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国际资本流入的理论研究——基于顺周期效应的视角

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让学术界重新审视危机发生的缘由,其中顺周期性被大为诟病。经济行为的顺周期效应成为宏观经济领域的热点,周小川行长在央行网站发表的署名文章《关于改变宏观和微观顺周期性的进一步探讨》也指出,"我国金融体系的顺周期效应正日益变得显著"。本文着力从直接投资和证券投资两方面进行了理论分析,并给出政策建议。

国际资本流动的周期效应及其逆转风险控制研究

本文基于55个主要国家和地区的有关数据,分析影响国际资本流动周期性的因素,认为影响国际资本流动周期性方向的因素主要有经济发达程度、经济开放水平、金融发展程度和金融开放度,并运用面板Logit模型进行实证研究,证明了上述因素对国际资本流动的周期性效应的具体影响。然后,基于利率、资产平价分析了国际资本顺周期流动及其逆转的危害。为此,我国应利用国内投资逐步替代国际资本,深化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有序推进资本账户开放,加强对国际资本流动的监管,缓解国际资本流动的顺周期性,应对可能发生的国际资本流动逆转问题。

国际人才流入是否促进了我国人力资本积累

人力资本是当代经济发展的重要源泉之一。本文通过将2000~2016年29个省份的省级面板数据作为研究对象,实证分析了国际人才流入对人力资本积累的影响。研究结论显示,国际人才流入规模的增加可以显著促进地区人力资本的累积,但这种促进作用存在一定的区域差异,即在东部地区,该促进作用并不明显;在中部地区,除了获得政府奖学金的留学生以外,国际人才流入对人力资本积累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在西部地区,国际人才流入对人力资本积累的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学历留学生上。此外,本文还采用各省份的空气质量状况(PM2.5)作为国际人才流入规模的工具变量进行内生性问题处理,进一步验证了本文结论的稳健性。上述研究结论为我国寻求进一步加快人力资本积累的途径以及有效促进经济发展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参考。

资本流入冲销政策比较与借鉴

传统国际资本流动都在发达国家问进行，20世纪80年代、90年代出现两次规模较大的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的资本流动高潮。然而，高速大规模的资本流入是一把双刃剑，在提高发展中国家投资水平、促进增长的同时，也带来了经济过热、通货膨胀压力增加、本币升值压力以及对外贸易竞争力损害等一系列不利影响。经济学界与政府管理当局试图通过政策设计，避免大规模资本逆转与资本流入的突然中止（suddenstop），最大程度地降低与资本流入；中击相伴生的经济金融风险。面对资本流动的日益规模化、国际化、全球化，如何充分发挥国际资本的效用又避免国际资本流动不稳定性对宏观经济金融影响，是许多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面临的课题。本文对资本输入国在大规模资本流入时期采取的应对政策进行系统梳理与国际比较，对我国应对近年来国际资本流入的经济金融效应具有借鉴意义。

美国货币政策不确定性与跨境资本流入——兼论宏观审慎跨部门溢出效应

美国货币政策不确定性衡量的是市场主体对美联储政策利率路径或政策行动的不确定性感知,其对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和跨境资本流入会产生深远影响。本文使用72个经济体1995年第一季度—2022年第三季度跨境资本流入数据,研究美国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对跨境资本流入的影响。结果表明:第一,美国货币政策不确定性会显著降低跨境资本总流入、证券投资资本流入和其他投资资本流入;第二,美国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分别通过加剧全球金融周期和提高风险溢价降低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跨境资本流入;第三,总体和部分子类宏观审慎政策工具的跨部门国际溢出效应依赖于美国货币政策不确定性的不同强度,整体呈现出一定的非对称性特征,并且该非对称性特征在新兴经济体中表现得更为明显。本文对在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背景下,中国人民银行和金融监管部门有效识别美国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资本流动和宏观调控效果的负向影响,加强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协调提出政策建议。

我国跨境资本流动之汇率因素分析及监管建议

随着全球进入后危机时代,世界经济复苏对资本的需求日益扩大。本文对当前全球跨境资本流动的现状及成因进行了归纳,并梳理了我国近年来跨境资本波动的特征,采用2012~2016年五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对人民币汇率与跨境资本的流动进行实证分析,得出人民币汇率变化对跨境资本流动影响程度的结论;通过研究国际宏观审慎监管经验,结合我国实际,提出在不同人民币汇率预期下的监管重点,并从宏观审慎管理方面对我国跨境资本流动监管提出建议。

金融开放背景下国际资本流入的经济效应研究——基于CGE模型的分析视角

在金融扩大开放的宏观背景下,国际资本流入加剧将对一国经济增长、稳定均带来重要的影响。本文运用CGE模型模拟国际资本流入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国际资本流入总体上增强了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也推动了宏观经济需求的改善。在长期中,国际资本流入促进资本要素的需求增长、金融业对实体经济的投入,加速了生产制造,进而增强了商品市场的竞争。从具体的影响机制看,国际资本流入主要通过刺激投资需求来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增长。由此,应加快国内金融市场基础制度建设,加强对国际资本的有序引导,并完善跨境资本宏观审慎管理框架。

国际投机资本流入:动机与冲击——基于中国大陆1999～2011年样本数据的实证检验

为研究国际投机资本流入中国大陆的动机及其对经济发展的冲击效应,本文基于所构建的向量自回归分布滞后模型,选取中国大陆1999.1～2011.6期间的样本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套汇与套利是国际投机资本流入中国大陆的主要动机,其中套汇的动机更为强烈,出于套利动机的国际投机资本流入对国内外利差变化存在明显的时滞。国际投机资本流入会对中国大陆金融资产价格指数和商品价格指数产生冲击,其中对金融资产价格指数的冲击效应更为明显,对商品价格指数的冲击效应存在明显的时滞。研究还发现,中国大陆的金融市场与商品市场是相互联接的,国际投机资本流入对这两个市场的冲击呈现出非对称性。

