壮哉!国际海洋法庭首位中国法官——记北京大学国际法学教授赵理海

1996年10月18日,在金碧辉煌的德国汉堡市政大厅里,60多个国家的特派使节,五六百位各国知名人士及德国政要的出席,显示了世界第一个国际海洋法法庭首批21名法官的就职典礼之意义重大。继法庭庭长、副庭长宣誓就职之后,大厅前台的法官席中间位置,站起一位来自中国的长者,他虽已鬓发星白,可精神矍铄;海蓝色的法官服,使他更显儒雅风范。他,就是我国第一位国际海洋法法庭法官。年届80高龄的赵理海。

国际海洋法法庭关于气候变化问题的咨询管辖权限

国际海洋法法庭全庭咨询管辖条文安排的特殊性在于,唯一明确规定全庭咨询管辖权的规范载于《法庭规则》而非基本文件,这根本反映了缔约国同意和法庭权力之间的紧张关系。法庭的咨询管辖权限实质上取决于对《法庭规则》第138条的解释。区别于条约解释,《法庭规则》的解释应以事实权力和法律权力二分为原则,既要遵守《公约》《规约》和外部国际协定的赋权限制,又要遵循法庭职能限制。《法庭规则》第138条包含实质性判断咨询管辖权限之规范性要件,即国际协定与《公约》宗旨的相关性、“任何机构”的范围、“法律问题”的范围以及拒绝发表咨询意见的裁量标准。为抑制气候变化咨询案的溢出效应,对《法庭规则》第138条实质性要件的解释应当符合源自外部赋权和内部职能的双重解释限制。

国际海洋法法庭对气候变化国家义务的咨询意见:依据、效力与可能影响

申请国际海洋法法庭对应对气候变化的国家义务发表咨询意见,已经从理论探讨嬗变为司法实践。然而无论理论还是实践上,国际海洋法法庭全庭发表咨询意见的法律依据存在较大争议。各国的气候应对行为义务已有巴黎气候协定规制,而结果义务因国家自主贡献的多样性和自主性无法提出统一法律意见。即使法庭不顾反对坚持能动受理,发表咨询意见也难以对世界各国应对气候变化的现有特定义务产生重大影响。申请海洋法法庭对气候变化问题发表咨询意见可能带来的影响表现为溢出效应显著,有关国际组织和国家希冀籍此推动国家在后续进行的国际谈判中提升各自气候承诺的力度。

论国际海洋法庭的临时措施

根据国际法有关规定,国际海洋法法庭应当事人的请求,可以采取临时措施。该法庭自设立以来,共处理了十三个案件,其中三个案件涉及到临时措施。然而迄今为止,很少有人对此进行系统的研究。本文拟以三个案例的比较分析为基础,探讨国际法中有关临时措施程序的规定在实践中的应用。

国际海洋法法庭对气候变化国家义务的咨询意见:依据、效力与可能影响

申请国际海洋法法庭对应对气候变化的国家义务发表咨询意见,已经从理论探讨嬉变为司法实践。然而无论理论还是实践上,国际海洋法法庭全庭发表咨询意见的法律依据存在较大争议。各国的气候应对行为义务已有巴黎气候协定规制,而结果义务因国家自主贡献的多样性和自主性无法提出统一法律意见。即使法庭不顾反对坚持能动受理,发表咨询意见也难以对世界各国应对气候变化的现有特定义务产生重大影响。申请海洋法法庭对气候变化问题发表咨询意见可能带来的影响表现为溢出效应显著,有关国际组织和国家希冀籍以此推动国家在后续进行的国际谈判中提升各自气候承诺的力度。

国际海洋法法庭管辖权发展趋势审视与探究

分析国际海洋法法庭处理的有关临时措施和咨询意见等案件可以发现,国际海洋法法庭的管辖权呈现出扩张趋势。扩张趋势动因主要来自国际海洋法法庭管辖权权源的制定者和执行者。国际海洋法法庭管辖权扩张会带来不容忽视的消极影响。各缔约国应当对这一扩张倾向秉承警惕与否定的态度,不但要积极行使缔约国合法权利以限制国际海洋法法庭管辖权扩张,更应将其作为一项义务,敦促国际海洋法法庭对管辖权进行自我修复。

国际海洋法法庭咨询管辖权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国际海洋法法庭咨询管辖权是在常设国际法院和国际法院咨询管辖权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但其又有一些自身的特点。国际海洋法法庭和其海底分庭均具有咨询管辖权,两类咨询管辖权在咨询程序方面基本相同,但在请求咨询的主体、请求咨询的事项等方面有区别。国际海洋法法庭咨询管辖权对中国具有重要意义。因此,中国应高度重视国际海洋法法庭的咨询管辖权,表达对国际海洋秩序的观点和立场,适当利用国际海洋法法庭的咨询管辖权来解决与周边国家的海洋权益争端。

