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腐败国际追赃资产分享的必要性分析

腐败资产分享原则为国际上基本接受。从国际法依据上看,《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具有支持资产分享的倾向性。而腐败资产中"反腐败收益"的部分可以成为资产分享的基础。从促进有关国家参与反腐败合作的积极性来看,则资产分享具有必要性。从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资产分享可以使我国在反腐败方面获得益处。

简析中国刑事国际追赃适用方法

中国通过国际法进行刑事国际追赃,应明确适用的公约、条约,并善于解决国际法的概约性和缺憾性问题。适用国际刑事诉讼追赃,注重解决管辖权和协助举证问题;适用国际民事诉讼追赃,注重解决诉讼的主体选择和证据适用问题。适用中国法律追赃,应注重解决罪赃确权和帮助、协助取证以及确权承认与执行问题。通过分享补偿方法进行追赃,注意确定分享范围和比例问题。运用中国刑事政策进行追赃,要善于使用规劝、敦促退赃方式。

反腐败追逃追赃国际合作的若干问题

在惩治腐败犯罪国际合作过程中,追逃和追赃是主线。由于法律、制度、习惯等各种差异和障碍,如何开展行之有效的国际合作始终是难点,理论界和实务界都在寻找破解之策。本文在具体个案的经验和教训基础上,就以下三个较为重要的问题展开思考:分析积极适用遣返措施的必要性,并从主动配合遣返国、推动被请求国积极合作、有效破除例外障碍三个方面探索推动适用遣返措施的可行性路径;分析建立健全资产分享和返还机制的必要性,就资产查明、分享、返还三个主要环节提出具体建议;分析提升境外收集证据能力的必要性,从积极推进构建调查取证的国际合作机制、主管机关统筹规范调查取证工作、借助数字技术创新调查取证模式、在驻外使馆探索设立法务专员四个方面进行具体路径的分析研究。

论反腐败国际追赃中违法所得没收程序的完善——以《北京反腐败宣言》出台和“海外追赃第一案”为契机

2014年11月,《北京反腐败宣言》(以下简称《宣言》)的出台,标志着中国以一个全新、积极的姿态开始了国际反腐的行动,其中涉及国际追赃的主要做法1有望成为有效惩治腐败犯罪的利器。《刑事诉讼法》修改后"海外追赃第一案"的审理,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违法所得的没收程序"(以下称"违法所得没收程序")能否实现立法初衷、成为国际追赃2的法定途径面临考验。然而,在准确把握上述契机的同时,我们需要不断审视和完善违法所得没收程序在司法实践中的运用,包括没收违法得的审理方式、审理程序、执行程序、救济途径等环节,以期为反腐败国际追赃机制建设提供有力保障。

反腐新常态下国际追赃追逃问题分析与应对完善

随着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网络等各方面的迅速发展,世界各国在加强交往、密切联系的同时也产生了不少负面的问题,如跨地区、跨国有组织犯罪的滋生蔓延。作为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的衍生品,区际、国际刑事司法互助合作应运而生。在当前我国全力、持续开展反腐败斗争逐渐长效化、机制化、常态化的同时,深入推进这一工作的延伸就是在国际刑事司法互助合作层面,重视和进一步加强以贪污、受贿等为典型代表的腐败犯罪的国际追赃追逃工作。结合国内法律法规和各种相关双边、多边、区际、国际条约的规定,开展国际追赃追逃工作具有坚实而又相对较为完整、系统的国内法与国际法维度、实体法与程序法层面的法律依据。正视当前我国反腐败斗争的严峻现状,在国际追赃追逃方面仍然存在不少问题需要引起重视和加以解决,可以考虑从国内和国际、立法和司法等多个角度予以应对和完善。

我国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法治化和规范化研究

加强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工作,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备受社会关注。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开展以来,成效显效,但在实施中仍存在着劝返措施法律性质不明、组织流程不清且引渡方式基本失灵;追赃配套法治体系不成熟、追赃比例较低;办案流程和业务能力欠缺、境外追逃自我监督及协调机制不完善等追逃追赃与队伍建设上的突出问题。其原因大致可归结为劝返的法治缺位与引渡的协调不畅、追赃法治配套供给不足、追逃队伍法治意识及业务能力有待提高等三方面。因此,总结和借鉴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工作成功经验,针对性地从及时更新国际追逃法律法规体系、高度重视追赃法治机制配套建设、全面提升追逃队伍法治治理能力三个维度提出进一步法治化和规范化的改进方案,以化解国际追逃追赃机制实施的法治风险。

