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突层级与国际非政府组织参与冲突调停的效力分析

冷战结束后,国内冲突逐步成为世界武装冲突的主要形式之一,而冲突调解是构建冲突国国内和平的关键一环。伴随着和平建构主题的多元性,国际非政府组织逐步成为当今时代各类冲突中活跃的调解主体。然而,国际非政府组织的调停实效始终备受争议。一方面,国际非政府组织宣称可凭借其在中立性、道义性上的优势对国内冲突进行有效调停;另一方面,强制能力的缺乏也使其难以在实施环节有所作为。因此,研究国际非政府组织在调停过程中的成功与失败,界定冲突层级,对于理解国际非政府组织的调解效力至关重要。不同层级的冲突顺应不同的冲突逻辑,不同的冲突逻辑则生发不同的冲突情境与格局。在底层冲突中,碎片化和多元主体并存的冲突格局更适合国际非政府组织的运作;而在顶层冲突中,其强制能力不足的缺点遭到放大。基于这一逻辑,在调解活动中与主权国家展开合作则有望强化其调解效力。通过对非洲和平进程展开的实证研究说明,评价国际非政府组织的调解效果特别是在非洲地区的调解效果需要考虑冲突层级等限定条件,并将其与多元主体的互动纳入考量范围。国际非政府组织在冲突调停中应与主权国家的调停体系进行密切配合,在维护国家主权与国际体系稳定的前提下,整合主权国家、国际非政府组织等多方治理行为体的作用,可有效地提升冲突调停的可能性。

国际非政府组织参与BBNJ协定谈判研究

国际非政府组织主要通过四种方式在BBNJ协定谈判中提起案文建议,分别是国际非政府组织单独提起、国际非政府组织之间联合提起、国际非政府组织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缔约国联合提起和与政府间国际组织联合提起。在BBNJ协定谈判的不同阶段,国际非政府组织也表现出了不同的参与特征,并在其中扮演着“资助方”“宣传方”和“协调方”的角色。但国际非政府组织参与BBNJ协定谈判仍存在法律地位不明确、影响力有限、中立性不足等问题,需要得到进一步的解决。中国应当坚持包容、开放的立场,鼓励更多为全球海洋治理问题发声的国际非政府组织参与国际协定谈判。双方也可通过在谈判目标上达成理念共识、在观点表达上寻求共同立场、在案文确定上保持内容一致等方式在国际协定谈判中展开合作。

教育类国际非政府组织的组织结构与运行机制考察——基于五个教育类国际非政府组织的调研

基于5个教育类国际非政府组织的考察发现,教育类国际非政府组织的决策机构主要有全体大会、理事会或执行委员会、工作委员会或特别工作组三个层级。其中,全体大会通常为最高决策机构;议事规则为达到所规定的最低参会人数,投票表决,通常以简单多数为标准;执行委员会和秘书处是执行决策机构。制度互动和体制互动是教育类国际非政府组织运行及开展基本活动的范式。其中制度互动包括组织结构互动、政治性互动和功能性互动。体制互动包括制定各类教育标准,开展教育水平认证;畅通学术交流渠道和学术激励机制,构建学术共同体;强化学术对话,拓展学术共同体意识。因此,中国要发起或主导教育类国际非政府组织的路径是:推动中国教育话语的国际传播,深度参与或主导教育标准制定,鼓励高校成为发展教育类国际非政府组织的主力军,借力“一带一路”倡议实施推动开展教育类国际非政府组织的共建实践。

国际非政府组织参与全球教育治理的价值取向和作用机制探究——以国际大学协会为例

全球教育治理涉及多元利益主体,其中国际非政府组织以其成员众多、机制灵活、影响广泛等特点而在参与和推动全球教育治理上发挥重要作用。作为高等教育领域的国际非政府组织,国际大学协会致力于成为高等教育机构的全球性代表并为全球高等教育机构提供全方位服务。该组织积极引领高等教育机构的可持续发展、国际化、领导力和数字化转型等事业的发展,通过数字式治理、规范式治理和认知式治理参与全球教育治理,呈现出人文主义与工具理性并存、大众需求与个性服务兼顾、静态控制与动态调整结合的特点。国际大学协会相关实践可为我国在构建“一带一路”或区域教育共同体,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理念参与全球教育治理方面提供有益借鉴。

数字时代国际非政府组织的变革、挑战与应对

数字时代的国际非政府组织正在经历着一场深刻的变革。数字技术推动了国际非政府组织的活动领域向网络空间和心理空间双向拓展,改变了国际非政府组织与国家和用户之间,以及南北方非政府组织之间的权力关系,增强了国际非政府组织在筹款服务和倡导动员等方面的行动能力。但与此同时,“国际非政府组织+数字”也给国家主权的完整性和国内政治秩序的稳定性、公私领域数据的安全性以及国际非政府组织间的平等性带来了新挑战。为有效应对这些挑战,中国须加快涉外法治体系建设,将国际非政府组织境外涉华活动纳入法治轨道;加强国际非政府组织涉华数据行动规制,确保国家数据安全;强化技术赋能,提升中国社会组织的国际影响力。

