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研发投资与我国城市经济发展的空间规律和关联分析

随着国际投资方向和结构的变化,国际研发投资对投资地科技、经济发展的贡献作用越来越大。通过在多个空间层面,对外资研发机构数、外资研发支出等与我国经济发展的空间组织及关联关系研究,结果发现:国际研发投资空间分布与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水平高度相关,与城市群发育也呈现出空间上的耦合性;在市域层面有典型代表性研发集聚性城市,国际研发投资已构成上海城市经济发展的Granger原因,不过经济发展对吸纳国际研发投资的促进作用还不够,并不是吸纳国际研发投资的因。

国际研发投资与低收入国家自主创新能力

国际研发投资通过三个渠道影响东道国自主创新能力,即东道国研发资本边际产出能力、研发投资水平及研发人员素质、研发全要素生产率。但不同类型的东道国拥有的过程机理并不一致。基于2000—2012年跨国研发数据,利用路径收敛设计方法,实证比较了上述过程机理在不同类型国家间的差异。研究发现,国际研发投资虽然有利于低收入国家R&D资本的边际产出能力,但总体上降低了其自主研发的投资水平和研发效率。未来应立足于国内市场提质升级、人力资本积累及企业家精神培育,以发挥国际研发投资提升低收入国家自主创新能力的正向溢出效应。

全球创新价值链模式的国际研发投资转移研究

全球创新价值链作为新近出现的组织当今国际研发投资转移的主要方式,势必对全球科技创新的微观基础产生根本性影响。它打破了跨国公司海外投资主要为其产品提供本地化技术服务的功能格局,是国际分工进一步朝纵深方向发展的外在表现。在对全球创新价值链模式的国际研发投资转移概念进行界定的基础上,论文对全球创新价值链模式的国际研发投资转移的动力、影响,及其对中国自主创新升级的启示进行了系统阐述。论文认为,国际研发投资转移不是目的,重要的是通过何种方式实施国际研发投资转移,以及这种方式背后的驱动力量及协调机制对中国自主创新升级及区域转型发展的意义。

跨国公司在中国研发投资的区位因素重构——决定目的城市以点带面能力的网络位置视角

针对对东道国的国际研发投资不能再无限二次分割的困境,将决定东道国目的城市以点带面能力的网络位置因素,纳入到了影响跨国公司国际研发投资一国区位决定的因素框架体系。实证研究发现,传统立足单一区域视角提出的供求因素如外商直接投资(FDI)、研发投入等未能很好反映跨国公司国际研发投资在中国的区位选择格局。跨国公司国际研发投资在中国的区位选择,不是由中国目的城市某孤立"点"上的因素决定,而是由目的城市可带动的"面"上因素决定。对跨国公司国际研发投资在中国的区位决定研究,因此不能再基于传统的"点"对"点"的视角。北京、上海等在中国国际研发投资中占据的绝对主导位置主要与它们在中国城市交通、创新等网络中所处的绝对核心位置有关。这些发现有助于跨国公司国际研发投资区位决定,并对中国的引资政策制定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我国企业研发“走出去”的创新效果:基于东道国知识产权保护的分析

针对后发追赶经济体的企业国际化研发究竟能否推动母国企业技术创新的问题,基于国际R&D溢出理论,运用2008~2018年间全球45个经济体的相关统计数据,从东道国知识产权保护角度分析我国企业国际化研发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存在性问题,同时检验东道国知识产权保护程度对我国企业国际化研发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并应用门槛模型对这种影响的门槛效应进行检验。研究结果表明:我国企业国际化研发投资有利于提高母国的技术水平,存在着显著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但同时东道国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对于这种溢出效应产生了非线性的影响,且这种影响有着明显的单门槛形态。研究结论为我国企业在国际化研发决策中优化资源配置、规避东道国政策限制提供参考与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