珞珈国际法学派的源流、特质与未来

中国国际法学发端、奠基于武汉大学。百余年来,武汉大学国际法学人始终引领中国国际法学的发展。周鲠生创立国际公法学、李浩培创立国际私法学,具有开山启林之功;韩德培创立大国际私法学,姚梅镇创立国际经济法学、国际投资法学,梁西创立国际组织法学,是改革开放时代中国深化国际法学科建设的代表;曾令良、黄进、余劲松分别主编《国际公法学》《国际私法学》《国际经济法学》三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教材,为构建21世纪中国自主国际法知识体系奠定了基础。近年来,武汉大学国际法学科因具有追求国际法治、注重体系构建、秉持公平正义、站稳国家立场、提炼中国实践的鲜明特质,被誉为珞珈国际法学派。在进军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中,珞珈国际法学派应勇担构建中国自主国际法知识体系的历史使命,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导,以构建具有理论吸引力、制度塑造力与实践公信力的国际法知识体系为目标,通过设置国际法一级学科,打破学科界限、践行问题导向、遵循“两个结合”、坚持“三个面向”,为中国国际法理论真正屹立于世界学术之林作出新贡献。

国际法话语权的构建:超越西方中心主义

主持人话语: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体系深刻调整,国际法话语权日益成为大国竞争的重要场域。中国的国际法话语权与中国目前的政治影响力和经济实力极不匹配。国际法话语权的不足是制约中国深度参与全球治理、构建国际事务领导力、全面推进国际法治的重要因素。国际法话语权的构建是个系统工程,不仅要积极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提出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而且还要注重国际法叙事的价值理念引领、政治议程设置、国际传播辐射、国家形象建设等综合因素。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要“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增强我国在国际法律事务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中国作为国际法治的坚定维护者和积极建设者,理当积极建设和提升国际法话语权,破除西方国家的国际法话语霸权,为国际社会的公平正义发声,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本专栏正是国际法学界回应如何有效提升中国国际法话语权的最新学术思考。

近代以来中国国际法学的演进及启示

近代以来国际法学虽在中国的发展经历了曲折的历程,但对中国在不同时期的国际事务处理都曾起到过积极作用,然而,由于特定时代的局限,中国的国际法学长期以来以学习者、诠释者身份出现的居多,中国本土产生有影响力的国际法思想或流派仍在进行中.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我们的国际法理论尚难满足国家在国际社会应对相关事务的需求,中国国际法学者面对诸多挑战.我们如何从美国二十世纪强大以来其对国际法翻译、引进后产生了美国本土国际法理论中得到启示,来形成体现中国价值观、含有中国元素而又易被多数国家接受的国际法理论,即中国自主国际法知识体系,是当下所有中国国际法学者共同面对的命题.

叙事、叙述与话语权:一个国际法的叙事学研究

叙事是重要的国际法权力实践。探讨国际法叙事的结构、逻辑、模式,有助于分析国际法的意义生成机制,进而揭示国际社会经由国际法的权力政治过程。国际法叙事是多元的,在规范文本、机构、学科、政治外交和社会多个不同层面并行展开并相互作用。国际法学科叙事是构建学科正当性的核心场域,也是学科神话不断被创造和再创造的场域。当代国际法叙事常常是建立在一个线性的、进步的、目的论主义历史观的基础之上。国际法叙事充满斗争,这既是世界秩序和愿景的斗争,也是全球治理领导权的斗争。国际法话语权既包括对国际法造法的影响力,也包括构建国际社会愿景、规则和秩序的领导力。提升国际法话语权需要注重国际法叙事的体系性,加强国际法叙事的传播,积极参与国际法叙事竞争。

