塑造全球治理议程:国际组织自主性的行动逻辑——以UNFCCC秘书处为例

国际组织是参与全球治理的关键行为体,理解国际组织自主性是分析国际组织如何影响全球治理议程的核心,而平衡国家中心与国际组织中心两种视角是全面认识国际组织官僚机构在全球政策议程中自主性与影响力的起点。缔约方集体对国际组织官僚机构的授权是国际组织官僚机构权威的基石,授予性权威是其自主性行为的首要合法性来源。缔约方集体授权有力地塑造了国际组织官僚机构的自主性行动路径。对于所涉问题领域单一的条约秘书处,缔约方集体授权相对清晰具体,监督成本较低,因此,条约秘书处自主性行动范围的扩张,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缔约方集体对其任务授权的增加。同时,授权特点进一步塑造了条约秘书处寻求以间接方式影响政策结果的自主性行动逻辑。本文通过对现有研究的梳理,提出了基于组织授权的国际组织自主性分析视角,并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秘书处为例,认为其自主性行动范围的扩张并非其自主性显著提升的表现,而是依赖于缔约方集体的任务授权变化,并进一步分析了其作为知识中介人、谈判辅助者和行动协调者对气候治理政策结果施加影响的行动路径。

ICSID自主性与国际投资争端范式转变——以《ICSID示范条款》为例

ICSID仲裁是当今国际投资争端解决的主要方式。创设初期的ICSID仲裁机制原本是契约仲裁,20世纪90年代后该机制转型为条约仲裁。现有研究仅将条约仲裁作为研究背景,少有研究国际投资争端范式转变的动因和路径。本文通过运用国际组织自主性理论分析ICSID仲裁机制,得出以下结论: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ICSID)是国际法授予的有独立法律人格的国际政治行为体,其自主性权威源于专业权威、道义权益以及世界银行的资源。ICSID秘书处在组织利益驱动下,主动通过起草国家“书面同意”的《ICSID示范条款》进行议程设置。之后,国际官僚通过说服方式倡导国家将《ICSID示范条款》加入双边投资协定;双边投资协定网络扩散进而引发国际投资争端范式转变。

项目类型、伙伴战略与新型多边开发银行的自主性

同样是由新兴经济体倡议筹建的新型多边开发银行,为什么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金砖银行)的自主性要远远高于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在治理自主性上,金砖银行董事会比亚投行董事会更难否决管理层提出的倡议;在项目自主性上,金砖银行管理层比亚投行管理层在项目发起和审批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更大。结合委托代理理论和社会化理论,本文提出项目类型与伙伴战略是导致新型多边开发银行自主性差异的两大主要因素。在项目类型上,金砖银行的项目技术复杂程度更高,缺乏统一的项目适用标准,董事会与管理层之间的信息不对称较为严重,使得金砖银行的自主性更高。在伙伴战略上,金砖银行采用本土化的伙伴关系战略,较少受到社会化的压力,使得金砖银行的自主性更高。

世界卫生组织在促进卫生与气候治理协同中的角色与中国的战略选择

全球治理背景下议题联系的凸显对治理逻辑变革提出了要求,国际组织在跨议题领域治理中的角色对于促进不同议题治理议程协同,提升治理成效具有重要意义。由于此类行动通常超越其初始授权,国际组织在新议题领域行动的同时也是观察国际组织自主性扩张的重要研究方向。本文基于议题联系与国际组织自主性的相关理论,构建了以话语、机制和实施三维度为核心的分析框架,并将其运用于世界卫生组织的案例分析中。本文认为气候变化与卫生在问题本身和治理机制两方面体现着议题之间的联系性,此背景下,世卫组织在话语层面塑造了两议题联系,同时,通过机制建设促进两议题协同治理,并积极致力于将气候风险考量纳入卫生项目实施之中。然而由于全球气候治理机制未明确议题联系,气候治理相关配套机制也对卫生议题关注不足,从而在机制层面制约了世卫组织在气候领域的行动。世卫组织对于气候议题的资源投入受限则进一步限制了其在协同治理行动中的角色。伴随着全球疫情后复苏阶段对卫生与气候议题关注度的提升,中国可以通过借助世卫组织在治理协同中的角色,影响气候与卫生交叉议题领域治理规则的制定,提升自身在全球治理中的影响力与全球治理行动的有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