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能迭代中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演进路径与风险应对

在全球化经济和社会面临严峻转型挑战的背景下,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已经成为各国推动科技进步、加速产业升级和促进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战略。在阐述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内涵特征、诞生背景与空间转移过程的基础上,从发展驱动力、创新机构来源与主导产业类型这三个维度,分析总结不同时代背景下代表性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发展模式,可构建处于迭代中的五大核心组织功能:基础科研、集成创新、产业驱动、辐射引领与制度试验。在此基础上,归纳其在组织形式、组织载体、驱动力量、关联模式、引才策略方面具有典型意义的演进路径,提出功能迭代中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发展需积极识别并化解应对在硬科技、创新成本、创新资源,及其全球科研竞争与协作方面潜在的风险挑战。

上海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成就及发展思路

加快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是建设科技强国的重要支撑。总结当前上海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主要成就,对新形势下持续推进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面临的主要问题和挑战进行分析,结果表明:2014年以来,上海国际科创中心建设持续快速推进,在加大研发投入、提升创新策源能力、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营造创新生态、优化治理体系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但仍面临影响力尚有不足、一流科研机构和顶尖科研人才缺乏、领军型企业数量少、创新网络枢纽功能亟待提升等挑战。基于创新生态系统理论,未来上海国际科创中心建设的发展思路及对策、措施的进一步思考: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创新集群,促进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营造少干扰、强服务、审慎监管的创新环境。

合肥市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路径研究

《合肥市“十四五”科技创新发展规划》中明确提出,到2035年,全球科创新枢纽和科创名城基本建成,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近年来,合肥市“押宝”京东方、千亿注资长鑫存储、“接盘”蔚来汽车、申请筹建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对接德国大众集团建立合肥电动智能网联汽车研发中心、规划开建大科学装置园区,在建设科学中心、打造创新高地、优化创新生态等方面具备良好的基础。

全球城市创新评价指数对北京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启示

全球城市科技创新能力评价是世界各研究机构的研究热点。分析比较全球城市创新评价指数可深化对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形成与演化逻辑的认识,以及量化刻度全球城市创新发展格局。以8套知名全球城市创新评价指数为对象,重点分析其评价目的、评价方法、评价指标、评价结果等内容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同时,动态跟踪北京与纽约、波士顿、伦敦、东京等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排名变化情况。研究结果表明,当前全球城市创新格局较为稳定,北京在科学论文和创业生态等指标上的得分处于全球领先地位,但人才和大学等指标仍是其得分短板,需要进一步建设高水平人才队伍,打造高效率开放创新生态。

高等教育参与上海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动因与路径

随着全球科技博弈驶向深水区,世界各国科技创新战略愈加突出高等教育布局。高等教育不仅是国家综合实力的关键组成部分,更是推动科技创新和中心城市发展的重要引擎,在我国上海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中被赋予更大责任。从发展动因来看,高等教育社会发展适应性的自我寻求、大国竞争与城市转型发展的有效因应推动高等教育参与上海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从实践路径来看,高等教育通过构筑人才的蓄水池、培育原始创新源头、推动产学研用创新,推动打造人才生态高地、科学活动中心、产业创新高峰,对接着上海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不同战略定位。面向未来,上海高等教育需要发挥长三角高等教育一体化的广阔支撑腹地,推动形成科技创新共同体,反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

高等教育参与北京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现实基础、实践路径及未来展望

科技创新能力是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指标,也是推动全球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目前,世界各国打造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进程已进入关键阶段,科创中心形成区域多极化的趋势成为必然。北京拥有雄厚的科技创新基础,高等教育资源丰富是其核心优势,特别是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科技园建设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通过分析发现高校三大功能的发挥是北京高等教育参与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三条重要实践路径。未来,北京高校在立足三种实践路径的基础上,仍需不断改革创新型人才的培养模式,加强科研平台、前沿交叉学科建设,充分发挥大学科技园技术转移和企业孵化的功能,加快推动北京成为全球科技创新网络的重要枢纽和重大原始创新策源地。

高等教育参与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来自东京湾区的经验

日本东京湾区是国际四大湾区之一,高等教育作为创新主体在其崛起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一方面,高等教育积极发挥自身功能,通过人才培养、科研产出以及区域服务等措施深度契合东京湾区发展需求,推动东京湾区走向科技创新发展。另一方面,高等教育积极与区域内其他创新主体合作互动,通过紧密完整的产学官合作机制,发挥高校的潜力与优势,实现创新资源的整合再配置,为东京湾区创新发展提供了更多的可能。东京湾区高等教育成功助力东京湾区建设成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将为我国高等教育参与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提供相应启示和思路。