中国国际法哲学的自主建构及其规范化进路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使国际法的法哲学建构成为国际法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发展的基本前提。自近代以来,以殖民体系和单向度全球化为背景,西方国家建构了非正义的国际规则体系,其引发的全球治理问题呼唤负责任大国积极引领国际法的理论和规范重构。为此,横向的范畴体系及其互动功能有利于通过社科法学的路径自主建构中国的国际法哲学。当代国际法的碎片化和开放性使主体论和价值论构成国际法基础理论形构的主导性范畴。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人类主体性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和谐价值观,推动了国际法主体论与价值论的互动,沿着秩序正义化和广义法律体系的逻辑形塑了国际法的宏观体系,也微观地促进了国际法原则和具体规则的规范建构。

基于“两性一度”的国际法课程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探析

传统国际法教学存在课程思政融入不深、教学内容和模式滞后、教学目标和考核方式单一等诸多“痛点”。2018年国家“金课”建设计划对国际法教学改革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方向。如何利用混合式教学模式,解决上述“痛点”问题,成为当前国际法教学改革的迫切任务。为此,建议基于“两性一度”“金课”建设标准,通过知识、能力、素质和价值的有机融合,重新定位国际法课程教学目标;通过丰富拓展教学内容和课程资源、优化知识结构,重构课程教学内容和体系;通过课前、课中、课后三阶段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分类采用LBL、BOPPPS、 PBL多种教学方式,创新性运用混合式教学模式;通过采用综合性评价方式、实行多样性课程成绩评定,建立全程多元的教学考核评价体系。

国际法课程论文写作中的学生能力培养

国际法课程论文写作对增强学生学科信息收集处理能力、信息归纳叙述能力,提高思维创新能力、知识应用能力具有重要意义。学生在“国际经济组织法”课程论文实践中存在选题不当、论述不达、规范不合、时间统筹不够等问题。文章提出激发学生对于国际法课程论文写作的兴趣、培养学生的国际法课程论文写作综合能力的建议。

南极微塑料污染防治的国际法挑战与应对

微塑料作为一种新污染物,已经给南极生态环境、人类健康和气候变化带来了极大的损害与威胁。南极条约体系、《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及其执行协定和其他专门性环境条约为防治南极微塑料污染提供了国际法依据。但目前,南极微塑料的污染防治仍面临针对性南极微塑料污染防治规范供给不足、条约在南极海域的适用存在重叠和争议、部分南极微塑料污染活动处于执法真空、南极微塑料污染责任制度存在缺陷等国际法挑战。为了应对南极微塑料的污染防治困境,应明确现有国际法规则的适用关系,注重发挥国际环境法基本原则的作用,在南极条约体系中完善并创新污染防治制度,在全球塑料公约框架下探索与构建有效防治机制。

迈向多元共治:现代国际法治理体系的构建逻辑

在国际形势迈向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以国家为中心的传统治理结构存在明显弊端,极易被“极化政治”所裹挟,导致国家间的二元对立,进而减损国际法的权威与效用,不利于维护大国之间有序的合作与竞争关系。从实践来看,不应以形式的二分法来僵化“国际法主体”这一概念,而应强调国际法中“对世义务”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内在契合,秉持公平公正的价值观念,提升国家治理效能。具体而言,要转变国际法治理结构合法性存在与有效性运作的政治理念,以多元共治的治理模式来构建国际法规则体系;要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根本价值导向,通过国际法秩序的“稳妥性重构”来实现国际法体系下多元行为主体的和谐共荣;要对国际法渊源效力层级制度体系进行反思性批判,维护国际法与国内法规则之间的复杂动态平衡,构建多元共治模式的国际法效力体系。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国际法内涵与时代价值

70年前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是国际关系史和国际法发展史上的重大创举。这五项原则作为新中国向国际社会贡献的首份公共产品具有丰富国际法内涵,不仅同《联合国宪章》宗旨原则高度契合,也极大丰富、发展了国际法基本原则,成为国际法基本原则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的重要组成。新形势下弘扬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中国一以贯之坚持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必然要求、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的应有之义,更是各国携手应对全球挑战的解题思路。应以70周年纪念为契机,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指导下,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促进文明包容互鉴、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法治化,同心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全球治理中气候环境资源面临的“公地悲剧”——基于国际法视角的对策分析

