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新世界”立法?——《国家权利与义务宣言》的国际法理论

关于“一战”前后美国对战后国际新秩序的构想,人们比较熟悉的是伍德罗·威尔逊的国际联盟方案;但对于当时美国一些国际法精英提出来的以国际法和国际司法为核心的国际秩序新构想,学术界以往关注比较少。19、20世纪之交的美国国际法学家詹姆斯·布朗·斯科特的两个代表性文本,展现了后一种思潮的核心主张:倡导以美国法律经验和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为模板,在国际社会确立基本的国际法原则和规则,建立国际法院,以此解决国家间的争端,实现国际社会的和平。然而,这种脱胎于“新世界”美洲大陆的国际法理论和国际秩序构想,实际上仍然笼罩在19世纪文明等级论的阴影之下,并且斯科特用以构建这套国际法理论的基础——他所阐述的“美国法律经验”,实际上也不符合美国法律史的实际。

论“数字弱势群体”权利保障的国家义务

全面数字化时代,如何充分保障“数字弱势群体”权利,是实现数字正义的重要内容。当下主流研究虽明确了通过法学范式保障“数字弱势群体”权利的正当性,但所采取的“权利进路”也因可操作性不足,制约了法律保障实效。我们需要结合国家保障民生的理论与实践,从国家在消除数字贫困、弥合数字鸿沟中的实际行动出发,完善“数字弱势群体”权利保障的国家义务。从理据来看,“数字弱势群体”权利保障的国家义务以其所享有的社会权为基础,目的在于通过国家义务设置,维护公民的多项社会权利。从内容来看,“数字弱势群体”权利保障的国家义务包括尊重、保护和给付三方面,且三方面又包含各自的具体要求。从实现来看,“数字弱势群体”权利保障的国家义务需要直面公民社会权的“非可诉性”难题,我们可以从扩大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和进行公益诉讼两方面,展开国家义务履行不能时的法律救济。

数据权利保障之国家义务及其实现

数据权利保障存在着明显的“重私法,轻公法”现象。在宪法层面上,数据权利保障应以国家义务为根本依托。数据权利的国家义务体系是由尊重义务、保护义务、给付义务所组成的递进式结构,其内容分别对应着预防国家侵犯数据权利、排除第三人侵犯数据权利以及数据权利实现的国家给付性救济三个层次。为了确保国家积极履行对数据权利的保障义务,既要建立起国家保障数据权利的内部纠错审查机制,也要发挥公众对国家保障数据权利的外部监督效能,还要不断强化国家保障数据权利的司法救济力度,从而形成多元化的国家义务履行监督机制。

智能机器人的主体地位、权利、责任和义务问题

智能机器人在智能方面的快速增长,特别是其自主性行为蕴藏着巨大的不确定性和风险。它直接动摇了人类的唯一主体地位,人机之间已经在一定领域展开了或明或暗的主体之争,以及治理权和主导地位之争。智能机器人可能要求拥有新的“身份”,提出以往专属于人的权利诉求;同时,也应该承担与其“身份”、权利相匹配的责任和义务。直面智能机器人的主体地位、权利、责任和义务等具有革命性、颠覆性意义的新问题,我们必须彻底地反思和清理既有的立场、理论和方法,基于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和丰富的应用场景,通过批判性、革命性的理论创新努力寻求问题的实质性解决。

数字社会老年人的权利困境及回应进路--基于三维义务构想

社会的数字化转型实现了经济效率和治理效能的显著提升,但也引发了老年人权利损害现象。数字化和老龄化交汇共进,基于衰老、疾病、贫困的交叉作用,老年人的隐私权、个人信息权、健康服务权和社会参与权都面临严重困境。多维贫困致使的脆弱性、年龄歧视的甚嚣尘上和社会支持体系的构建乏力,共同导致数字社会老年人的权利困境。基于此,在应然层面,要致力于从“自治神话”到依赖理论、形式平等到实质平等、外界赋权到内在增能的理念转变;在实然层面,要实现国家义务设置、社会义务安排和公民义务分配,尽可能全面有效地破解数字社会老年人的权利困境。

