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国际秩序”的正义性缺陷与合法性危机

“自由国际秩序”是一种源自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并逐步扩展至全球的国际秩序。从权力视角来看,“自由国际秩序”具有等级性、价值观一元性和排他性的特点,在经济、政治及安全层面分别形成了“马太效应”下塑造的经济霸权、“价值一元化”的政治霸权、“二元化”的排他性安全霸权,体现了分配正义缺陷。从东方主义话语视角来看,“自由国际秩序”作为西方世界的知识话语体系,在话语层面形成了一种霸权垄断,体现了参与正义缺陷。总的来说,分配正义和参与正义的缺失是“自由国际秩序”合法性危机的来源。“自由国际秩序”在维持其合法性基础的合法律性、利益分配及参与程度三个基本要素方面存在不足,由此造成当今“自由国际秩序”面临逐渐走向失序的危机。

冷战结束以来俄罗斯对国际秩序的认知历程及其演变逻辑

冷战结束以来俄罗斯对国际秩序的认知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发展历程:20世纪90年代中前期,俄罗斯全盘接受并极力融入美西方主导的自由国际秩序;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到2007年,俄罗斯开始质疑和反思美西方自由国际秩序的制度标准和地缘安排,但依然希望被接纳;2008年至今,俄罗斯逐渐放弃对美西方自由国际秩序的幻想,并开始反击其地缘安排。2022年乌克兰危机爆发意味着俄罗斯对美西方秩序的彻底反击,并提出和推进其多极世界秩序构想。俄罗斯对国际秩序的认知历程是其自我认知与对外部世界的认知不断调适的产物,其形成过程受到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主要包括俄罗斯的大国梦想和历史文化传统、美西方对俄罗斯的态度,以及世界政治的客观形势。

拜登政府防御性自由国际秩序观分析

在自由国际秩序面临内外危机之际,拜登政府的外交政策体现出了一种什么样的自由国际秩序观?在美国外交思想史上存在“进攻性”与“防御性”两种不同的自由国际秩序观,二者主要在“价值观与对外政策”“单边主义或多边主义”“国际承诺与国际领导”三个问题上存在差异。为了满足战略竞争的实际需要,拜登政府提高了外交价值观的地位,但其在本质上依然更看重利益而非价值;虽然展示出向多边主义靠拢的姿态,但对多边主义的支持有限甚至具有“伪多边”之嫌;为应对大国竞争对其领导地位的挑战,拜登政府实施收缩战略,通过“印太战略”将战略资源更多地集中于大国竞争。总之,拜登政府的自由国际秩序观总体上是“防御性”的。随着大国竞争议题的日益严峻,美国的外交政策只会更加现实主义,其自由国际秩序观也将趋向于实用主义。

时代嬗变与国际秩序更新——基于唯物史观的观察和分析

时代标识人类生活的历史方位,国际秩序则是人类跨国互动的基础条件。对时代和国际秩序的认知均有重要战略价值和政策意义。基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视角,当前时代嬗变表现为,和平、发展、合作、共赢虽仍为时代主题,但和平、发展、信任、治理四类赤字均在扩大。引发时代嬗变的根本原因,在于全球生产方式和世界上层建筑的深刻调整与变革。世界已进入“新时代”,即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描述的“大的历史时代”的新阶段,也是人类历史发展到和平与发展时期的新阶段。在这一动荡与变革交织的新的历史时期,国际旧秩序也即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因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群体性崛起、美国事实上的反秩序行为,以及自由主义精神内核陷入严重危机等重大冲击而处于更新过程中,国际新秩序正在孕育。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国际秩序正确的演进方向。