国际资本流入是否提升了中国经济增长效率

现有文献倾向认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资本的流入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增长,一是因为国际资本的流入可以被视为是接受国的资本和技术的"净增加",它直接参与接受国的国内资本形成,二是因为以外商直接投资为主的国际资本的流入具有技术"溢出效应"。然而这两方面都没有得到中国现实数据的较好支持。对中国工业企业总体的全要素生产率作进一步的Malmquist指数分解可以发现,工业企业总体的全要素生产率变动主要来自于规模效率,而非来自于外商投资的技术溢出。国际资本大规模流入与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平行发展仅说明,中国经济的增长拉动了国际资本的流入。

全球金融周期视角下国际资本异常流动的驱动因素

本文选取1999—2017年全球64个国家和地区的季度面板数据,采用Probit交互效应模型,研究了在全球金融周期不同阶段中国际资本异常流动的驱动因素。结果表明,在全球金融周期"繁荣"阶段(VIX指数较低时),全球风险指数和大部分经济体内部因素均为国际资本异常流动的驱动因素;在全球金融周期"萧条"阶段(VIX指数较高时),全球风险指数成为第一主导因素,大部分经济体内部因素的影响变得不显著。此外,在全球金融周期不同阶段中,国际资本异常流动的驱动因素在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与发达经济体之间存在明显异质性。本文的研究结果对不同收入水平经济体在全球金融周期不同阶段中防范国际资本异常流动风险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美元加息对中国经济影响的回顾与展望

2015年12月,美国启动了近十年来的首次加息,结束了持续时间达7年的低利率,也结束了持续10次的降息行为,利率水平提升到0.25-0.5%之间。美联储指出,未来美国的利率水平可能会逐步提升,而美国联邦市场公开委员会则认为循序渐进的加息方式是适合当前经济环境的。基于此,市场对美国持续加息的预期更趋明确。

国际证券资金大幅流入识别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本文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证券资金大幅流入事件进行识别并对其影响因素展开研究。基于54个经济体1990年第一季度至2018年第一季度的季度数据,本文首先对54个国家国际证券资金大幅流入事件进行识别。研究发现, 1994年以来国际证券资金流动共经历了四次资本大幅流入的浪潮,分别是1999—2000年、 2003—2004年、 2007年以及2009—2010年。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构建了涵盖推动因素、拉动因素和传染效应近20个变量的影响因素指标体系,对资本大幅流入的影响因素展开实证分析,研究表明:美国经济增速的提高会显著降低各国发生资本大幅流入事件的概率;传染效应显著存在,如果一国的邻国发生资本大幅流入事件,本国发生资本大幅流入事件的概率也会显著上升。此外,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贸易开放度和资本账户开放程度的增加使本国经济面临更多的外部冲击,增加资本大幅流入风险的发生概率,而更加浮动化的汇率制度会减少资本大幅流入的发生。

人民币国际化对跨境资本流动的影响

阙澄宇、孙小玄在《国际金融研究》2022年第4期撰文指出,厘清人民币国际化对跨境资本流动的影响对于更好地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和维护国家经济金融安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实证研究了人民币国际化对总资本流动以及不同类型、不同方向跨境资本流动的影响及其动态特征后,得到以下研究结论:1.人民币国际化抑制了总资本净流入,且该负向效应呈现不断增强态势;人民币国际化促进了总资本流出,该正向效应随着时间推移逐渐显现。

FDI溢出效应与中国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随着改革开放日益深化，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FDI吸收国之一的国际地位已然确立，FDI也成为了中国经济发展中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与此同时，从2005年起，在吸引大量国际资本流入的同时，中国的对外投资也开始形成规模，中国作为FDI来源国的地位也逐渐凸显，反映了中国已经在更深的层次上融入了全球经济（江小娟，2006）。

2012年9月国际金融形势评论

对中国来说，QE3的短期效应利大于弊。首先，QE3有利于稳定我国外部需求。在美国面临财政紧缩压力下，QE3有助于稳定其国内需求，防止中国对美出口增长进一步下滑；其次，QE3有利于纾缓我国资金流出压力。目前中国面临资本净流出导致的流动性偏紧局面，若QE3带来美元贬值压力。

金融开放增长效应影响因素的模型分析

2018年4月,我国在博鳌亚洲论坛上公布了新一轮金融开放的具体措施与时间表,这使得金融开放成为现在的研究热点问题之一。伴随着金融开放层次加深,国际资本流入的数量也愈来愈大。但是已经有大量的研究指出,国际资本流入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是不确定的,这取决于国家在金融开放前的经济发展状况。本文通过构建一个理论模型,分析指出一个经济体的金融开放的增长效应的影响因素主要有开放初期的经济发展水平、金融发展水平、储蓄率与国内外利率差等。然后对金融发展水平进行深入分析,指出不同的金融发展水平导致金融开放的增长效应也是不同的。本文特别指出,若一个经济体的金融发展水平较高但是国内经济水平较低时,实施金融开放会对该经济体的经济增长带来强烈动荡。最后,根据模型分析结论给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非常规货币政策的溢出效应

在国际层面，政策制定者一直特别关注资本流入的激增，在国家层面，则关注政策对股票和房地产市场的溢出效应，以及担心非。

浅析会计和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关系

在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会计与其存在一种演化关系。会计为适应特定时期的商业需要而发展,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越高,会计发展程度越高。本文认为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会计的改革和发展的方向,同时,会计思想和实践的发展应该既包括对资本主义兴起发展的推动作用,也包括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行为的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