国际法中善意协商义务的适用方法研究——基于国际法院实践样本的分析

善意协商义务作为和平解决国际争端这一基本国际法原则的重要组成部分,被多个国际法院案例确认为重要义务甚至具有国际习惯法的地位。但由于善意协商义务天然所具有的模糊性,在国际公约和国际法院案例中,并没有明确列举满足该义务的具体要求和审核标准。在国际法院所有涉及“善意原则”的案例中,有超过60%的案例都涉及善意协商义务,国际法院将其作为最主要的善意原则的具体适用形式。在这些案例中,国际法院不乏前后不一致的观点与立场,但整体来看国际法院在审查国家是否满足善意协商义务时,通常要求当事国应当按照既定的谈判流程真诚而有意义地进行谈判,不可仅仅是走形式,并应当考虑到各方的合理利益并作出相应的妥协与让步,不得无合理理由延迟协商、拒绝沟通并固执己见。在多个案例中的国际法院管辖权确立阶段,国际法院认为满足善意协商义务应当是诉讼前置程序的一项基本要求。另外在有可能涉及他国利益的跨境损害案件中,国际法院要求善意协商义务应具体体现为及时通知利害相关方并及时作出信息共享披露与协商行为。

患者个人信息的国家保护义务:主观权利与客观价值秩序双重属性的统一

患者个人信息处理所涉法律关系,为“公民-国家-第三人”的三方结构;选择基于宪法基本权利位阶的个人信息受保护权所对应的患者个人信息之国家保护义务模式,更能保护患者权益。鉴于目前我国在患者个人信息保护方面的立法滞后、规范不足、公权力权限界定不清等,建议在明确患者个人信息受保护之基本权利的主观权利和客观价值秩序双重属性的基础上,一方面明晰公权力机关在信息处理过程中所应遵守的行为原则,严格限定其权限范围,积极提供行政救济保护,落实国家的消极保护义务,防御国家对患者个人信息的侵害;另一方面基于客观价值秩序属性,以完善追责制度、设立专门的监管组织、优化救济程序、预防第三方侵害等协同保障患者个人信息安全。

宣讲 继父或者继母和受其抚养教育的继子女间的权利义务关系

新法法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第一千零七十二条,继父母与继子女间,不得虐待或者歧视。继父或者继母和受其抚养教育的继子女间的权利义务关系,适用本法关于父母子女关系的规定。

融创性单元作业设计实践例析——以道德与法治教材“理解权利义务”单元为例

融创性作业设计在实践中涉及到技术融入、学科融合、生活融贯、实践融汇、思维融通等诸多方面,注重多元融合,进行多方链接,实现学习与能力训练、理论与实践、生活逻辑与学科逻辑的多面贯通,帮助学生建构起结构化思维能力,从而实现对知识全面立体、纵横联合的深入学习和灵活运用。

思维导图在初中道德与法治学习中的应用——以《理解权利义务》为例

思维导图是非常通俗易懂的学习方法之一。在初中道德与法治学习中,我们运用思维导图来对各单元的知识点进行归纳总结,有利于完善道德与法治学习的体系,将理论和实践进行有效的结合,有助于提高自身的思维品质和学习能力,从而发挥出初中道德与法治在自身成长中的价值和意义。运用思维导图来引发我们对于道德与法治知识点的思考和情感升华,促进我们在学习过程中养成良好的思想道德素质和人格素养,为以后的生活和学习奠定良好的基础。

日本向海洋排放核污水决定与国际法:应尽未尽的环保、环评、通知与协商义务

日本将其核污水排泄入海的决定,引起了国内外民众的疑虑与声讨,引发了国际社会的严重关切,也引起了国际法学界的议论与批评。日本的决定及决策过程在许多方面是违反国际法,违背其应该担负的国际法义务的。本文从国际环境法的防止跨境环境损害问题入手,对日本的决定作一解析与评判。

公园城市研究的适变与应变:兼论空间供给、自然资产和权利义务

在回溯公园城市相关思想融汇过程,以及进行概念辨析与内涵探微的基础上,借助文献计量、可视化分析及统计学原理等对现有研究成果进行全面梳理,剖析公园城市研究现状的特征,并分析生态文明时代公园城市研究的适变趋势,即从“形态先行”到“生态优先”的营城逻辑转变、从“寻求共识”向“点面开花”的理念应用转化、基于“对象和场所”的视域范畴的持续外延、聚焦“路径和方法”的构建之道日趋深化等。基于此,突破固有思维并提出响应需求、面向未来的主动应对思路,从协同空间载体供给程序、自然资产核算与再生、权利明晰和义务界定等方面展开思考,推动研究领域从“适变”迈向“应变”,以期为后续理论与实践探索提供参考和方向指引。

