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国际税收治理去内卷化的多维困境及推进策略

随着全球数字经济的迅猛发展,各国无序税收竞争不断加剧,深陷税收治理内卷化的恶性循环。在此背景下,以弱化协调统一目标框架为核心、以多元主体税收治理模式为保障、以发展中国家为重要参与主体的去内卷化机制逐渐孕育,成为数字经济国际税收治理新方向。然而,当前数字经济国际税收治理仍面临国际税收治理目标不量化不一致、主体作用发挥不稳定不显著、行为不统一不合规的多维困境。因此,文章认为未来需明确数字经济国际税收治理去内卷化的推进策略,并充分发挥中国力量,以目标协同为原则,构建共识性数字经济国际税收征管秩序;以主体聚力为基础,共建开放化数字经济国际税收组织联盟;以行为允洽为核心,搭建适配性数字经济国际税收服务体系。

国际税收治理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国际税收治理是全球经济治理的重要议题。当前对于国际税收的研究大多从政策制定与技术细节入手,忽略了国家间的互动博弈及其蕴含的政治经济学属性。本文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构建国际税收治理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分析框架。在宏观层面,本文利用社会网络分析法证实了国际税收存在“核心-边缘”的治理格局,国际税收治理体系与世界体系的形成存在耦合性,总结了国际税收治理体系内国家的特点。在微观层面,本文从资本的国际化运动和跨国生产的角度,分析了跨国公司在国际不平等交换和国际税收治理问题形成中的作用,揭示了国际税收规则的制定始终是核心区国家博弈的结果,国际税收规则在分配领域维系并巩固了“核心-边缘”结构存在的不平等交换。在当前国际垄断资本主义和数字经济迅速发展的背景下,新矛盾的出现推动着国际税收变革,但国际税收规则的制定权仍主要掌握在核心区国家手中,新规则的制定仍体现为对“核心-边缘”的巩固。基于此,本文总结了国际税收治理的特征,并对国际税收治理未来发展进行展望。

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合作型国际税收治理

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随着“五通”政策继续推进,广泛的国际合作共识已形成。中国与沿线国家的经贸往来更加深入密切,涉税情况以及规模、复杂程度都远超过去。传统税收协定争议解决机制存在协商拖延、争议难决等挑战,数字经济税合理性还存在争议,国际税收关系也成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共同的治理要求。从实践层面看,继续完善MAP机制协商解决税收争议仍然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奉行的税收治理方式,中国作为发起倡议国,不仅应积极与沿线国家签订、修订税收协定,避免增加国家税收争议,降低企业税收负担,还需要平行调整国内税收规制,加强多边税收合作。

全球价值链重构背景下我国国际税收治理路径探析

当前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球价值链加速重构,国际税收规则加速变革。如何抓住各种机遇,推动我国在全球价值链体系中的地位不断攀升,是我国参与国际税收治理时需要研究和考虑的重点。本文通过分析我国在全球价值链重构中面临的机遇和挑战,提出我国参与国际税收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的路径建议。

国际税收治理体系的演进:基于全球税收协定网络的形成

双边税收协定是协调国际税收合作、塑造国际税收治理体系最重要的政策工具。本文通过构建全球双边税收协定网络数据库,使用社会网络分析、回归分析及夏普利值分解等方法,从整体特征、内生演化机制和外部影响因素分析了全球税收协定网络的演进。研究发现:自1980年起,全球税收协定网络呈明显的“核心-边缘”结构,且该结构日趋稳固,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在核心区的占比有所提升;“强者愈强”的累积优势和“能者居上”的吸引力是不同时期驱动全球税收协定网络形成的重要内在机制;此外,全球税收协定网络的形成与各国的经济及地理特征相关,且经济特征的影响日益凸显。本文的发现对中国如何深度参与国际税收治理,提升话语权具有政策意义。

中国企业的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国际税收治理体系重构下的中国经验

中国正在深度参与并积极引导国际税收治理体系的重构,其重要前提是理解中国企业利润转移和税基侵蚀的基本现状。在此背景下,本文基于1998—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对外直接投资企业名录,利用双重差分方法研究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企业利润转移的基本特征和具体渠道。研究发现,相对于在非避税地进行直接投资的企业,在避税天堂进行直接投资的企业,其母公司利润总额显著降低12%—14%,这说明企业在利用避税天堂进行利润转移,从而造成了中国的税基侵蚀。在具体渠道方面,本文发现税基侵蚀在出口企业中更加明显,并且企业在对避税天堂投资后显著降低了相应的出口价格,但并未提高企业的财务费用和负债水平,这可能说明中国企业的利润转移主要是通过"转让定价"而非"资本弱化"的渠道进行。本文结论对中国如何在维护自身利益的同时参与国际税收治理体系的构建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和现实意义。

