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国际法效力根据“协调意志”的意识形态性

国际法的效力根据在于所谓各国意志之间的协议,即"协调意志"说。但是,"协调意志"说的意识形态性与现代国际法理论及发展趋势存在冲突,与国际社会和国际法的发展存在不和谐之处,"协调意志"说的意识形态性在一定程度上使国际法发展的推动力受到削弱,损害了国际法作为一个学科体系的生命力。因此,我们应以开放的态度对待国际法,不应局限在某一狭隘的、群体的范围内,使其更有利于国际社会和全人类的发展。

论国际法效力的基础——从古罗马万民法谈起

国际法的效力与效力基础是不断演变的。从实在与理念状态而言 ,古代国际法以权力与理性为其效力基础 ,近代国际法以主权和契约为其效力基础 ,现代国际法的效力基础则是集体制裁与基本价值的实现。另外 ,在当代国际法理论与实践中出现了一些国际法效力基础的异化现象 。

中国扩建南海“美济礁”行为的国际法效力研究

中国对"美济礁"在内的南海岛礁的主权主张有着充分的历史性证据、国际条约证据以及有效统治证据。中国在"美济礁"的建设活动本质上属于国际习惯法中的"添附";同时,扩建后的"美济礁"属于"混合岛礁",不适用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中"人工岛屿"的相关规定。菲律宾将南海问题提交仲裁无法否定中国扩建岛礁行为的合法性。

完善国际法国内效力的保障机制

国际法在国内适用程度是各主权国家依据其本国宪法确定的 ,由于法哲学及法系的不同 ,在各国司法实践中存在明显差异 ,对此各国均采取法律和行政措施进行调整。本文的研究重点是通过国际法在各国效力的比较 ,探讨建立加强国际法制及完善解决两法冲突的保障机制的必要性。

论国际法效力基础的构成

对于国际法效力基础问题的探究,国际法学者们作出了几个世纪的不懈努力。问题研究的复杂性导致了不同学者们的不同结论。应本着全局、科学和现实的态度,来审视国际法的效力基础,不能生硬地割裂国际法效力基础的各构成要素之间的联系。国际法的效力基础应由国际法的程序效力基础、实质效力基础和现实效力基础三部分构成。

《波茨坦公告》的国际法效力问题

《波茨坦公告》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重要成果,是维持战后国际秩序尤其是亚太地区和平安全秩序的核心法律文件。现在日本想通过否认《波茨坦公告》的法律拘束力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日本战犯翻案。研究表明,《波茨坦公告》《开罗宣言》《日本政府致中美英苏四国政府电》《日本向同盟国家投降的降书》等国际文件一起在盟国与日本之间构成了一项国际条约,不仅对中美英苏等盟国有国际法拘束力,而且对日本同样具有国际法拘束力。

现代国际关系理论视野下的国际法效力探析

国际法的效力一直是困扰法学家特别是国际法学家的一个难题。如何认识国际法的效力是历代国际法学者一直探究的课题。本文试图跳出传统的法学视野,以国际关系的三大经典理论即新现实主义理论、新自由主义理论、建构主义理论为视角认识国际法的效力。

马克思恩格斯对国际法功能和效力的揭示

19世纪,欧洲列强为争权夺霸而粗暴践踏国际法,这导致国际法功能与效力的发挥受到极大制约。为此,马克思恩格斯对欧洲列强违背国际法的行为进行有力抨击,揭示了国际法应该具有的功能和效力:强调以国际法维护国家间的正常交往关系;以国际法规制西方列强的国际行为;以国际法支持民族解放运动;以国际法创设新的国际秩序。

自然法的优越性——对国际法效力根据的一种解释

本文通过比较实证法与自然法在国际法效力根据上的解释差异,得出如下结论:自然法应当具有在国际法效力解释上的优先性。

走向平庸的国际法效力依据理论

国际法的效力依据是国际法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传统法学理论从各自之于法律效力的不同理解出发,对国际法的效力依据问题做出过诸多不同的回答。至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国际关系学界亦对此问题产生浓厚兴趣,国际法遵守理论动态的行为研究视角,使得传统的静态的规范研究得到了有益补充。然而,随着理论研究的深入,两大学科在各自的维度中已经呈现出理论整合的趋势,国际法的效力依据理论亦因此而逐步走向平庸的共识。

凯尔森对国际法效力基础的批判性建构

国际法的效力基础是事关国际法律秩序建构的核心问题。20世纪著名国际法学家汉斯·凯尔森给出了独特的国际法效力基础的规范论证。他首先批判了自然法理论和传统国际法实证主义理论在国际法效力论证上的错误和虚假,然后在纯粹法学视角下,坚持分离命题和规范命题,将国际法定位为应然的实在法规范,通过效力回溯的方式,将国际法的效力基础追溯至基础规范。凯尔森对国际法效力基础的规范论证对于我们探究国际法效力问题仍具有启发意义。

论自然法对国际法发展的影响

在国际法产生之后，自然法学派为其存在和理论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无论是国际法学的基本理论或是具体规则，无不受到自然法学派理念的影响。作为国际法雏形的“万民法”，与自然法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文艺复兴之后的学者们更在自然法的基础上建立起了一个较为成熟和完善的国际法体系。因此，自然法学派对国际法发展的贡献是值得瞩目的。