弱势群体体育权利保障的国际法渊源分析

弱势群体体育权利保障最重要的国际法渊源是国际公约,此外,国际习惯法、一般法律原则、国际软法也是重要的渊源。国际公约中有大量涉及到弱势群体体育权利保障的条款;而涉及到弱势群体体育权利的国际习惯,可以在国际条约、国际组织的纲领、宣言、国内法律、法规等资料中寻找;一般法律原则需经过国内立法程序,才能成为我国弱势群体体育权利保障的法律渊源;国际软法虽然没有强制的法律效力,但却能够以它独特的影响力对我国弱势群体体育权利起着保障作用。应当通过加入相关国际公约、积极参与相关国际公约及国际软法的制定、完善国内司法程序、促进国际法的国内法转化等的措施,使我国在弱势群体体育权利保障方面最终达到或超过国际法渊源上的要求。

论传染病的国际控制与国家的国际法义务

19世纪中叶,传染病的国际性扩散迫使各国在传染病的控制上开始进行国际合作,并创建了传统的国际传染病控制体制。二战后,伴随着世界卫生组织的成立以及《国际卫生规则》的制定,现代传染病国际控制体制正式产生,并设定了国家的国际法义务。然而,现代控制体制一开始就存在深刻的缺陷,因为,它只要求国家通报三类疾病即瘟疫、霍乱和黄热病的爆发。目前,该体制正在被修订,新的《国际卫生规则》强化了国家的相关国际法义务。

妇女权利的国际法保护及其面临的挑战

联合国为提高妇女地位、促进男女平等做出了卓越贡献 ,然而法律上的权利不等于现实中的权利 ,在实现社会性别平等的实践中 ,无论是联合国 ,还是国际劳工组织 ,都面临着诸多挑战。

日本向海洋排放核污水决定与国际法:应尽未尽的环保、环评、通知与协商义务

本文从防止域外环境损害义务、跨境环评义务、通知与协商义务等方面,论证这几项国际法义务的切实存在,阐释其法理基础和国际法义务的内涵与要素。本文指出,日本向海洋排放核污水的决定违背了其应该担当的国际法义务,对其避免、减少、控制域外环境生态损害,开展跨境环评,通知与协商义务都没有适当履行,对本国及周边国家与民众等利益密切相关方以及国际环境生态是极不负责任的。日本应该撤回错误决定,改弦更张,采取措施,回到履行其国际法义务的轨道上来。

历史性权利的习惯国际法地位思考

在分析历史性权利概念的基础上,阐述历史性权利是习惯国际法例外的理论,分析历史性权利具有独立性及应构成习惯国际法的具体原因。

历史性权利、国际法与主权诉求--韩国学者论独岛／竹岛争端

国际法是海洋领土声索的主要依据,历史性权利在海洋法中的地位虽模糊,但也是我国主权声索的重要倚靠。文章通过对韩国有关独岛争端的新近文献的梳理,在国际关系视阈内,以历史性权利为史实分析切入点,推动其与国际法契合。韩国学者基于正史的历史性权利分析显示了韩国长期拥有并捍卫着独岛的主权;还通过引用国际法目的解释原则,解释了《旧金山对日和约》对独岛归属的界定;批判1905年日本吞并独岛的非法性则是将历史性权利融入国际法的典型,这对于我国研究与因应岛屿争端具有借鉴价值。

论国际法协调互联网权利与网络主权的进路反思与重构

互联网权利与网络主权可能相互成就又相互掣肘。国际法协调互联网权利与网络主权的努力,肇始于二战后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与国际法制的重塑,大致经历了初现端倪、举步维艰及网络时代三个阶段。然而由于各国理论工具的陌路殊途、克减互联网权利的条件未获广泛认可以及协调平台的“碎片化”,导致国际法目前所能达成的协调效果有限。为探寻更加公允的国际法协调进路,中国可以将“负责任主权”理念作为协调的理论基础,区别对待相关指导性国际文件的内容,并以联合国框架为核心的多平台参与发展国际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