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治理体系所面临的困境

在全球化不断深入的大背景下,世界各国的相互依存度更高,国际格局更加纷繁复杂,长期以来,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治理体系在国际肩负着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促进国际合作与交流的职责。随着时代大背景的演变,我们发现当今国际社会面临的一系列的全球问题持续性发酵,而这些国际组织和国际法发挥作用却受限制,国际间矛盾冲突不间断,世界广大人民和平稳定发展的愿望不得满足。本文以联合国、区域性国际组织和国际法的作用为例,分析当前国际治理体系所面临的困境,这正是从源头发现问题从而寻求和解之路。

“一带一路”完善国际治理体系

2007年以来的国际金融危机以及欧债危机更加暴露了国际货币体系当中美元特里芬难题注定无解。在对国际货币体系存在的问题进行文献梳理和综述分析的基础上,在以中国为代表的整个发展中国家经济体在全球的经济格局中超越发达国家整体水平之后,寻求解决和避免百年不遇的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在美元为单一货币的国际货币体系存在特里芬难题无解的背景下,"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一呼百应,人民币国际化成为大势所趋,从人民币国际化来谋求以国际货币体系为代表的国际治理体系变革的政策建议。

涉税国际治理体系回顾与展望——写在中国加入WTO十周年之际

本文回顾了中国加入WTO十年来涉税国际治理体系的发展变化,主要观点有三:一是WTO等多边性国际经济组织对税收问题的关注在持续;二是G20等国家间组织对税收问题的关注体现着国家利益的博弈;三是"国际税收对话机制"等国际税收组织的出现为涉税国际治理体系注入了新的活力。文章还对涉税国际治理体系在未来十年的走势进行了预测并提出了中国的应对之策。

“一带一路”机制化建设与包容性国际经济治理体系的构建——基于国际公共产品供给的视角

在当前国际公共产品供给严重不足或无法满足其个性化需求的背景下,"一带一路"倡议作为发展合作的新平台,向世界提供了更丰富的公共产品,为当前处于困境之中的国际经济治理注入新的动力,成为引领经济全球化走出困境的重要引擎。通过共同推动基础设施合作、经贸合作、开发合作等机制化建设,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一道积极探索构建国际公共产品供给的新机制,致力于完善国际公共产品供给体系。"一带一路"的机制化建设将引领包容性国际经济治理体系的构建与完善,实现对现有的全球治理机制的有效改革,推动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规范的出现,最终有利于推动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规则共同体与命运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

巧借国际动能配置全球资源——从70年国际治理体系演变看中国现代化提升

中国现代化建设离不开国际形势的变迁。70年来,中国在每一次国际体系变迁中均抓住了重大的战略发展机遇,从而取得了“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伟大飞跃,目前中国正在巧借全球化新阶段的动能,配置全球资源,向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而努力。

构建“一带一路”国际金融新治理体系的中国方案

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世界政治和经济格局深刻演变。一方面,世界格局向多极化方向发展,各国综合实力差异与日俱增,国际环境趋于错综复杂;另一方面,部分国家和地区失业率居高不下、债务屡破红线、基尼系数飙升等问题突出,引致民粹主义崛起,“逆全球化”抬头,世界不稳定因素持续聚积。现有国际金融治理结构已无法适应和满足全球各国,尤其是新兴经济体金融发展的需求。我国可发挥自身优势,在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下,构建“一带一路”国际金融新治理体系的中国方案,与“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和地区共同完善区域金融治理,抵御金融风险,有效支持经济发展,构建“一带一路”利益共同体,以实践人类命运共同体构想。

人工智能治理国际合作:现状、挑战与方向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迅猛发展和广泛应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成为当前科技发展的重要议题之一。从中国、美国、欧盟在人工智能领域的相关治理实践可以发现,治理主体和治理原则不断趋同,但立法进程和法律法规差异体现出不同治理理念。中美欧的治理实践表明,各国在达成更深层次的治理共识、构建国际合作治理体系和机制方面仍面临诸多挑战,包括对原则理解存在差异、监管力度强弱不一、人工智能概念碎片化、地缘竞争削弱合作意愿、安全威胁造成“囚徒困境”等。面对当前国际合作所面临的挑战:一是应秉持开放尊重心态,寻找共同价值基础;二是要坚持求同存异方针,推进分维度合作共建;三是需扩大交流对话领域,发挥社会组织积极作用,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迈向新阶段。