联合国国际人权两公约之背景、内容与意义

联合国国际人权两公约是国际社会在人权保护方面最重要的两个公约。两公约的产生过程、内容和执行体系,都表明国际社会在人权保护领域既有普遍的共识,也有尖锐的分歧。两公约本身即是求同存异的产物,它尽可能地融合了东西方国家对人权的不同理解,充实和发展了《联合国宪章》中关于基本人权的内容和精神,为人权领域的国际合作提供了国际法依据。但是,人权进入国际法领域,并不意味着可以把人权作为攻击或干涉他国内政的工具。借口人权的国际性而干涉别国内政的做法。

美国政府与三个关于二战的国际文件

2012年9月19日，时任中国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对来华访问的美国国防部长帕内塔就钓鱼岛问题的表态时指出：“日本国内一些政治势力非但不深刻反省对邻国和亚太国家造成的战争创伤，反而变本加厉、一错再错，演出‘购岛’闹剧，公然质疑《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缺乏国际法效力，激化同邻国的领土争端。”

国际法碎片化和国际法体系的效力

国际法碎片化与国际法多元化是同一问题的不同表象。当今全球化背景下的国际法碎片化不过就是早己存在的特点扩大化。碎片化固然从一定程度上消耗了国际法体制内的资源分配,并从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国际法作为一个大体系的综合效力,但该影响远还没有到达危害国际法体系综合效力和各分支效力的程度。现有国际法体系内的各种规则,包括国家条约义务,国际私法规则和国际条约解释规则等都能从不同角度化解或减轻碎片化引起的困难。只有当碎片化所导致的矛盾开始实质性地危害国家利益时,国家才会作出合理应对的博弈选择,以解决碎片化问题。而学界的使命之一是前瞻性地研究国际法碎片化的相关问题,并为国际社会需要解决碎片化问题提供有效的应对建议。为此目的,通过联合国相关机构协调不同国际法分支的规则是减少和避免碎片化对国际法体系冲击的有效手段之一。

隐藏的合宪性审查:“代孕子女监护权案”的法理路径与司法影响

依据国际法理论,受国际法约束不等于国际条约在国内法体系具有直接效力。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或者缔结的国际条约仅在国际层面对国家有约束力。由于现行《宪法》和《立法法》缺乏对国际条约效力的一般性规定,国内立法和最高人民法院适用法律的具体规定或者司法解释就成为国内法院适用国际条约的法律依据。但是,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在"代孕子女监护权案"中适用《儿童权利公约》的方式改变了既有的国际法适用模式,将代孕子女类推为继子女后赋予上诉原告监护权,但是这显然违反了我国民法秩序下的身份法定原则。法院依据《儿童权利公约》中的"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分配了代孕子女监护权,为法院保障人权提供了新的思路和实践案例。同时,现行宪法第三十三条"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为法院适用国际人权条约提供了合宪性基础。在我国尚未建立完善的合宪性审查机制时,适用与宪法权利性质相同的国际人权条约规范或者原则,既可达到保障人权的效果,也可为法院参与合宪审查提供空间。

国际法基本范畴的再认识——基于系统论的反思

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现有国际法体系及其运行模式已难以有效应对全球治理的现实需求,国际法基本范畴的理论内涵和实践逻辑亦面临时代性挑战。全球治理和国际法治体系化变革的内在要求和客观规律,为系统论在国际法学语境下的适用奠定了基础,国际法的关联论、主体论、本体论和价值论等基本范畴在系统论的分析框架下得以重新阐释和建构。随着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以来的传统国际社会基础日趋瓦解,基于国家中心主义的国际法范式无法在效力范围、价值取向和制度基础层面实现国际法理论系统化和实效化。作为规范主体行为的规则体系,国际法自身的效力层级以及其与国内法的复杂动态关系,也揭示了系统化的效力体系在国际法本体适用中的合理性和必然性。而基于系统发展的目的性,国际法价值体系的急速变迁而导致的动态失衡亟须通过系统化重构予以缓解。鉴于国际法与国内法尤其是具有影响力的大国国内法之间的界限日益模糊,中国应当以负责任的大国角色发挥主导作用,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内法域外适用体系与方法,进而为全人类的和平发展贡献力量。

评高等学校法学教材《国际法》

高等学校法学教材《国际法》一书,是由我国的二十名国际法专家分章撰写,并邀请其他著名学者参加讨论,再修改定稿而完成的一部集体创作。它是供全国各高等院校法律专业和外事、外经部门选用或参考的教科书;既引起国外学者的重视,也获得我国国际法学界的好评,认为"这是我国解放以来继周鲠生《国际法》之后的第二部有分量的国际法著作","堪称教科书中的佳品"。可以说,该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前我国国际法学术水平,是有相当影响的一部国际法学著作。

论普遍管辖原则的确立依据

普遍管辖原则的理论依据分为两个层次:第一层次是直接理论依据———“连带理论”;第二层次是其观念基础。现代国际法背景下连带性理论的观念基础主要有两个,一是人类“共同利益”或“整体利益”观念的加强;二是有限主权观念的强化。与其他相关学说相比,我国学者所主张的“国家意志协调说”在解释国际法效力上相对较为合理。国际法效力的关键在于“国家意志”,但并不是指个别国家的意志,也不是各国之间的“共同意志”,而应当是各国意志之间的协调。国际犯罪的猖獗为普遍管辖原则的兴起提供了现实可能性;国际刑事司法体系的先天缺陷使国际社会不得不倚重国家法院管辖这种国际刑法的间接执行方式,这就为普遍管辖原则的发展提供了契机;而传统管辖原则的管辖漏洞又直接体现着普遍管辖原则存在的价值。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普遍管辖原则的应时而兴成为历史的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