从“蒙特·卡夫卡”号案析国际海洋法法庭的地位和作用

国际海洋法法庭是专门处理海洋法争端的常设性国际司法机构 ,成立至今处理的大多是关于“船只和船员的迅速释放”的案件 ,“蒙特·卡夫卡”号案即是此类典型案例。通过分析法庭对“蒙特·卡夫卡”号案的审理可知 ,法庭在有关“船只和船员的迅速释放”、规定“临时措施”以及有关海底争端的案件方面具有强制管辖权 ,这使法庭在处理海洋法争端方面处于独特的重要地位。但依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规定 ,法庭不是处理海洋法争端的唯一机构。实践中 ,更多的海洋法争端被提交到了国际法院。基于此 ,我们应正确认识国际海洋法法庭的地位和作用。

国际海洋法法庭管辖权扩张及其因应:法理分析与价值研判

随着所应对和处置的海洋法律争端及相关法律问题日趋复杂严峻,国际海洋法法庭在行使管辖权时开始出现自我扩权的趋势,尤其是在采取临时措施和发表咨询意见方面,其管辖权的扩张尤为突出。法庭在采取临时措施方面的管辖权扩张主要表现为为便于做出采取临时措施的决定而对具有初步管辖权的证明设立了相当低的门槛,且决定采取的临时措施的具体内容不同于争端当事方的请求。法庭在发表咨询意见方面的管辖权扩张主要表现为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和《国际海洋法法庭规约》均未明文赋予其咨询管辖权的情况下,法庭以自行制定的《国际海洋法法庭规则》的相关规定为依据,形成了行使咨询管辖权并发表咨询意见的实践。尽管在理论上并不具备充分的法理基础对法庭在有关方面的管辖权扩张予以否定,并且实践中法庭对有关管辖权的行使也确实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对法庭的管辖权扩张仍应予以必要的限制,使其在合理且正当的限度内进行,而不得任意作为。

从“北极日出号案”看国际海洋法法庭的缺席审判

"北极日出号案"涉及缺席审判与临时措施这两种机制,引发了适用上的矛盾。从文本和实证两方面对案件进行考察,指出争议的焦点问题在于:认为法庭对缺席审判的论理不够直接、清楚,法庭未直接适用《国际海洋法法庭规约》第28条有关缺席审判的规定,法庭未能对强制程序中的缺席审判问题做专门解释。在将来的案件中,国际海洋法法庭需着力解决《国际海洋法法庭规约》中有关缺席审判与临时措施关于管辖权的规定的调和并适用,以及缺席审判与强制程序的目的和宗旨的冲突问题。

国际海洋法法庭临时措施管辖权的影响因素

海洋法法庭自成立以来,受理了八个临时措施案件,这八个案件均涉及管辖权问题。海洋法法庭临时措施管辖权的主要法律依据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十五部分、《国际海洋法法庭规约》、《国际海洋法法庭规则》等。但在海洋法法庭规定临时措施的实践中,争端各方对管辖权问题的争论比较激烈。这些问题主要包括:加入《公约》的声明对海洋法法庭管辖权有什么样的影响?争端方之间已存在其他条约能否排除海洋法法庭管辖权?如何判断争端各方履行了交换意见的义务从而确定海洋法法庭对案件具有初步管辖权?海洋法法庭在规定临时措施时,必须首先解决管辖权问题。在实践中,缔约国的声明、其他条约的存在、交换意见的义务等对海洋法法庭管辖权具有重要影响。

国际海洋法法庭临时措施的适用及其启示

涉及临时措施的案件已成为国际海洋法法庭重要的案件来源。国际海洋法法庭规定临时措施必须满足一定的条件,包括:具有初步管辖权,具有可受理性,所要保护的权利具有合理性,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害和情况紧急。临时措施程序有其自身优势:一方面,诉诸临时措施可以令争端当事方获取更多与核心诉求相关的信息,增加胜诉机会,或选择更为适当的争端解决方法;另一方面,诉诸临时措施可以及时保护争端各方的权利和防止海洋环境的严重损害,并最终有利于争端的解决。国际海洋法法庭规定的临时措施基本都得到了遵守。但是国际海洋法法庭在适用临时措施的过程中也存在两个严重的问题:一是临时措施容易被滥用,二是未参与方的正当权利很难获得充分保障。我国需要深入研究这一程序,为化解其易被滥用的问题寻求可行之策,同时维护自身正当权利不会因为临时措施的滥用而受到影响。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争端解决机制十年：成就、不足与发展——以与常设国际仲裁法庭、国际法院的比较实证分析为视角