我国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长效机制构建的动因与路径

构建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长效机制,是破解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难题挑战的现实需要,坚持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追逃追赃的必然要求,降低合作成本、提升追逃追赃实效的根本保证,巩固发展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的有力支撑。应从制度体系完善、综合能力提升和专业队伍打造三个方面入手,加快形成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长效机制,从而为我国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工作的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要重点完善违法所得没收程序、刑事缺席审判程序以及反洗钱、引渡立法,实现劝返宽大处理制度化和精准化,着力提高国际条约适用、境外执法合作、大数据分析、综合运用多种方式追逃追赃等能力,组建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专门队伍,大力培养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专业化人才。

反腐国际追逃追赃之功效及现存问题分析

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是全面从严治党和反腐败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开展高压反腐态势的加强和延伸。我国自开展反腐国际追逃追赃工作以来,已经取得了一些阶段性成果,这不仅对外逃分子起到了震慑作用,对公务人员加强了警示作用,而且有助于提高党和政府的公信力,提升我国的国际形象和地位。但是,由于反腐国际追逃追赃工作自身的复杂性,使这项工作在实践运行中存在一定难度,其反腐功效还未充分发挥。通过评估近年来我国开展的反腐国际追逃追赃的实际功效,能够对现实存在的困难和问题进行客观分析,从而有利于以协同合作为视角加强反腐各部门之间的统筹、协调和加强反腐败国际合作,使反腐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形成互动性影响,充分发挥其反腐功效。

论我国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体制机制的构建与形成

我国腐败官员境外潜逃和腐败资产跨境转移问题较为严重,从有利于当前反腐败斗争的形势、消除过往腐败存量、实现腐败"治本"的目的来看,实行国际追逃追赃十分必要。但我国当前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并没有形成常态化的体制机制,因此,需要完善国内法及国际法律体系,建立健全国内及国际机制,构建常态化、长期性体制机制。

大数据时代背景下职务犯罪国际追逃追赃工作研究

目前,我国在进行职务犯罪国际追逃追赃工作中仍缺乏常态化机制。在世界范围内,各国在法律规定、意识形态方面存在的差异,也影响了国际和国内反腐工作的进程。随着物联网、云技术、移动互联网的发展,在以海量信息和数据挖掘为特征的大数据时代下,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我们应结合国情及现状,顺应大数据时代的特点,创新体制机制,深入开展职务犯罪国际追逃追赃工作。

国际追逃追赃视野中的特别没收程序:法律属性、对象范围与证明规则

特别没收程序在我国国际追逃追赃工作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特别没收程序在法律属性上存在刑事诉讼程序说与民事诉讼程序说之争,但前一种观点更为合理。在对"应当追缴的财产"进行认定时,要厘清违法所得财产的来源,至于供犯罪所用的个人财产是否没收,不可一概而论,这应当取决于其与违法所得或者犯罪行为的关联程度。特别没收程序的证明范围可以做适当扩大解释,但要与《民法总则》相协调,其证明标准宜采取高度盖然性标准,它虽然低于一般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但高于普通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

试析中国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长效机制的构建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内经济犯罪的蔓延和官员腐败的日益严重,中国腐败官员境外潜逃和腐败资产跨境转移问题越来越突出。从应对当前反腐败斗争形势、消除过往腐败存量、实现腐败"治本"的目标来看,加强国际追逃追赃工作甚为必要。中国当前尚未形成完善的、常态化的国际追逃追赃机制,需要从完善国内法及国际法律体系、建立健全国内及国际机制等方面构建常态化、长期性、高效率的国际追逃追赃反腐机制。

中国-东盟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的困境与出路

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是我国反腐败斗争的重要内容,也是新形势下加强反腐败国际合作的重要形式。尽管中国与东盟国家在国际追逃追赃合作中取得了一定成绩,但是仍然面临刑事司法合作法律机制不健全、反洗钱法律机制缺失、中外法律制度差异大、引渡机制效果不佳等困境。对此可以考虑通过以下途径解决:健全和完善区域性国际刑事司法合作机制,推动高效务实的反腐败执法合作机制建设;健全和完善区域反洗钱合作机制,从源头上打击和预防向境外非法转移腐败资产行为;改变现有引渡机制效果不佳的状况,积极探索其替代性解决措施;通过资产分享机制提高资产流入国协助追回腐败资产的积极性。