新时代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对比与展望——北京科技政策与管理研究会2023年学术年会暨北京、上海、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发展研讨会综述

[研究目的]统筹推进北京、上海、粤港澳大湾区三大科技中心建设,是立足世界科技强国建设的内在需求,实现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的一项战略任务。[研究方法]在北京召开的“北京科技政策与管理研究会2023年学术年会”上,与会专家围绕北京、上海、粤港澳大湾区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成效、发展重点及政策措施等进行交流研讨。通过对专家观点的梳理,对比了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基础和实践特征。[研究结论]在此基础上,立足新时代世界科技强国建设形势,提出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未来发展的愿景和建设路径。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先进经验与逻辑理路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需要充分学习借鉴全球先进经验,遵循科技创新中心形成的逻辑理路。本文首先通过理论推演,从科技、产业、经济以及文化的角度界定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概念与内涵。其次,阐述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演变过程及主要特征,并总结旧金山湾区、东京湾区、大伦敦区等高层次城市群的协同创新模式。再次,将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分为三种类型,包括政府扶持型、市场导向型和知识驱动型,并阐明其核心驱动力。接着,归纳分析硅谷、波士顿大都市区、以色列等全球主要科技创新中心的先进经验及核心规律。最后,基于国际先进案例,提出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必要条件。

科技自立自强视角下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研究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实现各国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关键节点,成为前沿科学知识创造、关键核心技术突破、产业创新升级和开放式创新生态形成的高地。阐述科技自立自强背景下国际科技中心的理论内涵,总结北京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成就和挑战,对北京持续推进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面临的挑战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建设高水平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对策建议。

深港共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实践考察与机制构建:一个共生系统视角

构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深港两地的重大战略任务。当前,该议题的核心在于形成深港科技创新合作的“对称性互惠共生”模式,以促进两地的深层次发展。既有研究从创新生态系统视角或协同视角为区域科技创新合作做出了一定的理论贡献,但对共生系统视角下的科技创新合作,尤其是不同合作形态与强弱关系的分析较少。基于此,以共生理论为基础,以共生单元、共生环境、共生界面为核心要素,以“对称性互惠共生”模式为目标模式,建构了“区域科技创新合作共生系统”分析框架,深入剖析了深港共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合作现状,并构建推进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向“对称性互惠共生”模式转变的共生机制。研究发现,尽管共生单元的主体数量持续增加,但共生动力仍有不足;在共生环境上,虽然已有政策支持力度加大,但制度衔接仍需进一步强化;对于共生界面,虽然多元科创平台正持续建立,但科创服务仍待完善。因此,构建深港共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共生机制应关注以下维度:一是科创共生单元高效联动机制,包括构建共识性顶层设计、形成多元共生主体创新协同、培育跨境人才流动融合三个子机制;二是科创共生环境营造优化机制,包括强化科技创新文化环境培育、优化科技创新政策支持、完善科技创新制度衔接三个子机制;三是科创共生界面渠道融通机制,包括打造跨境科技创新全链条服务机制、完善跨境科技创新成果转化机制、优化跨境科技创新全过程金融支持机制三个子机制。

粤港澳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经验与启示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三个关税区、三种货币”之下的湾区建设开世界未有之先例,其独特经验对国内其他地区打造科技创新中心具有借鉴与启示意义。对大量政策性文件进行梳理汇总的结果显示,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有四条路径:依托大湾区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增强科技创新实力的常规路径;把握“双区”建设重大历史机遇,全面深化改革的独特路径;具有鲜明的广东特色的以企业为主导的产学研融合创新体系;高水平建设“两廊两点”,构建开放型区域协同创新共同体的区域发展方案。

全球性突发事件对国际科技创新合作的影响及对策

全球性突发事件往往波及范围广、影响程度大、破坏性强,严重影响国家之间的科技创新交流与合作,阻碍国际科技创新合作的发展。通过从合作的规模、领域、绩效、形式四个维度分析全球性突发事件对国际科技创新合作的影响,可知国际社会团结协作、加强科研攻关合作对国际科技创新合作具有重要作用。为了减少全球性突发事件对国际科技创新合作的消极影响,发挥其对抵挡全球性突发事件冲击的积极作用,从凝聚应对突发事件合力、平稳经济波动、把握合作重点、引进创新人才、搭建创新平台、提升资本参与六个方面提出把控国际科技创新合作影响的政策建议。

