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GOs制度性参与国际法律体系的价值分析

当前,非政府组织(NGOs)已经成为国际法律体系的重要参与者,而非政府组织的参与不仅体现在国际法结构变化上,更表现在国际法的相关制度规范中。非政府组织参与国际法律体系的制度安排主要包括非政府组织参与的法律地位、参与的主要形式、参与的资格认证标准以及相关程序规则等方面。现代国际法实践表明,非政府组织制度性参与国际法律体系,不仅能够保证非政府组织的参与效率,增强国际法的民主正当性,而且能够促进非政府组织国际法律地位的发展,提高非政府组织自身参与的正当性。

论跨国公司在国际法律体系中的地位

跨国公司作为一种独立的经济概念被愈发广泛地运用到法律中来,而由此也产生了关于跨国公司在国际法律体系中地位的争论。本文认为,跨国公司本身不能构成法律关系的主体或客体,但是跨国公司的各关联公司却可能在不同的法律体系中成为法律关系的主体或客体。在本文中,笔者拟结合跨国公司的渊源、定义标准、组成和类型等方面对以上问题展开探讨。

泛北部湾区域国际航运中心法律服务体系之海洋环境保护法律问题研究

建立完善、开放、高度自由化的法律服务体系是国际航运中心成功的关键。而海洋环境法律保护是泛北部湾区域国际航运中心法律服务体系不可或缺的部分,也是保障其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针对目前海洋环境立法、执法等方面存在的不足,应继续加强和完善泛北部湾区域国际航运中心海洋环境保护法律制度建设,实现开发与保护的双赢。

浅析气候变化对国际经济法律体系的影响

随着全球气候变化,国际经济法律体系应及时做出调整。基于环境保护目的,赋予"情势变更原则"更广泛的适用性变得更加必要。由于发展中国家固有经济结构,其应对气候变化对本国经济的挑战显得力不从心。因此要建立全面的国际环境法律体系需要各个国家和社会组织的参与。

WTO 一个国际经贸法律体系

WTO从组织形式上讲是一个加强多边贸易的国际组织,但从本质上讲它是一个国际经贸法律体系。介绍WTO资料很多,但从法律角度介绍WTO的却不多。加入WTO之后,中国在广泛的国际经贸活动中,必须严格遵守WTO的游戏规则。本文拟从国际法的角度审视WTO,介绍WTO的法律体系的内容,帮助人们了解这套游戏规则。

国际碳排放权分配方案的构建——基于全球公共物品和财产权的视角

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为核心的气候变化国际法律体系未能有效减缓全球变暖,应构建具有"硬法"性质的国际法律体系。在比较国别减排、碳税、碳预算等方案后,确认以财产权为逻辑基点来分配公共物品具有更好的心理易受性和理论自洽性。具体作法是将减缓全球变暖视为大气对温室气体的环境容量,将其作为一项财产并按一人一权原则平均分配给全球民众。

国际法视野下少年司法制度的新发展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方面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青少年犯罪问题日趋严重,逐渐使青少年犯罪成为一个国内和国际性的重要问题,另一方面人权保护从国内领域进入国际视野,全球化浪潮带来各国的法律趋同化,这些因素都促使少年司法制度的国际法有了新发展。

对历史性权利与海洋航行自由的国际法反思

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为核心的国际海洋法体系中有关历史性权利和海洋航行自由原则的规定,存在明显缺陷。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中美对相关规定的解读产生严重分歧。美国和部分南海周边国家也正是以此为由,对我国在南海断续线内的权利主张表示强烈反对。对此,我国应明确本国在南海的核心利益。一方面要捍卫我国在南海断续线内的历史性权利,明确我国对海洋航行自由原则的适用符合《海洋法公约》的宗旨;另一方面,还要努力将历史性权利的"中国方案"写入《海洋法公约》,推动国际海洋法律体系的完善,提升我国在国际法规则创设中的话语权。

BBNJ国际立法的困境与中国定位

国家管辖范围外海域的生物多样性(BBNJ)养护和可持续利用的国际立法工作,是对国际海洋法律体系之完善。然而,现行海洋法中的相关原则与国际秩序的政治化、分散性,致使BBNJ立法工作难以顺利推进。权力政治观和对正义价值的分歧,是导致BBNJ国际立法困境的主要理论原因。将全人类共同利益作为立法工作的核心原则,是解决困境之关键。中国作为正在崛起的海洋大国,BBNJ国际立法既是中国参与海洋治理的重要机遇,也为中国带来新的挑战。对此,中国在BBNJ国际立法谈判中,一方面应综合权衡自身海洋战略短期需求与长远发展,另一方面应兼顾国家利益与国际社会整体利益之实现,推动利益共赢与团结合作的谈判模式,充分表达中国立场、贡献中国智慧。

国际反恐得失评价

"9·11"袭击事件以来,国际社会在联合推进反恐方面取得了进展.但美国在反恐中奉行单边主义强硬政策,导致国际社会的广泛不满,也加剧了恐怖主义的报复行动,国际反恐效果很不理想.这其中有许多深刻教训需要国际社会认真反思和汲取.

论专家组报告及上诉机构报告的法律地位

在参阅专家组及上诉机构解决争议实践的基础上,本文认为专家组报告及上诉机构报告类似于《国际法院规约》中"司法判例"的法律性质,只对当事方的特定争端有拘束力,普通法系所奉行的"依循先例"原则在此不适用,而且,实际工作中不同的专家组和上诉机构对以前报告的态度存在很大差别。当然,专家组和上诉机构报告的说服力是不容质疑的。

中国是否应该加入鹿特丹规则?——运用利益分析法分析

国际货运日新月异,现有国际法律体系已经不能满足其发展需要,《鹿特丹规则》的出现无疑是国际航运界的一项重大事件,但是它能否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可仍在考验之中。我国作为国际航运大国之一,其对《鹿特丹规则》的态度必然会得到国际层面的重视,但我国是否应该加入《鹿特丹规则》这一主题还需要根据我国自身情况进行深入的探讨。本文中,笔者将借用利益分析法理论对我国是否应该加入公约这一主题进行分析,并提出自己的建议:长期观望,以静制动。对外不表达明确观点,看贸易伙伴举动,察社会经济情况而后决定。

国际经贸规则的安全困境

随着世界经济下行,逆全球化时代开启,国际经济规则更加复杂。国家安全措施已经成为许多国家推行经济政策、强化国家监管、防御外资侵害和保护国内产业的重要监管手段。传统国家安全观对国家安全的定义主要指因外部强国的控制和侵略的危险所引发的民族安全。只要主权国家在国际法律体系内追求国家利益,国家安全就是国际法中无法规避的问题。随着全球化不断加深,国家安全的内涵从传统的军事、政治安全扩展到环境、社会、文化等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