失衡的自由国际秩序与主权的复归

本文在"自由国际秩序"演进的历史脉络中分析了主权规范自冷战结束以来的起落。本文认为,随着"自由国际秩序"的思想灵魂由"社会自由主义"向"新古典自由主义"转变,主权规范受到挑战。但是,推动"自由国际秩序"转变的各种力量,无论单极权力结构、"脱嵌"的经济自由化和市场化进程,抑或"新古典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霸权,都使"自由国际秩序"在由地方性走向全球性的过程中缺乏必要的调整,导致"自由国际秩序"在扩展中失去内在平衡,反而激化了更多矛盾,产生了更多问题。由此而来的各种形式的负反馈运动共同制造了当前的秩序危机,也促使国家与主权规范重新获得重视。主权的复归如能得到正确引导,则有助于国际秩序回复平衡,反则可能导致更大的秩序失衡。

特朗普政府与自由主义国际秩序:背弃抑或支持?

现实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都认为特朗普正在破坏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现实主义者认为特朗普政府的所做所为将加速美国放弃对外扩展自由体制,自由主义者则担心这将削弱美国作为自由秩序领导者的合法性。但就事实来说,二者的判断都不完全准确。基于国内资本密集型部门的经济利益考量以及作为海洋主导性国家的地缘政治必需,美国其实不太可能完全背弃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就现实情况而言,虽然特朗普对促进民主、开放贸易以及全球霸权地位多有抱怨,他也确实正在较以往更加坚定地试图削减维护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成本,但特朗普政府的总体作为最终证明,美国依然是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支持者。因此,注定会令现实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失望的是,美国不会放弃对外部国际环境的积极主动塑造,同时也不太可能完全坚持国际机制和多边主义。

“自由国际秩序”的历史窠臼:论“印太”框架下日本的对华制衡

对自诩西方国家的日本来说,中美国力的“东升西降”意味着现行“自由国际秩序”遭到挑战,其角色定位和国家利益驱使它要竭力稳定这一秩序,并借此提升国际影响力。“印太”概念便是日本在这一背景下应运而生的一个区域性秩序框架构想。在政策宣传上,它标榜要构建一个自由开放的区域秩序框架。但暗含的一元排他性价值理念导致其本质是“有选择的多边主义”,且在拜登主政后,日本的“印太”概念越来越趋同于美国的“印太战略”,呈现出鲜明的遏制打压中国的外交态势。中国应在对此有清醒认知的同时,坚持在相互尊重、求同存异基础上加强沟通协调,确保两国能共同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事业发挥积极作用。

自由国际主义3.0与美国的软实力建构

自由国际主义是美国对外政策的基本原则,一方面,美国主要依靠自身实力来实现国家利益;另一方面,通过强调其民主价值理念的宣扬和灌输来推进国家利益的实现。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美国将在军事实力和经济实力方面占主导地位,基于此,美国主要将在软实力方面持续发力,这与自由国际主义3.0相契合,通过建构自身软实力,以巩固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延续所谓的“美国世纪”,但在权力转移的背景下,美国软实力的建构同样存在困境。

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国际秩序转型——基于国际制度视角的分析

国际秩序构建是国际政治中最具有全局性和战略性的重大议题。其中,国际秩序是以制度、规则与组织为基础的秩序,通过制度协调可以推动和规范各国在全球范围内的互动。因此,通过国际制度的视角能够分析自由国际秩序的危机和未来国际秩序的走向。现有国际制度秩序正处于混合制度并存的复合国际秩序阶段,既有西方主导的自由制度秩序,也有坚持《联合国宪章》的国际制度秩序,还有正在形成中的基于“一带一路”沿线制度实践的国际秩序。中国与国际制度秩序正处于深刻的转型过渡之中,人类命运共同体勾勒出的未来国际秩序的蓝图与愿景,是中国推动国际秩序转型的远景指南。当前,国际制度秩序已经开始从基于西式规则的自由制度秩序向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型多边制度秩序转变。国际社会应该和衷共济、和合共生,共同构建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秩序。