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认知前提与提升建议

对外开放的“引进来”和“走出去”分别有八大领域,各领域的开放及各领域内的开放有水平层次之分,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不仅要扩大开放领域、提升开放层次,还要提高各领域开放水平、优化开放结构。战略意义上的开放不等于策略意义上的开放,后者更需要高度理性和专业化的决策。高水平对外开放须正确把握和顺应开放的基本规律,并对本国和世界各国发展及国际形势的现状和走势有准确的认知。目前存在的一些认知和判断偏差,比如,高估中国经济增长率、实力及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地位和影响力,误判他国对外经济战略取向,对国际关系、国际秩序和国际治理体系的规律认识不够等,需要得到纠正。应加强国际问题和国别、区域研究,不能简单地以“中国思维”思考和解决国际问题,通过竞争机制培育真正意义上的智库或思想市场,加快培养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复合型人才,积极寻求与美国等主要国家建立长期稳定的战略合作关系,允许不同地区相机选择不同的开放策略、重点和节奏等。

中国国际话语权:演进逻辑、构建维度与现实挑战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中国构建国际话语权既迎来了自身综合国力不断提升和国际力量对比发生深刻变化的历史机遇,又面临西方话语霸权、西方话语陷阱以及提升国际传播能力的严峻挑战。中国必须在继承自身国际话语权演进逻辑的基础上,依据不断提升的实力,以维护国家利益为出发点,兼顾全人类共同利益,从制度性、道义性和科技性三个维度构建国际话语权,积极提供全球治理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努力提升国际公共产品的供应能力,与国际社会共同推动国际治理体系向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国际税收治理体系的演进:基于全球税收协定网络的形成

双边税收协定是协调国际税收合作、塑造国际税收治理体系最重要的政策工具。本文通过构建全球双边税收协定网络数据库,使用社会网络分析、回归分析及夏普利值分解等方法,从整体特征、内生演化机制和外部影响因素分析了全球税收协定网络的演进。研究发现:自1980年起,全球税收协定网络呈明显的“核心-边缘”结构,且该结构日趋稳固,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在核心区的占比有所提升;“强者愈强”的累积优势和“能者居上”的吸引力是不同时期驱动全球税收协定网络形成的重要内在机制;此外,全球税收协定网络的形成与各国的经济及地理特征相关,且经济特征的影响日益凸显。本文的发现对中国如何深度参与国际税收治理,提升话语权具有政策意义。

全球治理背景下的大国财政研究

在全球经济治理背景下,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中国梦与各国梦共同实现的愿景下,大国财政的建设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中国大国财政建设应服从和服务于国家崛起的总体战略,夯实财政硬实力,提升财政软实力。建设大国财政是中国面对外部新环境的重要战略选择,要树立大国理念和全球意识、安全意识;要把财经政策设计放在全球治理框架下统筹考虑;要立足国内治理能力的提升,构建完善的现代财政制度体系,根据制度演进的次序有效地推动现代财政制度建设,提升国家财政治理水平;要立足中国的发展和转型阶段,积极参与国际事务,承担大国国际责任,踊跃投身国际财经治理体系的构建,进一步扩大中国的影响力和话语权。

高度重视并切实加强国际环境谈判人才培养工作

改革开放,开启了中国深度融入国际社会的历史性进程。40多年来,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明显改善,整个国家的综合实力也有了显著提升。相应地,中国的国际影响力越来越大,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可以说,中国正以稳健的步伐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未来的中国,将会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期待和要求,“更加积极有为地参与国际事务,致力于推动完善国际治理体系,积极推动扩大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并“将更多提出中国方案、贡献中国智慧,为国际社会提供更多公共产品”。

全球治理背景下的大国财政研究

在全球经济治理背景下,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中国梦与各国梦共同实现的愿景下,大国财政的建设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中国大国财政建设应服从和服务于国家崛起的总体战略,夯实财政硬实力,提升财政软实力。建设大国财政是中国面对外部新环境的重要战略选择,要树立大国理念和全球意识、安全意识;要把财经政策设计放在全球治理框架下统筹考虑;要立足国内治理能力的提升,构建完善的现代财政制度体系,根据制度演进的次序有效地推动现代财政制度建设,提升国家财政治理水平;要立足中国的发展和转型阶段,积极参与国际事务,承担大国国际责任,踊跃投身国际财经治理体系的构建,进一步扩大中国的影响力和话语权。

