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审判国际检察局的调查取证——以日军南京暴行为中心

1945年12月6日,国际检察局美国团队抵达东京,随即开始了法庭选址和起草《特别通告》《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程序规则》等前期工作,建立了调查处、文献处等机构,划分、确立了调查时段及重大事件。翌年,随着各国团队陆续抵达,成立了由11国检察官及若干核心成员组成的执行委员会,协助决策和协调起诉工作,并确立了文件收集、实地调查、审问或询问当事人的调查取证方法。国际检察局调查人员审问了参与进攻南京的日军高级指挥官,面谈了驻南京的日本外交官及去过南京的作家,翻译了德国外交文件,调取了美国驻南京大使馆的档案原件,并三次前往南京实地调查取证。通过上述机制和方法,调查者还原了日军占领南京的过程及随后发生的暴行。在不长的时间内与南京暴行有关的主要证人和证据被纳入调查视野并获得了相关的证据,这也奠定了南京大屠杀研究的基本史料和主要框架。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中国的调查取证

日本投降后，1946年1月，驻日盟军统帅部成立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以审判日本战犯。国际检察局作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起诉机关，负责对日本战犯的起诉和日本战争罪行的调查取证工作。在法庭正式开庭前后，国际检察局三次派员赴中国调查取证，在中方的配合下搜集了许多日本侵华及日军在华罪行的证据，并找到十多位重要的中外证人出庭作证。国际检察局在中国搜集到的证据和找到的证人，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日本战犯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国民政府之日军罪证调查问题再考察

日本侵略中国14年间,对中国人民犯下了无数惨绝人寰的暴行。1942年,同盟国开始筹设联合国战争罪行委员会,号召各国调查搜集德意日战争罪行证据,以备战后对战犯进行法律审判。中国国民政府成立敌人罪行调查委员会,对日军罪证进行调查,但因调查机构和调查方法存在弊端,调查成果不佳。二战结束后,国际检查局在中国检察处和国民政府相关机构配合下,赴中国调查取证,并确定了出席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作证的证人,为法庭对日本侵略中国的罪行和制造南京大屠杀等暴行的判决提供了重要证据。但因证据的缺失和美国对战犯的庇护,日军在中国广大地区犯下的暴行却没有得到惩处,从这个意义上看,东京审判是不完整的审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