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秩序转型背景下“全球南方”的战略地位和角色作用

当今时代,大国政治博弈加剧,“全球南方”的战略地位与价值日益凸显。地位和角色的转变赋予了“全球南方”独特的理论价值,其逐渐超越传统以经济属性为主的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概念,成为具有更丰富内涵的国际政治新概念,为国际关系理论创新提供了新视角和路径。全球南方国家均非美西方盟友的核心成员,未处于国际权力体系的中心地位,具有相似的国际境遇、利益诉求、发展任务和政治主张。在国际秩序重构方面,全球南方国家主张以联合国宪章和原则为宗旨,建立公平合理的国际新秩序,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实现平等共治、合作共赢。在全球气候治理领域,全球南方国家普遍面临经济发展、消除贫困的迫切要求,主张共同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捍卫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推动全球气候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在国际经济领域,全球南方国家倡导开放包容、互利共赢的合作理念,主张坚持多边主义和公平贸易,通过改革与完善国际合作机制应对挑战,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加强政治、经济、科技等领域的南南合作,不仅有助于推动发展中国家自身经济和社会发展,还能为完善现行国际秩序做出重要贡献。

新科技革命与国际秩序转型变革

科技革命蕴含着推动国际秩序转型的重要动力。从历史来看,科技革命通过推动生产力发展、生产关系变革、军事技术进步和创造新的技术领域,改变了国际秩序中的国家间权力结构、国内结构、国际规则规范和冲突解决机制等关键要素,实现旧秩序向新秩序的转型。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正在如火如荼地开展,并展现出了一些新的技术特征。对于中国而言,需要在识别这些技术特征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其对国际秩序转型的影响,并抓住规则竞争期、机制生成期和动荡变革期的机遇,推动和构建更具包容性的国际秩序。

大国兴衰与国际秩序的历史演进

大国兴衰与国际秩序的历史演进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尽管近代以来国际秩序的具体形态不断发生演变,大国之间的力量对比不断发生改变,但欧洲和西方大国始终是国际秩序的主导力量。二战结束之后,摆脱了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地位的非西方大国开始登上世界舞台。冷战结束后,一批非西方大国在新一轮的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乘势而起,改变了大国之间力量对比结果,促成了“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到来。相比于西方大国,非西方大国不仅具有更为广阔和长远的发展优势,更有不同的历史经验和价值追求,从而为国际秩序的发展变化注入了新的活力。而中国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构想和“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更是为超越当今世界所面临的挑战和困局,构建更为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提供了令人鼓舞的发展目标和前景。

数字时代的国际秩序前景与中国方案

当前,国际形势发生新变化,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遭遇挑战。中美两国总体上维持战略相持的基本态势,双方在科技领域的竞争将重塑世界格局。网络空间作为现实世界的投影,映射出当今国际安全局势的复杂性。中国要妥善应对当今时代背景下安全因素数量与复杂程度的急剧上升,平稳渡过中美战略相持期。要牢牢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加强战略谋划,主动塑造内外安全环境,坚决维护中国的安全和发展利益,坚持维护世界的和平、安全和稳定,促进共同发展。

“自由国际秩序”的正义性缺陷与合法性危机

“自由国际秩序”是一种源自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并逐步扩展至全球的国际秩序。从权力视角来看,“自由国际秩序”具有等级性、价值观一元性和排他性的特点,在经济、政治及安全层面分别形成了“马太效应”下塑造的经济霸权、“价值一元化”的政治霸权、“二元化”的排他性安全霸权,体现了分配正义缺陷。从东方主义话语视角来看,“自由国际秩序”作为西方世界的知识话语体系,在话语层面形成了一种霸权垄断,体现了参与正义缺陷。总的来说,分配正义和参与正义的缺失是“自由国际秩序”合法性危机的来源。“自由国际秩序”在维持其合法性基础的合法律性、利益分配及参与程度三个基本要素方面存在不足,由此造成当今“自由国际秩序”面临逐渐走向失序的危机。

