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防控常态化下国际金融安全的信息化对策——以“数字货币电子支付”(DCEP)项目的运行为例

数字货币作为目前央行正在加快推行的一种新型货币,对国内数字经济产生重要推动作用的同时,也会对中国现有金融体系带来冲击。在对DCEP推广所面临的流通环节、法律监管、超主权货币挑战探讨的基础上,为应对DCEP的推广挑战,提出了持续数字技术研发,完善法律体系,增强监管能力,加快基础设施建设,推进国际数字货币合作的对策建议。

国际秩序主导国稳定金融体系理论与国际金融安全机制构建

在经济全球化与反全球化浪潮的推进之下,以强势国家为主导的国际金融体系正逐渐变化,对国际金融安全机制的构建与完善带来深远影响,我国的和平崛起进程与国际金融安全机制构建也具有密切关联。本文通过分析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强势国家主导的现状与国际金融安全机制构建的关系,从我国自身情况出发,以“中美贸易冲突”等为切入点,分析目前强权主导下的国际秩序对国际金融安全机制构建的影响,阐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构建国际金融安全机制中的重要地位。

国际金融安全观的演进与评估

国际金融安全是全球化进程中的重要安全议题,也是当前国际秩序转型期全球治理的重要议题。国际金融安全具有主客交融的属性,既涉及物质层面的客观威胁,又涉及观念层面的威胁认知。金融安全研究的三种基本逻辑是权力竞争、利益互动和安全建构。从全球金融治理的视角可以将国际金融安全观界定为核心治理主体对国际金融风险的来源和性质的认知。风险来源和风险性质是国际金融安全观的两个核心内涵,分别对全球金融治理的层级和模式产生重要影响,并由此形成了一个识别国际金融安全观的理论框架。基于这一框架,二战结束以来国际金融安全观的演进主要经历了货币体系安全观、“完美市场”安全观、微观审慎安全观和宏观审慎安全观四个阶段,它们在风险的来源与性质以及治理的层级、逻辑、模式弹性与效力等维度存在较大差异。在当前国际金融体系下,国际社会的金融安全意识在弱化,大国间的金融安全观分歧和竞争正逐渐侵蚀全球金融治理的共识基础,国际金融安全面临的不确定性风险增加。

国际金融安全的旧疾新症及中国应对

国际经济和政治秩序的深度调整推动全球金融治理进入新时期,但在新旧国际金融风险相互交织的背景下,国际金融安全不仅没有得到有效改善,甚至有恶化的趋势。微观、中观和宏观层次的传统国际金融风险并未得到有效治理,反而在新冠疫情爆发以来进一步加剧。微观层面,新冠疫情加剧了全球金融风险的积累,并推动国际金融监管弱化。中观和宏观层面,金融风险的国内和国际治理陷入停滞,具有高风险性的等级化国际金融结构得以延续,甚至强化。此外,金融保护主义和大国竞争增加了国际金融安全面临的新政治风险,国际金融“政治化”趋势逐渐凸显,具体表现为金融“安全化”和“武器化”倾向增强。中国需要从国家层面完善对金融安全的战略规划,并根据不同风险类型制定和优化应对策略,同时在国际层面倡导新型金融安全观和金融合作,从而维护国家金融安全与国际金融稳定。

规范引导与争论:金砖国家参与全球治理研究

文章主要从规范争论着手探索金砖国家(BRICS)参与全球治理行为的转变,以历次金砖国家领导人正式与非正式会议的联合声明为分析文本,以第五次领导人会晤为界,将金砖国家的行为划分为适当性逻辑指导下的行动和争论性逻辑指导下的行动两个阶段,分析了金砖国家在这两个阶段中行为转变的动因。结果表明,金砖国家实力崛起的过程带来了全球治理体系权力的分散和转移,为金砖国家进一步参与全球治理和发展提供了有利的国际环境。在对自身认知的基础上,金砖国家行为由规范引导向规范适应转变。金砖国家在参与国际金融安全治理中呈现出社会化特征,不断内化现有的规范,并在此规范的指导下行动;在争论性逻辑的引导下,金砖国家对现有国际规范的有效性提出批判和探讨,并不断寻求构建更好、更平等的国际金融安全治理的新体系。

A More Turbulent and Troubled World

The year 2016 marked the 25th anniversary of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and the 15th anniversary of the 9/11 attack. Though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re constantly adjusted, the world is by no means more stable and orderly. International order reshaping triggered by the 2008 financial crisis is deepening, with chaos of various kinds popping up here and there. In the sociopolitical field, the"Trump phenomenon"and Brexit indicate serious weakening of the authority of traditional political systems and elites. In major country relations a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the world is witnessing the rise of emerging countries and the and fall of the West, fiercer US-Russia and Sino-US wrestling of strategic significance, and greater global and regional security risks. In global governance, while adjustment of UN-centered global governance is laboring along, national rivalries touch core issues, making global governance more urgent.

去美元化新趋势:成效与未来

在大变局时期,去美元化浪潮再现,显示出了较历史浪潮所不同的新趋势。去美元化可从国际货币功能和主体行为选择两个维度进行分析。市场驱动的去美元化程度整体较低,美元仍是国际市场的首选货币。政府主导成为去美元化的主动力,具体表现在政府立场、国家政策和政策实践三个方面。大变局时期的去美元化可以总结为三大趋势:主体的集团化、手段的数字化和对象的基础设施化。但新趋势下去美元化的成效尚不显著,主要原因是使用者去美元化态度与行为的不一致、美元体系的网络外部性和美元使用的路径依赖、美元发行者的霸权护持。美元的国内经济基础、治理基础和权力基础的变化将决定去美元化的未来态势。在外部去美元化新趋势和内部基础变化新态势的双重因素影响下,美元霸权将面临前所未有的新挑战,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和国际金融安全由此成为亟需关注的核心议题。

FATF建议下虚拟货币反洗钱法律问题研究

一直以来各国政府与国际组织对洗钱犯罪的监管集中在利用现金、金融系统以及贸易进行洗钱的领域。近年来,虚拟货币的出现与快速发展引发了国际社会对虚拟货币反洗钱问题的关注。虚拟货币为非法商品与服务提供高效、便捷的付款方式,帮助网络犯罪快速清洗犯罪收益,并进一步滋生犯罪。当前,针对虚拟货币洗钱监管的难点主要集中在其交易的匿名性以及对虚拟资产服务提供商监管的缺失两大方面。FATF建议作为国际公认的反洗钱标准,针对虚拟货币洗钱犯罪行为,FATF发布了虚拟货币反洗钱的国际标准,并建立起一系列的措施框架,为各国虚拟货币反洗钱监管活动提供标准范本,主要包括:对虚拟资产活动与虚拟资产服务提供商的风险识别,对客户身份的识别,对服务提供商的注册和审批提出具体要求,明确了监督服务提供商的主体,规定了信息共享与国际合作,并制定一系列预防措施。因为各国国情和法律体系的不同,各国在落实FATF虚拟货币反洗钱标准的过程中存在显著差异,以中国、美国、日本为代表。从长远角度看,执行FATF虚拟货币反洗钱标准,完善本国的反洗钱监管体系,加强监管部门之间的国际合作,是各国应对虚拟货币洗钱犯罪,维护本国金融安全的有效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