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安全与开放之间:数字贸易国际规则构建的中国方案

数字贸易迅猛发展加剧了各经济体对数字贸易国际规则制定权的争夺。作为数字贸易大国,我国应积极提升数字贸易国际规则制定的议程设置能力,在议题选择上尽量获得其他经济体的支持,在场所选择上以双边和区域为切入点,并积极参与数字贸易诸边谈判。我国在完善国内法时,应借鉴美欧成熟经验,在数据跨境流动上维持自由与规制的平衡,在源代码保护上坚持网络安全与开放的平衡,在电子传输关税和数字服务税上实现审慎与包容的平衡;在对外谈判时,应联合与自身诉求接近的发展中经济体并加强与发达经济体的协作,推出数字贸易国际规则的中国方案。

国际规则构建中的首都角色——以北京为例

近年来,中国国力不断上升,新时期的外交实践要求中国不仅要尊重国际规则,更要参与国际规则构建。要想做好国际规则构建工作,除去国家领导人、国家实力、战略大环境等要素外,本国的政治首都也是不容忽视的地理场域要素。首都不仅具有政治上的支持意义,而且能够为国际多边谈判、重大国际规则讨论、国际组织运转提供必要的软硬件支持。对于中国而言,积极参与国际规则构建,是一项有关国家战略利益的重大目标,北京作为中国的政治中心与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国际化大都市,在中国参与国际话语权构建的过程中能够积极主动发挥作用。

构建国际经贸新规则的总思路

国际经贸规则是国家(含单独关税区)处理国际经贸关系的一种安排,具有规则创制和利益保护两种价值。以世界贸易组织为基础的现有国际经贸规则未能全面、及时反映科技进步和世界经贸格局的变化,产生了构建国际经贸新规则的现实需求。中美贸易战是这种需求的一种反映。大国往往通过破旧立新方式引领规则构建。以CPTPP和USMCA为代表的新一代区域性贸易协定代表了国际经贸新规则的发展趋势。在构建现代国际经贸规则方面,中国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拥有发挥大国作用的机会和能力,中国应更加积极、开放地参与、推动国际经贸新规则的构建。

海洋命运共同体下南海区域搜救合作的制度化构建

构建南海各国普遍接受且具有约束力的国际规则是区域搜救合作制度化的核心。然而,由于南海国家普遍对于主权维护具有较高敏感度、部分国家单方主张搜救责任区以及美国等域外国家干预南海安全治理等情况,搜救合作规则的构建前景并不乐观。在此背景下,海洋命运共同体以其所包含的利益共享、责任共担、安全共建的理念内核,有助于从政治和经济层面增进南海国家搜救合作意愿,营造更加平等包容的合作平台。鉴于南海搜救合作基础薄弱,区域搜救合作制度化适宜采取软法与硬法相结合的构建形式,以包容且审慎的态度广泛接纳多元参与主体,同时将搜救责任区划分、争议海域搜救、战时搜救等敏感却有现实需要的议题纳入。目前南海区域治理处于变革的关键期,我国应主动引导区域搜救合作规则构建,提升南海安全治理国际话语权。为此,需要广泛同南海国家签署搜救合作双边协议,不断丰富和完善现有合作机制,全面提升南海救援能力,从而更好地提供南海搜救国际公共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