从转型到危机：“美国优先”对国际秩序的影响

“美国优先”理念对国际秩序走向带来深刻影响。基于此理念,特朗普政府确立“有原则的现实主义”,权力竞争回潮;掀起“退群”运动,国际制度体系动荡;蔑视自由民主规范和价值观,自由主义价值理念面临被颠覆的危险。国际秩序领域出现的诸多变化,已远非国际秩序转型所能概括,自由国际秩序陷入危机。越来越多的国家由过去争论美国领导世界的方式,到疑虑美国是否还将继续领导世界;美国也从过去专注于维护美国在国际秩序中的领导地位,兼顾新兴经济体对于自由国际秩序内部权力与利益相脱节现象的改革诉求,到如今聚焦美国应如何更好提升自身实力以平息国内白人蓝领阶层等对美国参与经济全球化、领导自由国际秩序所带来的国内利益损益严重不均现状的不满与排斥。我们需全面理性认识并积极管控“美国优先”冲击下国际秩序在特征、动因与议题领域所呈现的一系列危机性变化,这是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基本稳定与合理化变革的重要前提。

国际变局下日本关于国际秩序的战略认知及应对

在2008年金融危机的影响下,西方发达国家经济持续低迷,新兴国家与发达国家差距不断缩小,世界经济重心明显向新兴国家转移,这不仅急剧改变了国际权力格局,也冲击了美国主导的“自由国际秩序”。作为这一秩序的参与者和受益者,日本感到极度不安。他们认为,新兴力量特别是中国的快速发展打破了原有的力量平衡,从外部挑战了该秩序,而美欧国家的政治不稳定则从内部冲击了该秩序;中美战略博弈事关国际秩序变动全局,日本生存之道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在中美博弈中寻求平衡。鉴于此,日本一方面积极担当起维护“自由国际秩序”的“重任”,图谋用该秩序的核心制度“规范”中国的行为;另一方面,继续追随美国,帮助美国维护其国际地位,与中国在各个方面展开竞争。

论美国霸权秩序理论的两种版本

当今世界,美国追求霸权、遏制其他大国尤其是遏制中国发展的行动不仅没有停歇,而且进一步加剧。美国为世界秩序提供了由其支配的全球霸权秩序方案,这个霸权秩序分为新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两种具体思路。这两个版本都具有典型的美国中心论、美国例外论特征。充分了解美国新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及其基本精神并展开批判性的反思,对于中国在崛起过程中做到知己知彼并有效应对美国的霸权主义和遏制政策,都有较为重要的意义。

论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终结

随着冷战的终结和两极体系的解体,国际秩序总体上从所谓“单极时刻”向多极均势的方向演进。在这个演变进程中,美国对世界秩序进行了长达三十年的单向构造,形成了以美国霸权为主宰、西方规则为基础的所谓自由主义国际秩序,这个秩序本质上是一个高度意识形态化的单极秩序。但是,任何国际秩序都不是完全人为可控的,经过经济全球化的冲击和世界力量格局的调整,当前国际政治迎来了一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自由国际秩序陷入严重的危机。从内部来看,支撑自由国际秩序的美国霸权相对衰落,全球民主扩展战略处处碰壁,美国在同盟体系内部的领导力下降,自由主义国际秩序遭到普遍的质疑。从外部来看,所谓“以规则为基础”的全球治理日益失灵,特别是国际安全机制被美国和西方国家所主导,缺乏基本的公正、信誉和包容性,自由主义国际秩序遭到了新兴大国的有力挑战。自由主义国际秩序陷入困局的根源,主要表现为秩序主导国家内政外交的失败与秩序固有的缺陷。在百年大变局下,霸权相对衰落、多元权力中心形成的不平衡多极体系和不确定的秩序是演变的方向。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国际力量仍然是不平衡的,人类将长期共存于一个实力不对称的多极体系中。在这个前景和结构都具有不确定性的多极秩序转折点上,大国如何定位自身角色,恰当地使用权力,以及如何尊重别国的核心利益,对世界秩序的和平与稳定至关重要。

