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核能国际合作风险评价——基于动态因子分析法

基于核能发展需求风险、核能发展条件风险、贸易关系风险、社会稳定性风险、政治风险和经济风险构建了中国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核能国际合作风险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并运用动态因子分析法,探究了中国与101个“一带一路”共建国家核能国际合作风险水平,实现了横向空间差异和纵向动态趋势的全面测评。研究发现:政治风险和经济风险对核能国际合作的影响最大;核能国际合作风险的平均综合得分及排名结果表明,核能国际合作风险在不同“一带一路”共建国家之间存在差异,欧洲国家的核能国际合作风险整体较低,非洲国家的核能国际合作风险整体较高;根据核能国际合作风险动态得分,可将核能国际合作风险划分为上升组、下降组、先升后降组、先降后升组、波动组和平稳组,平稳组国家是中国开展核能国际合作的最佳选择。

核能外交的理论与实践——兼评俄罗斯的国际核能合作

在能源全球化和能源相互依存日益加深的背景下,解决能源可持续发展问题的必要性凸显。同时,由于核能所具有的地缘政治属性,当今许多国家的对外政策及其对外经济部门在核领域的能源外交活动日趋活跃。目前,在全球、区域、国家和企业等各级层面,围绕核能议题业已形成一个世界政治与外交的“治理中心”体系,双边与多边核能外交的体制和法律框架也逐步确立。以原子能集团公司为核心的俄罗斯核工业部门是俄经济发展最主要的创新驱动力,核大国地位也是俄罗斯在世界上享有特殊地缘战略地位的重要标志。近年来,俄罗斯核工业迅猛发展,在国际核能合作领域占有重要地位且竞争优势明显,对本国制造业的带动作用也十分显著。中俄核能合作是在和平利用原子能协议框架内进行的,并不断取得突破,对于助推中国核电“走出去”战略具有重要意义。

“后福岛时代”的核能国际组织①及其与中国的互动

日本福岛核泄漏事故之后在全球引发的核电安全恐慌虽然激发了强烈的反核民意,但人类将更大幅度地安全利用核能的大趋势仍然清楚明晰。面对安全隐患和技术风险恒常存在的"后福岛时代",核能国际组织在核应急联络和核事故评定、核安全标准完善及核电站定期抽查和同行评估、第四代核能系统研发和核燃料循环以及国际热核聚变研究等方面的作用最为凸显。于是,在严峻的能源安全形势下必须选择核电发展的中国,近年来明显加强了与核能国际组织的互动。在核安全监管与同行评议、最前沿的核技术研发、核能人才培养、地区核电安全与核电建设等领域与此类组织广泛合作,旨在更安全高效地保障中国核电事业的发展,进而确保中国可持续的能源供应安全。

俄罗斯核能政策:能源转型与国家能源主权视角下的战略选择

国际能源署于2020年9月发布报告称,在可持续发展情境下,保持低碳技术的多样化具有重要意义。核能是对风能、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电力系统的有益补充,可大大提高能源转型的成本效益和能源安全性,为全球能源转型作出重要贡献。对于拥有丰富油气资源的俄罗斯来说,为实现强国梦,就必须摆脱“资源陷阱”的尴尬境地,其核心要义在于不依赖于能源出口,即实现充分的能源主权,这成为关乎其生存与发展的必然抉择。在全球能源转型叠加低油价周期的负面影响下,俄罗斯政府意识到其能源发展模式必须由“原料型”向“创新型”转变,在此过程中核能发展被寄予厚望,认为积极进取的核政策将有助于实现充分的国家能源主权目标。基于本国核工业体系完整而强大的国际竞争力,近年来俄罗斯积极参与核能发展领域的双边和多边合作,并通过一系列外交活动促进和维护自身的经济与地缘政治利益。当前,中俄都具有推进能源转型、实现绿色发展和在重塑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中发挥更大作用的强烈意愿,中国在借鉴其经验做法的同时,应充分挖掘其中蕴含的机会,与俄方携手开拓第三方市场,推动建设公平公正、均衡普惠、开放共享的全球能源治理体系。

世界铀资源

据国际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核能机构(OECD/NEA)和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出版的2004年版第20期“红皮书”报道,截至2003年1月1日,全球已知常规铀资源(KCR)比2001年有明显的增加,<40美元/kg U的已知常规铀资源比2001年增加了21%,这主要是由于澳大利亚、加拿大、尼日尔和哈萨克斯坦四国低成本铀资源的增加;而尚未发现的铀资源(估算附加资源Ⅱ类+推测资源)总量为9794.000 t U,与2001年比较,下降了约2477000 t U,这是因中国和俄罗斯联邦该类资源减少所致。为了对比,附表列出了1997～2003年已知常规铀资源及变化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