国际税收治理中的税收管辖权逻辑

要适应经济全球化的新形势,重构国际税收秩序,就必须重新审视国际税收利益分配的基本原则,反思税收管辖权的理论基础问题。因此,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我国必须立足于国内法与国际法这两条路径,对实施税收管辖权进行审思与展望,重视其概念的厘定与规则的运用,并最终实现从理念到法条的过渡和从概念到行动的转变。从国内税收治理的角度而言,应进一步厘清税收管辖权"取"与"用"的逻辑;从国际税收治理的角度而言,应进一步研究税收管辖权"争"与"让"的逻辑;国内税收管辖权的治理关键在于纳税人同意权的强化,国际税收管辖权的治理关键在于税收管辖权规则的更新。

国际税收治理与“‘一带一路’税收征管合作机制”

当前,国内外形势正在发生深刻复杂变化,加快建立各国之间长期税收合作是必然趋势,创新国际税收治理体系进而加强全球经济治理是必然要求。本文以"‘一带一路’税收征管合作机制"(BRITACOM)为研究重点,分析我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税收合作和国际税收治理中发挥的重要作用,研讨推动建立这一税收合作机制的理论与实践。

应对金融账户涉税信息自动交换推进国际税收治理现代化

金融账户涉税信息自动交换标准是得到G20圣彼得堡峰会背书,并提交2014年11月G20布里斯本峰会审核通过的全球税收情报交换新标准。实施这一标准对于我国而言,既势在必行,亦大有裨益。本文介绍了金融账户涉税信息自动交换的总体情况,分析了我国实施这一标准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并从完善税收法律、优化征管机制、建设信息化体系等方面提出了推进我国国际税收治理现代化路径的思考与建议。

论G20国际税收治理新模式

国际税收治理传统模式以公约示范法为基础,表现为双边税收协定网络。二十国集团(G20)在将治理议题扩展到国际税收领域时,引入了一种新的国际税收治理模式。该模式一定程度上偏离了依公约示范法订立双边税收条约的传统治理模式,转而采用类似“新国际金融架构”的软法治理模式。最近热议的中国全球征稅即是该模式的一卜直接结果。新模式是“新国际金融架构”在税收领域的升级版,具有国际法制机理中的正当性,但相关税收议题在实施之有效性方面,因具体事项之不同而表现出差异性,并且因与WT0治理机制的冲突而出现一些合法性的问题。G20国际税收治理新模式有助于各国在国际层面扩大和确定新的稅收议题,推进国际税收体系的变革。然而,相关税收议题能否获得实施,在很大程度上仍要依赖于这些议题能否被传统模式所吸纳。无论是传统模式还是新模式,相关国际税收治理仍然未能突破国际税收管辖权传统分配格局。

“一带一路”共建背景下国际税收治理体系建设研究

本文梳理了“一带一路”共建背景下国际税收治理体系建设与发展现状,从国际税收治理理念、参与主体、治理内容等维度,分析国际税收治理体系建设进程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提出“一带一路”共建背景下建设新型国际税收治理体系的对策建议。

国际税收治理变革的几个基本问题探讨——数字经济下的税收权力、价值创造、公私交换与税基确定

百年变局之际,国际税收治理面临前所未有的历史性挑战,数字经济的加速发展又进一步加深了国际税收治理不平衡的矛盾。在此背景下,本文对税收权力、政府职能、价值创造、公私交换与税基确定等国际税收治理框架中的几个基本问题进行再观察和再思考,以期为当前国际税收理论与实践提供可行性的建议。

国际税收治理从双边到多边的演进:新格局、新挑战及新趋势

本文在对国际税收治理基本内涵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回顾国际税收治理从双边治理到多边治理格局的演进过程,重点分析2013年BEPS行动计划以来国际税收治理新格局下治理平台、治理内容、治理机制与治理秩序的变化,提出为应对当前国际税收治理面临的税收单边主义、逆全球化等现实挑战,国际税收治理应在全球经济治理中发挥更多作用,并应聚焦数字经济税收问题,以区域性税收治理助力国际税收治理新格局形成。