“自由国际秩序”、多极化与俄罗斯的“2024议程”

在国际秩序构建问题上,伊肯伯里的"自由国际秩序"理论、普里马科夫的多极世界思想、基辛格的国际秩序演变观,是三种来自不同思想谱系、取向与功能各异、对国际秩序延续和转型有着各自思考的理论。虽然三种立场之间有时看似对立,存在着相互冲突与逆转的可能,但是不排除彼此接近、展开对话,乃至探寻共识的空间。从物理学意义上的外在结构,或简单引用历史先例,来寻找未来世界秩序演进的轨迹,显然已经不够。关注上述不同立场间的争议与各自在互动中的调整,研究各大国间很不相同的国内进程与"全球转型"之间的相互作用,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2020年初俄罗斯开启了"2024议程"。俄罗斯政府改组和普京提出宪法修正案等一系列重要部署与相关的广泛讨论,不仅旨在解决社会经济的紧迫挑战,同时也指向2024年现总统任期届满之后的中长期政治经济安排。像俄罗斯这样将当下困难问题的处理与长远发展战略部署加以联系,将本国内部事务的转型与未来世界发展的潮流相互衔接的做法,值得学界关注。

国际刑事法院的普遍管辖权与自由主义国际秩序

作者从国际刑事法院的成立及其背景分析了国际刑事法院普遍管辖权的特点及其意义,并根据国际社会法治的3种模式,探讨了国际刑事法院普遍管辖权与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关系。作者认为,国际刑事法院的普遍管辖权体现了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基本价值,是当代国际法治从威斯特伐利亚法治模式向自由主义法治模式转变的重要标志。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权制度虽然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和强制力,但它是在补充性原则的基础上设计和运作的,是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一种延伸或补充。国际刑事法院推动的国际社会法治应当朝着限制不负责任的权力、促进一定形式的政治和社会平等的方向发展。

自由国际秩序视域下的美韩同盟关系——从特朗普政府到拜登政府

从特朗普政府时期到拜登政府时期,美韩同盟关系出现了一些较为明显的调整和变化,这些调整和变化与美国对于自由国际秩序的政策发展具有一定的同步性。特朗普政府坚持“美国优先”原则,冲击了已有国际规则,降低了驻韩美军的维护成本,导致美韩之间的盟友关系疏远,在一定程度上对自由国际秩序造成了破坏。拜登政府上台后明显减少了单边施压行为,旨在提高美韩同盟的凝聚力,同时寻求拓展和扩大美韩同盟的功能和范围,进而推动构建所谓的全面战略同盟,这些举措又在一定程度上修复了自由国际秩序。在拜登政府的推动下,当前的美韩同盟关系显示出“凝聚力更强”和“功能性更全”的特点,肯定会给中韩关系的未来发展带来一些不利影响。不过,自由国际秩序自身存在严重缺陷,韩国对于美国也并非完全无条件跟随,这就在根本上决定了相关影响的限度。

软实力视阈下美国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构建机理与问题分析

美国崛起的过程也是国际秩序构建的过程,它在崛起中始终扮演了霸权控制者与秩序构建者的双重身份,二战后逐步建立了自由主义国际秩序。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与美国的世界霸权构成了相互作用的系统。在该系统中,硬实力与软实力发挥着决定性作用,世界霸权以纯粹的硬实力为依托,而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更多的是软实力的影响。本文以硬实力与软实力作为分析要素,将美国构建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划分为初步构想-秩序对抗-普世推广三个历史阶段,重点分析秩序构建过程中美国软实力的发展机理。在三个阶段中,美国的软实力相对于竞争者都处于劣势,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形成是建立在美国硬实力而非软实力的绝对优势的基础上。当前特朗普时期的美国出现诸多不适应自由主义国际秩序要求并试图摆脱该秩序束缚的倾向。