北京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成就与展望

北京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对于北京实现高质量发展、京津冀协同创新、国家科技自立自强都有重要意义。现阶段北京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取得重大成效,目前北京已初步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在此基础上,北京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中存在的薄弱环节,深入分析其原因,包括创新要素之间缺乏联动、各项发展不均衡、区域发展差异较大等,并提出进一步推进北京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几方面建议,包括聚焦重点领域科技攻关、加强创新链引领产业链、优化创新创业生态环境、完善区域创新发展机制等。要实现北京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建设目标,需要政府、企业、高校和研究机构等多方面共同努力,形成合力,共同推进北京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工作。

上海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新一轮发展战略研究

上海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新一轮发展要围绕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按照“四个面向”“四个新”“四个第一”的工作要求,以“筑基、垒台、立柱、架梁”的战略思维,加快推进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创新基础培育、创新条件建设、创新体制机制构建和创新体系能力形成,加快构筑新阶段上海创新发展的战略优势,加快实现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功能全面升级,为我国进入创新型国家前列提供坚实支撑。

北京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与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融合发展机理与实践

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与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是北京“五子”联动战略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文章从战略目标、生产要素、产业发展、协同治理等层面分析二者融合发展的特点,并从顶层设计与目标协同联动、要素融合机制、产业融合深度、治理融合路径等方面分析二者融合发展有待加强之处。研究发现,未来仍需在顶层设计与目标协同联动、要素融合机制、产业融合深度、治理融合路径等方面探寻新的融合发展路径,不断提高二者融合发展效能。

国际科技创新合作政策与辽宁工业数字经济发展关系的实证研究

文章基于2013—2021年辽宁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作为研究样本,以《“十三五”国际科技创新合作专项规划》的发布作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法,实证研究了国际科技创新合作政策对辽宁工业数字经济发展的作用效果,并结合企业的生命周期特征进行了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国际科技创新合作政策对辽宁工业数字经济发展产生了显著的积极影响,并且对成长期的企业促进效果最大,对成熟期的企业促进效果稍小,对衰退期企业的促进效果最小。

“一带一路”背景下开展国际科技创新合作的实践与思考——以江苏省实践为例

科技创新合作已成为构筑“一带一路”创新发展的核心内容和重要驱动力。江苏省以推进“一带一路”科技创新合作的实践为基础,并借鉴其他省市实践经验,针对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合作机制、合作资源和合作积极性等方面开展科技创新合作的挑战,结合国家总体部署和自身重点工作,为推进“一带一路”科技创新合作提出了对策,即量身打造“一带一路”科技创新合作体系机制、统筹整合“一带一路”科技创新合作全域资源、充分调动“一带一路”科技创新合作企业积极性、持续探索“一带一路”科技创新合作创新模式。

国际科技创新合作指数构建与应用——以浙江省为例

学术界关于指数指标体系的研究更多地聚焦科技创新或城市创新,结合国际合作的指数研究相对较少。在新的发展环境下,对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国家整体科技创新实力的国际科技合作的评价研究成为评估研究的新焦点。通过梳理和借鉴全球创新指数、欧洲创新记分牌以及中国科技部发布的重点城市科技创新能力评价指标体系等国内外科技创新评价指标体系研究成果,基于“压力-状态-响应”分析模型,通过德尔菲法和层次分析法,从投入水平、合作实力和创新绩效3个维度构建国际科技创新合作指数评价指标体系,并以浙江省11个地级市作为研究对象进行实证。结果表明:2020年11个城市中,国际科技创新合作指数得分最高的前3位依次为杭州、嘉兴、宁波,而金华、丽水、衢州三地处于末3位;各地政府科技创新资源投入程度不同,其中杭州遥遥领先于其他地市;地市间创新发展很不平衡,呈现两极分化态势。因此,浙江省要在国际科技创新合作上合理布局、因地施策,搭建国际科技合作平台。

论北京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立法必要性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赋予北京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新定位。北京落实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动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需要加快推动科技自立自强和高质量发展的法治建设。法治是促进科技自立自强和高质量发展的必要条件、内在要求和直接体现,在北京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中又起到改革和治理保障、规范各种关系的关键作用。建设北京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需要以法治为基础将国家政策与地方立法结合起来,明确北京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地方立法定位,以推动中央战略决策法治化,实现北京科技法治高质量、跨越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