“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之批判

“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的产生可以追溯到以美国为主导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兴起,并因其政治属性而受到诸多国家推崇。理论上,“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存在效力的不确定性、适用范围的模糊性以及制度霸权的特征。实践中,“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所展现出的是一种双重的评判标准。南海仲裁裁决以及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时的替代国条款,这两个实例都揭示了“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中的制度霸权与压制异己属性。推崇规则之治实为意图不遵守国际法,削弱国际法在国际秩序中的权威。中国倡导“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并在国内法治建设过程中将国际法纳入考量,在参与全球治理实践中积极践行国际法之治。

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更加公正合理国际秩序的中国方案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新时代构建更加公正合理国际秩序的中国方案。而“美国优先”则是根源于美国实用主义哲学,以“美国第一”为标准,为实现其霸权服务的美国对外政策。人类命运共同体与“美国优先”在目标、原则、实现路径等方面存在根本区别。人类命运共同体自提出以来,由理念到理论,由愿景到现实,由双边到多边,已成为引领时代潮流和人类前进方向的鲜明旗帜。“美国优先”与世界发展大势背道而驰,破坏现行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必然不可持续。

冷战结束以来俄罗斯对国际秩序的认知历程及其演变逻辑

冷战结束以来俄罗斯对国际秩序的认知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发展历程:20世纪90年代中前期,俄罗斯全盘接受并极力融入美西方主导的自由国际秩序;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到2007年,俄罗斯开始质疑和反思美西方自由国际秩序的制度标准和地缘安排,但依然希望被接纳;2008年至今,俄罗斯逐渐放弃对美西方自由国际秩序的幻想,并开始反击其地缘安排。2022年乌克兰危机爆发意味着俄罗斯对美西方秩序的彻底反击,并提出和推进其多极世界秩序构想。俄罗斯对国际秩序的认知历程是其自我认知与对外部世界的认知不断调适的产物,其形成过程受到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主要包括俄罗斯的大国梦想和历史文化传统、美西方对俄罗斯的态度,以及世界政治的客观形势。

大国制造业兴衰与国际经济秩序变迁

从国际经济秩序演进历程看,秩序调整与世界政治领导国国内制造业兴衰紧密相关。制造业兴衰影响大国在世界政治中的结构性权力,进而影响其在不同国际秩序中的利益。在制造业成长阶段,英美两国均试图建立重商主义的国内或国际秩序,以促成本土制造业发展;在制造业成熟阶段,两国积极推进贸易自由化的国际秩序构建;在制造业衰落阶段,两国面临日益增大的保护主义压力,同时积极推进以金融自由化为重点的秩序构建。依托制造业优势地位,以贸易自由化为重点,中国逐渐成为维护国际经济秩序的建设性力量。

从国际粮食问题会议到世界贸易暨就业组织会议——中国与战后国际经济秩序的重建

盟国重建战后国际经济秩序的努力始于1943年国际粮食问题会议,其后又历经布雷顿森林会议、世界贸易暨就业组织会议,最终搭建了战后国际经济秩序的框架。从国际粮食问题会议起,中国参与了国际经济秩序重建的全过程。虽然并不具备足够的经济实力,但中国仍在若干重要规则上为发展中国家发声建言,尽可能为工业落后国家争取了一定的发展环境。很大程度上,中国在国际经济问题上的发言权得益于政治上的四强地位。

国际海洋法律秩序的变革:历史演进、发展趋势与影响因素

国际海洋法律秩序的历史演进,可以分为国际海洋法律秩序的萌芽时期、近代国际海洋法律秩序、现代国际海洋法律秩序和当代国际海洋法律秩序四个阶段。国际海洋法律秩序将呈以下发展趋势:条约法规则占据主导地位,但软法影响力日益扩大;国际司法机构的影响更加凸显;对国家管辖范围以外海域的限制不断增强以及区域主义路径持续强化等。影响国际海洋法律秩序变革的因素主要包括科学技术、国际政治以及国际组织或国家集团等。