遵循多边主义和全球共治原则 完善创新国际税收治理理念和规则研究

近年来,我国坚持以税收治理现代化为目标,以多边主义和全球共治原则为基本准则,积极参与多边国际税收治理体系改革。本文通过分析国际税收治理体系的发展脉络及面临的现实挑战,探讨完善创新国际税收治理的理念和规则,建议按照《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O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的要求,明确与大国地位相匹配的目标定位,推动与对外开放相统一的国际合作,建立与国际形势相适应的法规体系,完善与税收改革相配套的管理机制,优化与时代发展相结合的征管手段,加强与中心工作相促进的组织保障。

国际税收竞争治理与发展中国家的应对策略

税收竞争是国际税收治理的重点领域。税收竞争国际治理的基本思路是国际税收协调与合作。在税收竞争国际治理中,应当坚持国际税收善治原则和公平的税收竞争原则,基本手段是税收透明和情报交换,而长期任务则是推动国际税收组织的设立。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税收竞争具有必然性,但税收竞争对其而言是一把"双刃剑"。发展中国家整体参与税收竞争国际治理的基本策略主要包括:将推行公平的税收竞争上升到各国对世义务的高度、坚持推行其有国际竞争力的税制改革、积极参与税收竞争国际治理相关规则的制定与开发以及坚持推动联合国成为国际税收竞争的协调机构。

国际税收治理领域权力的来源与测度研究

权力是理解全球治理问题的关键。国际税收治理作为全球治理的组成部分,其规则制定、改革推进与国家间权力格局变化密不可分。回答如何界定和衡量国际税收治理领域中的权力以及其结构是否发生变化等问题,有利于解释国际税收改革中出现的诸多现象,以及从更宏观的角度把握国际税收改革的方向。本文对国际税收治理领域的关系性权力和结构性权力进行界定,综合使用多个数据库对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国际税收治理领域结构性权力和关系性权力的变化进行测度,并结合近些年国际税收改革案例对测度结果进行验证。研究发现,美国在国际税收治理领域依然拥有最大权力,英国、德国等发达国家还保持着权力优势,同时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国家在国际税收治理领域的权力不断提升。本文的研究为更好地理解国际税收治理及未来改革提供了新的分析视角和框架。

论国际税法之趋同与我国的应对

经济全球化是国际税法趋同的根本驱动力。国际税法的趋同对国际社会、各国政府、税务机关乃至跨国纳税人都有价值,因此形成了多层次、多行为体的国际社会推动过程。研究国际税法趋同化问题,需要对趋同的范围和程度、趋同对国际税法问题的解决程度以及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税法趋同中的特殊问题进行理性反思。在此基础上,中国应坚持理性对待国际税法趋同的立场,同时从加强南南合作、金砖合作提高发展中国家整体在国际税法趋同中的话语权,建立参与国际税法趋同所必须的长效参与能力培养机制等途径做出应对,以充分维护中国乃至发展中国家整体在国际税法趋同过程中的税收利益。

中国深度参与国际税收全球治理策略研究

中国深度参与国际税收全球治理、提高国际话语权,既是中国国力增长的必然结果,也是中国高质量增长的客观需要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动选择。在参与国际税收全球治理的过程中,中国需要关注经济增长,把握中国新时代的阶段性特征,以"一带一路"建设为主线,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提升国际税收合作水平,加强国际税收前沿问题的研究。

开启国际税收新征程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

本文展现了过去十年面对风云变幻的国际局势和波澜壮阔的国内改革形势,国家税务总局党委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落实落细习近平总书记对国际税收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重大决策部署,胸怀国之大者,服务国家改革与外交大局,深度参与国际税收治理,有力维护国家税收利益,提升中国税务话语权和影响力,保护跨境纳税人合法权益的相关工作及成效,并深入分析当前我国国际税收治理面临的国内外形势,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全面落实全国税务工作会议要求,认真谋划未来一个时期的国际税收工作,以“三个强化”“三个助力”倾情服务中国式现代化。

税收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路径选择

作为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工具,税收在服务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进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能够在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增强国际经济合作与竞争新优势方面发挥关键作用。本文基于税收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内在逻辑,分析既往的成功实践和当前面临的现实挑战,从继续完善现行税制体系、探索开放型税收制度创新、积极谋求国际税收合作、深度融入国际税收治理等四个方面,提出税收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