在全球治理深入开展的背景下,全球公域问题正逐渐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全球气候环境资源作为全球公域的一部分,也正面临着严重的“公地悲剧”。全球气候环境资源开发方面的相关法律制度缺失和国际社会主体责任与实践的不规范,导致气候变暖、碳排放量超标等一系列严重危及人类自身生存安全的环境问题频发。全球公域问题作为全球治理的一部分,也需要国际社会共同参与其中。在当前以国际法为规则秩序的国际框架下,可以从国际法制度规范层面、责任划分层面、主体实践层面进一步丰富完善国际法体系,为各国有效参与全球气候环境治理,提供多边协作平台和行为规范准则,同时也要正视国际法在解决全球气候环境资源所面临的“公地悲剧”问题中的成效有限性。

国际法视角下美国涉台法案实质与反制机制探析

台湾问题事关中国重大核心利益,一直是我们关注的重点,也是中美博弈的焦点。长期以来,美国通过涉台法案的形式为其干涉中国内政的行为披上合法的外衣,并不断试图拓展中国台湾所谓的“国际空间”,对台海局势、中美关系和国际秩序造成极为负面的影响。为反制美国这一行径,需以国际法为视角和切入点,对美国涉台法案的历史渊源、立法概况、法案实质及其背后所体现出的美国霸权主义干涉策略展开梳理,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法律手段,从而维护国家主权和以《联合国宪章》与联大2758号决议为代表的国际法秩序。

国家认同视域下“国际法”课程的思政功能与实现路径

国家认同教育与“国际法”课程思政建设的目标一致,培育国家认同意识是“国际法”课程思政的本质要求。目前,“国际法”课程思政建设仍存在整体建构缺乏全局性、课程思政设计缺乏吸引力和实效性、思政元素的运用缺乏深度与创新等问题。对此,“国际法”课程思政建设应从精准定位课程思政建设目标、开发课程思政建设途径、深挖课程思政元素、创新课程融合形式、提高教师思政能力等方面全方位推进课程思政教学改革,培育大学生的“国家认同意识”,从而坚定大学生的国家认同。

国际法强制性规范的识别问题研究

1969年《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的“姐妹条款”宣告了国际法中存在强制性规范,但此种规范的识别仍是一个未解难题。就国际法强制性规范的识别理论而言,主要存在着法律理想主义和法律实证主义的分歧,这可能导致识别结果的不可预期性和投机性。国际法强制性规范不仅是学术研究的兴趣点,也逐渐成为司法裁决的依据。在此背景下,国际法委员会将国际法强制性规范的编纂列入工作议程,并在其二读通过的结论草案中,最终为国际法强制性规范的识别确立了“累加双要素”标准。这种以“累加双要素”为基础的识别标准同样存在不足,特别是具有方法论缺陷、识别机构不明确等缺点,同时也体现了国际法的危机模式,需要予以重视。

中国国际法实践中的多边主义进路:基于“对外关系法”的扩展分析

为了澄清近来国际关系中有关多边主义话语的一些含混,有必要诉诸基于共识的规范标准。中国国际法实践的典型特色是秉承一种基于最大共识的多边主义,由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多边主义平台、国际法治三位一体结构构成。可以通过考察《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法》所反映的国际法基本原则的内容来查明这种多边主义进路的最大共识性。中国的多边主义国际法实践体现了合作国际法的精髓,在许多方面还丰富了国际法基本原则的内容。基于最大共识的多边主义国际法进路完全可以作为检验伪多边主义、选择性多边主义的标准,同时也有助于消解敌我观念,各种冲突的断层线也有望在伙伴关系、利益交汇点中得以弥合。