国际海洋法法庭自1996开始履行审理海洋争端职责以来，迄今已10年。本文通过其与常设国际仲裁法庭、国际法院10年来处理海洋争端情况的比较实证分析，得出结论：国际海洋法法庭对“临时措施”、“船只和船员的迅速释放”两类程序性争端具有强制管辖权，其对此两类案件的处理成就斐然；《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附件七规定的仲裁，具有“剩余备用”性质，它已成为联系《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和常设国际仲裁法庭的桥梁；国际海洋法法庭对海洋争端的强制性管辖存在法定和约定的例外，对争端实体问题的处理已成为其最为薄弱的环节；由于“区域”海底资源开发仍处在勘探阶段，海底争端分庭未受理过任何案件，但海底争端分庭在处理海底争端方面具有“强制管辖权”、“当事方”、“可适用的法律”三方面优势，随着“区域”海底资源开发大规模、大批量的实质进行，海底争端分庭处理海底争端的潜力巨大。

论国际海洋法法庭的临时措施——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290条适用为中心

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创立了包括常设性国际司法机构——国际海洋法法庭在内的全新争端解决机制。国际海洋法法庭自1996年开始履行审理海洋争端职责以来处理了6个涉及临时措施规定的案件。《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确立的临时措施制度有不少特别之处,在法庭的审判实践中也有诸多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文章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290条适用为中心,结合法庭处理临时措施的6个案件,对规定临时措施的条件、目的、遵守与效果作细致分析。文章肯定《公约》临时措施制度本身的作用、角色与价值,也提出一些思考,以期获取对整个海洋法公约更多的关注与启示。

论迅速释放船只和船员程序--以国际海洋法法庭20年实践为例

近年来,中国渔船频繁被邻国逮捕或拘留,中国也扣留过外国船只。在这一方面,《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规定了迅速释放船只和船员程序,国际海洋法法庭已处理了9起有关船只和船员迅速释放的争议案件。中国可以考虑,在解决事件的实质问题之前,使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中的相关规定。

国际海洋法法庭管辖权发展趋势研究

国际海洋法法庭是国际海洋争端解决机制中极其重要的司法机构,目前国际海洋法法庭的管辖权处于不断发展当中,逐渐呈现出扩张的状态,这体现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国际海洋法法庭规则》、国际海洋法法庭的司法判例等方面。国际海洋法法庭管辖权的扩张对国际海洋争端的解决产生了一定的益处,但同时也导致了一些问题,因此我们应当保持正确的态度去看待国际海洋法法庭管辖权的扩张问题,积极寻找解决问题的途径,并应当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国际海洋法法庭管辖权的扩张。

国际海洋法法庭若干法律问题的分析

国际海洋法法庭是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及其附件6增设的新的常设性国际司法机构。设立 国际海洋法法庭是争端解决机制的一大创举,并且在争端解决机制方面具有独特的作用和重要的地位。比如,它 确认了争端当事方资格、克服了海洋法本身的缺陷、实施了强制性的管辖权等。目前,国际海洋法法庭在实践中 主要是处理"船只和船员的迅速释放"和"临时措施"的案件。国际海洋法法庭对于中国也有重大的影响。

论国际海洋法法庭的临时措施管辖权

国际海洋法法庭是依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设立的常设性国际司法机构。自1996年成立至今，其不少案件涉及临时措施，这与法庭在这方面具有独特的剩余强制管辖权是分不开的。鉴于临时措施在法庭管辖权中的重要性，《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等有关法庭临时措施管辖权规定的模糊性，以及法庭在临时措施实践中所引发的诸多学理探讨，本文试图就法庭临时措施管辖权进行深入分析，并呼吁我国更加关注和研究其规定和实践，适宜时诉诸法庭以解决我国与周边国家的海洋法争端。

国际海洋法法庭与国际法院比较研究——以法庭在组成、管辖权、程序及判决方面的特征为中心

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下简称《公约》）成立的国际海洋法法庭是《公约》体制内的常设性法庭，其规约和规则是在借鉴与改进《国际法院规约》及其规则的基础上制定出来的。因此，在《公约》生效十周年之际，进行国际海洋法法庭与国际法院的比较研究，是很有现实意义的。本文首先比较了《国际法院规约》及其规则与《国际海洋法法庭规约》及其规则的相关条款，指出海洋法法庭与国际法院在组成、管辖和程序及判决方面的区别和特征。最后提出必须发挥专业性海洋法法庭的作用。

论国际海洋法法庭的管辖权

联合国承认根据公约及其所附《国际海洋法法庭规约》的有关条款规定，国际法庭为一个具有管辖权的独立国际司法机构，法庭只是《公约》规定的导致有拘束力裁判的众多强制程序之一。缔约国可在任何时间以书面方式选择法庭或《公约》规定的其他争端解决程序，如国际法院、仲裁法庭等解决争端。但是，俄罗斯提出200海里以外大陆架划界第一案标志着沿海国向国际海底区域延伸其管辖的开始，引起美国、加拿大、丹麦和日本四国的强烈反映，对国际海洋法制度将带来深刻影响。特别是日本借此发难，将手伸向我东海大陆架，挑起事端。因此，对于国际海洋法法庭的管辖权、国际法院与国际海洋法法庭的冲突、大陆架界限委员会的职权、WTO争端解决机制与海洋法法庭管辖权和法律规则的适用的冲突，以及中国立场和对策成为讨论的热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