中国企业的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国际税收治理体系重构下的中国经验

中国正在深度参与并积极引导国际税收治理体系的重构,其重要前提是理解中国企业利润转移和税基侵蚀的基本现状。在此背景下,本文基于1998—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对外直接投资企业名录,利用双重差分方法研究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企业利润转移的基本特征和具体渠道。研究发现,相对于在非避税地进行直接投资的企业,在避税天堂进行直接投资的企业,其母公司利润总额显著降低12%—14%,这说明企业在利用避税天堂进行利润转移,从而造成了中国的税基侵蚀。在具体渠道方面,本文发现税基侵蚀在出口企业中更加明显,并且企业在对避税天堂投资后显著降低了相应的出口价格,但并未提高企业的财务费用和负债水平,这可能说明中国企业的利润转移主要是通过"转让定价"而非"资本弱化"的渠道进行。本文结论对中国如何在维护自身利益的同时参与国际税收治理体系的构建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带一路”共建背景下国际税收治理体系建设研究

本文梳理了“一带一路”共建背景下国际税收治理体系建设与发展现状,从国际税收治理理念、参与主体、治理内容等维度,分析国际税收治理体系建设进程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提出“一带一路”共建背景下建设新型国际税收治理体系的对策建议。

逆全球化背景下国际经贸治理体系改革及我国的应对策略

逆全球化思潮对国际经贸治理体系带来了较大的影响,经济全球化进程受阻,以及国际经贸治理结构日渐扁平化。当前,国际经贸治理体系陷入了制度改革共识难以达成、多边贸易治理机制逆向转变、全球经贸利益分配不均以及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的困境。我国加入WTO以来,已经从最初被动的规则适应者转变为全球经贸治理的引领者。以此为基础,应通过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进国际经贸治理理念的转变,加强与国际经济组织合作,深化"一带一路"建设,参与国际经贸公共产品供给体系建设,提升我国参与的话语权,推进国际经贸治理机制变革。

中国制度话语权面临的挑战与构建路径

制度话语权是国家主权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国际影响力的重要指标,是中国式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不可或缺的国家主权安全的国之重器。把控制度话语权,讲好中国故事,是中国在步入世界舞台核心进程中增进国际社会认识度和认同感、更好地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的重要举措,然而,中国在提升制度话语权的过程中,仍然面临着西方敌对势力故意歪曲攻击中国社会主义国家政治制度、中国制度话语体系发展相对滞后等诸多问题。应全面提升中国制度话语权在世界话语体系地位,破除解读中国制度的西方话语霸权政治威胁,通过制度话语与日常生活场域深度融合等方式,提升中国制度话语魅力,科学选择中国制度话语传播表达路径,强化大国担当的战略投入,优化制度话语权的资源配置,以寻求构建中国制度话语权的有效路径。

世界大变局中的变与不变

当今世界处于大变局之中,国际政治理念发生了变化,但并非全面动摇;多极化进程虽有加速趋势,但以美国为核心的西方国家仍然是当今世界政治的主导性力量;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国际治理体系虽然受到冲击,但仍然有效;以几大国际经济机构为核心的世界经济治理体系虽然受到挑战,但仍然在行使最基本的治理职能。

观点速读

范恒山:新基建VS老基建,怎么建才是关键。在近期召开的“疫情冲击下的产业发展”专家网络座谈会上,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原副秘书长范恒山发表观点,他认为在统筹抗疫与发展阶段,推动经济恢复与发展需新老基建并重齐抓,要把扶助中小微企业发展放到突出重要的位置。“新老基建要并重共抓,在疫情冲击经济的环境下显得尤其重要。诚然,我们必须高度重视新基建的发展,因为它的发展不仅关系到国民经济的发展,而且涉及到抢占世界科技发展的制高点,后者又直接关系到国家在国际关系、国际治理体系等方面的地位和作用。”

国际金融研究的新方向

本文介绍了近年来国际金融研究内容所发生的变化,分析并指出国际金融领域中新的重点研究方向。本文认为,当前开展国际金融研究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