中俄与“自由国际秩序”之兴衰

西方近年来关于所谓"自由国际秩序"(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是否已"终结"的辩论,无论在理论和政策层面都存在着相当的盲点和误区。将中俄两国定义为该秩序的"修正主义"大国不仅是匪夷所思,而且忽视了一个重要的历史事实,即这一秩序的早期阶段与冷战的两极体系是一个共生(symbiotic)建构,它不仅在国际层面制约了美国力量的滥用,而且在相当程度上改进或克服了美国国内制度的弊端(种族隔离等)。在冷战后期,美国主导的"自由国际秩序"对两个共产主义大国也起到一定的示范作用。冷战以后,中俄对"自由国际秩序"在不同的政策领域采取了不同的对接方式,也导致了不同的结果:中国的长期稳定崛起,以及俄罗斯与西方日益走向对抗。然而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对所谓"自由国际秩序"损害最大的,恰恰是处于巅峰状态、对外扩张无度的西方本身。对中俄来说,"自由国际秩序"的困境,需要国际社会集体努力来修复。在没有全球性危机的情况下,如果把"婴儿"(自由国际秩序)和"洗澡水"一起倒掉,那么无人会从中获益。而这恰恰是我行我素的特朗普政府的政策走向。

从国家主义走向世界主义——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辨析与反思

备受西方推崇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由于近20年来世界大变局的新形势引发了诸多思考和讨论。虽然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发端于西方民主国家的互动,不过该秩序内含的扩张性和排异性推动着西方世界在冷战后力求将其扩展为全球秩序。在认知中,时常存在将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与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相混淆的情况,但事实上二者在思想理念、相应规划上均存在差异。与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基于现代性规划所形成的强势决定论不同,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拥有明显的世界主义倾向,对和平的诉求、人权的保障以及追求世界范围内的公平正义使得该秩序在变化的国际环境中拥有源源不绝的发展动力。一方面要承认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在传播自由民主、市场开放、制度化安排等方面对世界起到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也必须指出,该秩序的干涉取向、等级思维以及自由主义内部缺陷不仅给国际社会带来破坏性影响,而且导致自身陷入危机。在全球化迅速发展、全球问题愈发严峻的今天,国家主义的思维模式注定无法获得广泛认同,以世界主义为指导,将人类视作相互依存的整体,进行平等的对话、协商与合作才是摆脱诸多困境的关键。

美国自由国际秩序之辨识——理论、实践与前景

美国霸权秩序又被自由国际主义学者称为美国的世界秩序或美国的自由国际秩序,因其西方性的自由国家或自由世界而名之。美国霸权秩序主导甚至控制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当代世界秩序的创建和运行,尤其西方主导的观念、规则和制度内嵌于当代世界秩序,并成为一套广泛而经久的国际价值体系。自由国际秩序的理论基础,主要是自由国际主义的民主和平论、相互依赖与贸易和平论、国际制度和平论,其当代叙事则表现为美国领导西方国家创立和管理了一个基于规则的、开放而自由的国际秩序,美国与其他成员处于一种基于同意和谈判的等级结构之中,美国为其他成员甚至全世界提供了安全、繁荣和进步的公共产品,以致整个世界长期处在大国之间无战争、世界经济长期保持增长、西方市民社会及全球民主人权不断进步的长和平之中。这个叙事是片面的,自由国际秩序自身并非完全和谐一致,美国更非慈善而利他,而是经常任性地使用权力去处理西方内部问题。另一方面,美国霸权秩序和当代世界秩序长期以来始终处在演变发展之中,两个秩序相互重叠、纠缠、挤压,同时又受到其他新的力量的冲击和挤压。新的力量推动了两个秩序的变化发展,而自由国际秩序及其领导者调适应对不力,以致累积成当前西方世界的巨大危机。但自由国际秩序及其领导者仍拥有结构优势或制度优势,在未来一个较长时期内,自由国际秩序与当代国际秩序还将共生共存下去,那些重叠而又内嵌的观念、规则和原则仍将继续发挥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