,促进“类案同判”目标的实现。最后,优化植物新品种权的合理使用和强制许可规则,明确对实质性派生品种的合理使用规则以及在保持现有强制许可制度的基础上,适时引入开放许可制度,为植物新品种的商业化应用提供更加灵活多样的许可模式。

我国林业履行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公约进展

我国林业植物新品种保护履约工作进展快,压力大。目前,在参加、举办国际会议以及接待国外代表团和派出访问团等工作中已取得了一些经验。在植物新品种保护履约中,执法和测试技术需要加强。建议针对UPOV不同技术工作组组建国内相应的专家组,参与和承担UPOV测试指南的制定,进一步加强行政保护和司法保护。

加入《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公约》1991年文本对我国农业的影响

《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公约》(以下简称《公约》)已有1961年文本、1972年文本、1978年文本和1991年文本。目前,在52个《公约》成员国中执行1978年文本的29个,执行1991年文本的21个,执行1972年文本的2个。我国于1999年加入《公约》1978年文本。根据《公约》规定及从品种保护制度的建立与发展来看,不仅要求新申请加入《公约》的国家必须加入1991年文本,而且已经执行其他文本的成员国也要逐渐升为1991年文本。

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联盟茶树新品种特异性、一致性、稳定性测试指南的制订

植物新品种特异性(distinctness)、一致性(uniformity)和稳定性(stability)(简称DUS)测试是新品种保护的技术基础和授权的科学依据。DUS测试指南既是指导测试机构开展DUS测试工作的技术手册,同时还是审批机关审查新品种DUS的技术标准。茶树是原产中国的一种重要的木本经济植物。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联盟(UPOV)茶树新品种DUS测试指南是中国为UPOV制订的第一个DUS测试指南。本文详细地论述了UPOV茶树DUS测试指南的适用对象、测试性状的选择与确定、性状分级与标准品种的选用、茶树DUS判定标准,并提出了开展茶树新品种保护的设想。UPOV茶树DUS测试指南的制订对促进中国植物新品种保护事业的发展,提高中国在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领域的地位等均有积极意义。

中国农业植物新品种保护的国际比较研究

本文利用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联盟（UPOV）的统计资料，从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保护植物种属范围、品种权申请与授权量、审查测试的国际合作四个方面，对中国与UPOV其他成员之间进行了对比分析，查找了存在的差距，透视了国际发展动态。针对中国目前存在的主要差距，提出了加强制度和体系建设，加快实行品种权“走出去”和“引进来”战略，逐步开展审查测试技术国际合作等政策建议。

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的趋势及我国的对策

基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各自的利益诉求,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呈现出复杂的发展格局。一方面,发达国家借TR IPS协议极力推行主要强化商业育种者利益的UPOV公约;另一方面,一些发展中国家受CBD理念的影响,正积极寻求一个UPOV公约框架之外的更适合本国农业发展水平的植物新品种保护模式。面对新的国际形势,我国应立足国情,在适当汲取UPOV公约1991年文本精华的同时,借鉴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经验引入CBD理念,不断提高国内育种企业的自主研发能力,构建具有本国特色的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

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的变革趋势及中国的策略选择

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自产生以来就处于不断变革之中,本文通过考察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的产生与格局,分析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变革的动因并探讨其未来发展趋势,提出中国应对变革的策略选择。

UPOV公约下我国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分析

植物新品种保护是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和科技兴农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农业科技创新的重要原动力。为调动植物育种者的积极性,发达国家率先制订相关法律法规,形成各具特色的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总结了国际上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的主要形式,比较了专利保护与UPOV公约的区别。分析了我国植物新品种制度实施以来的成绩及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我国进一步完善植物新品种制度的建议。

《植物新品种保护公约》的历史过程、立法依据和现实影响

《植物新品种保护公约》是保护植物育种者权益的重要国际协定。它的产生既是生物科学技术发展和育种科技成果商业化的必然要求,也是国际育种业利益调整的现实选择。其主要的法律基础在于保护育种者的合法权益,推进育种业科技的可持续创新。《植物新品种保护公约》虽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但在保护育种者权益,协调育种者和用户之间的利益方面具有相当的可行性,而且在技术方面能有效地解决新品种认定的难题,因此是当前各缔约国默认的“有效制度”。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入《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公约(1978年文本)》的决定

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决定,加入《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公约(1978年文本)》。同时,声明如下: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另行通知之前,《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公约(1978年文本)》暂不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

UPOV公约下中国植物新品种法律保护的发展

UPOV公约作为植物新品种法律保护领域最核心的国际公约,构建了植物新品种法律保护的制度框架和基本内容,影响及作用巨大。从公约框架和国内法律制度的两个层面对中国植物新品种法律保护的最新发展进行了国际比较分析和国内现状分析,用数据揭示中国目前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问题。中国植物新品种国际发展迅速但力量仍然薄弱,国内发展在种类分布、省区分布以及申请者性质方面存在失衡现象。预测相应的发展趋势,中国应当在国内、双边及多边等层次中构建应对战略,占据未来主动。

瑞士通过植物新品种保护国际联盟的1991公约

2008年8月1日，瑞士政府向植物新品种保护国际联盟（UPOV）交存植物新品种保护国际联盟（UPOV）1991公约的通过书。

我国加入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公约

1997年3月,国务院发布了《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去年8月,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作出我国加入《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公约(1978年文本)》的决定,并于近日成为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联盟的第39个成员国。

加快推进国际互认 助推植物新品种保护事业迈上新台阶

现在世界各国都在加快推进变革,特别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孕育兴起。近年来,我国种业快速发展,整体实力加快提升,实现种业国际化,壮大民族种业,引导企业实施“走出去”,需要加强品种权保护;同时,随着我国品种权保护制度日趋完善,国外企业到我国申请品种保护的数量和种类不断增加。此外,要求中国加入1991文本的国际国内呼声日益加强。

我国加入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组织的前前后后

今年是我国加入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组织(以下简称UPOV)十周年。十年来,我国植物新品种保护工作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截至目前,我国共受理了6311项(其中林业574项,占9.0%)新品种申请,现已批准了6311项(其中林业239项,占3.8%)。其中受理了国外445项(其中林业172项,占38.7%)新品种申请,现已批准了101项(其中林业77项,占76.2%)新品种。我国已经成为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大家庭里的重要成员,并且和UPOV及世界上许多国家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回想起当初加入UPOV的前前后后,情景至今依旧历历在目。

中国植物新品种保护事业国际化发展研究

知识产权保护的国际化是自由贸易和经济全球化的重要保障。本文运用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联盟和农业农村部官方数据,研究中国植物新品种保护国际化发展进程,明晰我国在国际种业格局中所处的位置。研究发现:我国自1999年加入UPOV1978文本后,申请量快速增长,国际排名靠前。但是,我国非国民申请与授权数量低、在国外申请量少、保护属种范围较窄、国际测试合作不足等方面体现出我国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存在差距,需要从健全相关制度、增强国际化保护意识和加强国际合作等角度采取有效措施,以提升我国植物新品种保护的国际化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