人工智能时代数字鸿沟的国际法破解路径

因人工智能的发展而扩张的数字鸿沟引发了诸多社会问题,给国际法规则带来了严峻挑战。人工智能的离心力、冲击力、扩张力,加快了数字鸿沟的生成速度,加深了数字鸿沟的生成深度,加大了数字鸿沟的生成跨度。弥合乃至消除数字鸿沟,需要加强国内国际法律衔接,强化国家对智能科技公司的治理;科学立法,完善人工智能数据监管政策;构建务实管用的国际治理体系,推动全球密切合作。

历史比较方法对国际法治的贡献——以梅因的《国际法》为中心

近年来,国际法治遭遇挑战,亟待国际法基础理论的发展。为此,历史比较方法在国际法学研究中得到广泛运用,有必要从国际法史的角度考察这一方法如何贡献国际法治。英国法学家亨利·梅因是历史比较法学先驱。19世纪末,世界秩序处在变革前夜,梅因运用特色的历史比较方法研究国际法,试图维护和推动国际法治。他的著作《国际法:休厄尔演讲》贯彻国际社会视野和宏观历史考察,指出国际法治是人类文明积淀的成就,应尊重和顺应国际法发展的自主性和规律性。同时,梅因立足自身的法律发展理论,注重在国际社会中发挥实际作用的“活法”,强调国际社会基础变化对国际法治的指引,并将维护法治、寻求共识视为比较方法的目标。梅因的国际法研究建立在国际法治的既有成果之上,也为日后国际法“英国学派”的成长奠定了基础。在国际法历史方法和比较方法复兴的今天,回顾梅因的研究,探索国际法的法律性与政治性、普遍性与差异性、自主性与开放性之间的关系,对发展国际法理论具有启发意义。

国际争端解决的司法中心主义祛魅与国际法话语

近三十多年来,国际裁判机构数量激增、管辖范围不断扩大,国际海洋法、国际刑法、国际贸易法等领域均设立了司法裁判机构,与此同时,区域性裁判机构也在不断兴起。有学者认为,国际裁判机构的勃兴预示着司法解决逐渐成为常态化的国际争端解决方式,是国际社会法治进程的积极信号。这是一种“以法律促和平”的国际法思想传统,体现了国际争端解决的司法中心主义立场。司法中心主义是现代实证国际法学的构成性要素,是否存在独立于国家主观意志之外的国际裁判机制是衡量国际法是否具备法律体系特征的重要标准,也是国际法发挥定纷止争功能的重要保障。然而,以渊源识别和规则适用为基础的司法中心主义将大量国际法论辩活动排除在分析范畴之外,不能有效回答国际法的有效性问题,也边缘化了争端避免和争端搁置等问题的重要性。从批判国际法和经验主义的路径出发,厘清司法中心主义背后的理论预设和价值选择的局限性,有助于洞察国际法话语的运行和生成机制,打开国际法研究的多面向视野,为多元化国际争端解决提供理论空间。

从自由主义国际法到威权主义国际法——美国意识形态国际法学说之批判

近年来,鉴于实力的相对下降,美国企图通过炮制“威权”与“民主”话语,召开“民主峰会”,增强意识形态在美国对外关系中的作用。美国国际法研究中出现的从自由主义国际法向威权主义国际法的发展体现与呼应了美国对外关系中意识形态的变迁。剖析自由主义国际法与威权主义国际法的前提性认识与论证过程存在的缺陷,揭示这些学说的政治实质,有助于批判、认识美国对外关系中的意识形态特征与实质。

对中国利用国际法保护海外利益的初步思考

在中国当前保护海外利益的政策工具箱里,国际法是必不可少的重要工具。体现中国国际法治倡导者和维护者形象、体现国际社会原则和共识、体现国际法应有之义等是利用国际法保护海外利益的理论逻辑。由于当前国际社会无法脱离强权政治的现实,复杂严峻的国际局势发展以及国际法本身存在短板等原因,中国在运用国际法保护海外利益时面对一系列的现实困境,但通过国际法手段保护海外利益仍是中国最正确的战略选择。在不断变化的国际局势之下,如何充分利用国际法治和国际法工具更加有效地保护和拓展中国的海外利益,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海外利益保护之路仍需付出更大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