十八大以来我国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的新发展——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的重要论述

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工作是我国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重要方面,也是全面从严治党不可或缺的有机部分。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工作,提出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解决此问题,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取得重大进展。结合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工作的重要论述,对十八大以来我国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工作进行及时梳理、总结,显然对我国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工作的进一步推进有重要意义。

国家监察委员会关于开展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工作情况的报告——2020年8月10日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规定,按照本次会议安排,全国人大常委会首次听取国家监委专项工作报告。下面,我代表国家监察委员会报告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工作情况,请审议。加强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工作,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立足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新形势新任务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

国家治理视野下的中国反腐败国际刑事司法协助研究

自2014年以来,中国开始高度重视对腐败公职人员的国际追逃和国际追赃工作,在反腐败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成效,这种成效体现在国际追逃、国际追赃和外交上获得巨大成就。尽管中国反腐败国际刑事司法协助的立法不断完善,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但仍然存在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主要体现在5个方面:国际追逃重于国际追赃,适用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条约展开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的频率与已签署的国际条约数量不相称,注重个案而不注重制度完善,缺乏适用于国际多边或双边条约的成熟机制,反腐败相关法律之间存在冲突。

大数据国际追逃追赃的法治治理

随着物联网、互联网、云计算等信息技术迅猛发展,在以信息爆炸式堆砌和数据挖掘为特征的科技时代下,我国形成了运用大数据预防与治理并重的持续型反腐败新模式,国际追逃追赃效率不断提升。但运用大数据进行国际追逃追赃面临着与传统执法方式不同的特征,源于数据获得受限,数据价值降低,人权及其国别制度差异,国际数据反腐合作缺乏统一标准。新时代我国应结合国情及现状,顺应大数据时代的特点,创新“数据+法治”治理新模式,整合国内各主管机关与国际社会的资源,实现打击腐败犯罪与国际反腐机制的接轨。

“天网猎狐六周年”系列报道之四——追逃亦追赃 钱款尽归公

2020年8月10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听取了国家监察委员会关于开展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工作情况的报告,这是全国人大常委会首次听取国家监委专项工作报告。报告显示,国家监委会同有关部门联合发布《关于敦促职务犯罪案件境外在逃人员投案自首的公告》后,在4个半月期限内,“百名红通人员”、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原常务副会长蒋雷等165名外逃人员主动回国投案。2019年,各级监察机关在职务犯罪国际追逃追赃专项行动中,共追回职务犯罪嫌疑人969名。

我国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面临的挑战与对策

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是我国反腐败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我国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工作成效显著、成绩突出,国际追逃追赃的基础好、潜力足且拓展空间广阔,面临难得的有利机遇,但也存在成功追逃追赃难度越来越大、追逃防逃监管对象数量大幅增加、相关法律制度实施效果不佳、追逃过度依赖劝返和国际警务合作等方式、国际条约利用率低、国际追逃追赃能力建设不足等问题。在我国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进入深水区和攻坚期的新形势下,要破解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难题,实现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工作提质增效,应着力从四个方面努力:一是国内协调整合机制完善与国际合作长效机制构建双管齐下;二是理念、制度、能力、队伍建设同时发力;三是追逃、追赃、防逃一体推进;四是个案协调攻坚与长远制度建设统筹兼顾。

监察体制改革背景下国际追逃追赃机制及其完善

国际追逃追赃是我国反腐败斗争的重要工作之一,监察体制改革确立了监察机关反腐败专责机关的职能定位,因而二者之间必然产生实质关联。在新时代反腐败的国际追逃追赃活动中,监察机关面临着监察全覆盖带来的追逃追赃繁重任务,需要结合机构增设下的职能承担进行合理定位,自觉立足国内和国外两个作用面予以开展工作,积极处理监察权集中高效与国际司法协作之间的关系。中国将以大国担当把国际追逃追赃坚定不移地进行下去,监察机关在职能转型的组织统筹与事务承办中进行互动促进,充分利用国际条约进行互惠性国际司法协作,综合使用政治外交与法治手段,加强"追""防"一体化机制构建,提高我国在国际追逃追赃工作中的实绩并奉献中国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