西方大国推行“负和博弈”下的国际秩序变革

当前,美国单边霸权松动。与此同时,中西方基于各自文明特征的发展和治理模式碰撞加剧,这加速了霸权国开启“负和博弈”战略模式。美国开始破坏基于开放、多边规则的全球化秩序,将经济作为武器不惜以自伤为代价打压对手发展,逼迫盟友和中小国家选边站队,试图让世界重新回归俱乐部经济和政治、意识形态集团化状态。大国间“负和博弈”给世界和平、稳定与繁荣带来消极影响,导致更多国家出现连锁性政治动荡和社会治理困境,加剧地区安全形势紧张,全球及地区产业链也因此遭受剧烈冲击,使世界经济复苏和广大国家面临的发展问题雪上加霜。中国应更多将战略重心和关注点放在与广大非西方国家建立协同发展模式上,同时将中美的直接竞争转化为对多数国家吸引力和对世界贡献度的间接竞争。这是中国超越大国“负和博弈”、避免陷入军事联盟和集团政治对抗,成功实现民族复兴的关键。

从边缘性反抗到结构性重塑:“全球南方”与国际秩序转型

“全球南方”崛起正在开启一场国际秩序和南北关系的实质性变革。“全球南方”并非仅指涉地理位置,同时也有着深刻的地缘政治诉求、社会文化内涵和经济发展意义。发展中世界经历了从第三世界对西方霸权的边缘性反抗到“全球南方”对国际秩序的结构性重塑。“全球南方”正在展示从未拥有的政治和经济实力,成为推动国际秩序转型的结构性力量。“全球南方”视域下的国际秩序观包括规范秩序观、制度秩序观和权力秩序观,国际秩序的转型意味着新型国际秩序的重构,呈现出全球和地区层面互动的深度多元化结构。不过,“全球南方”面临现有国际秩序内在局限性和自我延续性的双重挑战,西方采取整体对立和部分分化的双重策略,而“全球南方”内部团结和外部一致性有待加强。为此,“全球南方”力量需要进一步协调整合,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秩序是“全球南方”应该共同追求的国际秩序。

以法为基:国际秩序重构与国家善治之思

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际社会和国家内部都面临着诸多不确定性。从法的安定性理论来看,西方某些国家或地区所宣扬的“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是导致国际关系失序和混乱,造成国际社会不确定性的主要原因;个别地方政府和公共部门治理能力欠缺,朝令夕改,政策设计本位性,决策过程随意性,行政行为短视性,是导致国家内部不确定性的重要根源。法律自身独有的安定性,使之成为减少或避免行为体在各种社会关系中的冲突与摩擦,建成和谐的理想社会秩序的重要保障。为此,针对“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所导致的国际社会的不确定性,中国提出构建“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的全球治理主张,推进实施面向全球的国际法之治,这是克服外部不确定性的正确取向;针对政策决策长官意志、朝令夕改给国民带来的各种困扰和无所适从,应坚持以良法促善治,从人治走向法治,依照法律实施现代化治理,这是克服内部不确定性的有效路径。

国际秩序转型:当前争论与未来走向

新千年之初,全球性危机的爆发凸显了准单极秩序的不足和全球化的负面影响,引发国际关系学者对国际秩序转型及其未来的广泛讨论。新冠疫情和乌克兰危机加速了国际秩序转型的进程,促使不同国际关系学派的代表人物提出关于国际秩序未来的各种设想。然而,由于权力中心整合的差异,以及规则共识的缺乏,这些设想短期内恐难以实现。如果没有普遍且具体的威胁出现或人类政治文化发生根本性变革,既有秩序的规则和结构将继续以被弱化的方式存在,转型期将延长,不稳定性将加剧。因此,以和平方式管理转型期至关重要,这要求国家在扩展区域联盟的同时,尊重各行为体的文化和文明差异。只有在大国之间进行对话并就管理国际体系的规则达成一致,新的国际秩序才能得以形成。在此之前,国际社会必须专注于维持稳定和管理转型期风险,以确保向未来国际秩序和平过渡。

国际秩序建构路径中的共有观念:中国与美俄国际秩序观的差异分析

国际秩序是国际问题研究中的重要议题,自国际关系学科形成以来便备受关注。历史上每一次国际秩序的更迭都是以权力平衡为主要路径,然而权力平衡并非国际秩序建构的唯一路径,共有观念建构也是国际秩序建构的重要路径。在中美俄互动中,基于对国际秩序认识的不同,形成了不同的国际秩序观。较于美俄的权力平衡,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中国国际秩序观,突出强调了共有观念的作用。共有观念在国际秩序的建构过程中发挥着基础性作用,因此,包容性共有观念建构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过程中不可忽视的重要环节。

时代嬗变与国际秩序更新——基于唯物史观的观察和分析

时代标识人类生活的历史方位,国际秩序则是人类跨国互动的基础条件。对时代和国际秩序的认知均有重要战略价值和政策意义。基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视角,当前时代嬗变表现为,和平、发展、合作、共赢虽仍为时代主题,但和平、发展、信任、治理四类赤字均在扩大。引发时代嬗变的根本原因,在于全球生产方式和世界上层建筑的深刻调整与变革。世界已进入“新时代”,即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描述的“大的历史时代”的新阶段,也是人类历史发展到和平与发展时期的新阶段。在这一动荡与变革交织的新的历史时期,国际旧秩序也即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因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群体性崛起、美国事实上的反秩序行为,以及自由主义精神内核陷入严重危机等重大冲击而处于更新过程中,国际新秩序正在孕育。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国际秩序正确的演进方向。

单一但分层的国际秩序的根源及其演化

国际秩序加速演化,地缘政治冲突、产业变迁、治理失衡、气候变化等因素共同促成了国际秩序的“突变”、国际秩序的“分层”结构以及不平衡发展,削弱了“大合流”的动能,“分流”的势头呈现出来。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全球化塑造了“单一”的全球体系,“单一”并不意味着均质和同一,反而,差异性造成了多样性,多元主体互动规定了边界,塑造了身份,构成了国际秩序演进的核心动力和逻辑。国际秩序的变迁越来越超出了国家的范畴而有了更大的时空含义,只有扩大国际秩序的时空框架体系,探究人类社会秩序的演进逻辑,国际秩序的研究才能超越西方中心主义、国家中心主义的狭隘视角,以多元鲜活的人类历史经验作为一面镜子,透视当下剧烈变迁的国际秩序的来龙去脉。

新时代中国的国际秩序观

新时代中国的国际秩序观是习近平外交思想以及党中央关于加强涉外法治建设部署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建立在“四大支柱”之上,以多边主义为思想基础,以《联合国宪章》为基础的国际法为法律依据,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为治理机制,以坚持文明多样性为价值观。当前,美国等国家对以《联合国宪章》为基础的现行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构成严峻挑战,维护多边主义国际秩序任重道远。展望未来,我们需要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引,打造一个“升级版”的多边主义国际秩序。

金砖国家电影节:发展历史、合作模式及国际传播新秩序构建

2016年,金砖国家(中国、俄罗斯、巴西、印度、南非五国)在合作机制下,创办了金砖国家电影节。该电影节迄今已成功举办九届,其促进金砖各国文明传承及国家间人文交流的意义和价值日益凸显。考察金砖国家电影节的发展历史、运行模式及时代意义,能有效地为其他国家,尤其是全球南方国家间的人文交流提供借鉴,从而促进世界范围内不同国家间交互性主体关系的实现和国际新秩序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