区块链问责:国际非政府组织的治理创新

当前,问责依然是国际非政府组织治理面临的重要难题。传统问责手段难以有效解决国际非政府组织资金不透明、披露虚假信息、利益相关者问责不平衡等一系列问题。在此背景下,以能够提升机制透明度、增加信任为重要特征的区块链技术成为国际非政府组织治理的可能方式。区块链在国际非政府组织治理中具有一定适用空间。它不仅契合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特点,还能弥补国家监管的缺陷,可以促进国际社会与国家之间的协调监管。区块链还具有一定技术优势,不仅能够加强国际非政府组织的财务透明度,还能增强相关报告和披露信息的可信度、可追溯性、可监督性,以及平衡各方问责需求。虽然区块链应用于国际非政府组织治理仍存在一些障碍,但从长期来看,其对于应对国际非政府组织的问责难题具有积极作用。

国际非政府组织参与全球海洋环境治理的问题审视与路径优化

全球海洋环境治理要求多元化主体参与。国际非政府组织作为全球海洋环境治理的重要主体,其参与全球海洋环境治理具有国际、区域和国家层面的治理依据,呈现出一定的治理特征,能够弥补全球海洋环境治理其他主体的不足,推动全球海洋环境机制的形成与发展并增强全球海洋环境治理的合法性与正当性。但国际非政府组织在参与全球海洋环境治理过程中面临治理法律依据薄弱、治理中立性不足、治理作用发挥受限等困境,需要以增强国际非政府组织参与全球海洋环境治理的法律依据、保持治理行为中立性、推动其与全球海洋环境治理多元主体间的合作等方式作为破解之道。中国应当重视国际非政府组织在全球海洋环境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与之发展长期合作伙伴关系,共建“海洋命运共同体”。

全球数字治理中的国际非政府组织及中国因应

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和数字产品服务的大规模应用推动了数字化时代的到来。私营部门和民间社会是最先实践数字化转型并敏锐感知数字化带来问题的群体,其中涌现出大量技术性组织、标准认证机构、产业联盟等主体,率先开始自下而上的治理实践。同时,企业、科研机构、消费者团体等多利益攸关方的加入,共同推动数字技术进步,推广数字产品和服务应用,促进消费者和公益保护,成为数字治理版图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

国际非政府组织的国际法规制：现状、利弊及展望

国际法领域约束规制国际非政府组织的模式有四种,即全球性国际公约间接管制模式、区域性国际公约直接管制模式、国际政府组织约束管制模式及国际非政府组织自身管制模式。由于非政府组织自身国际法律地位的缺失,四种约束管制方式一方面起到了符合自身特点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也都存在缺陷。为了更好地使国际非政府组织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作用,除充分利用现有的规制模式之外,亟需制定全球性国际公约对国际非政府组织进行约束管制。

国际非政府组织与全球气候治理

全球气候治理格局已从最初的大多边政府机制演变为包含多元行为体和多维治理机制的复合体。这使国际非政府组织所面临的国际社会背景和政治机会结构都发生了深刻变化,进而使它们在气候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发生了阶段性变迁。其参与路径也发生了重要调整:更为灵活地利用政治机会强化上下游参与以提升政策影响力;通过网络化策略和多元伙伴关系建设提升结构性权力;注重专业性权威塑造及标准规范中的引领力。这必将强化国际非政府组织在后巴黎时代的五年盘点、标准制定和履约监督等核心治理环节中的影响力。中国需要加强同国际非政府组织的良性互动并发挥本土社会组织的作用,强化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资源调动能力和结构性引领能力。

国际非政府组织在云南的项目运作

国际非政府组织在云南的活动主要以项目的形式开展,与地方政府部门进行合作则是其运作项目的主要模式。"云南模式"值得肯定:云南在自然和人文方面的多样化特征为国际非政府组织开展项目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地方政府和国际非政府组织的优势互补则奠定了双方进行合作的基础,而促使项目取得成功的关键因素则是地方政府对国际非政府组织的开放心态。站在建设服务型政府的战略高度,我们认为云南地方政府在已有的成就基础上,应该在合作中改进微观管理方式,建立与国际非政府组织的正常沟通机制;另一方面也应逐步扶持本土的非政府组织,培育公共服务体系中的多元主体。

国际非政府组织的治理外交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近二三十年来,国际非政府组织因其庞大的数量、宏观的全球视野、不断增强的作用和强烈的道义性成为世界政治领域内十分活跃的非国家行为主体。作为全球治理的积极参与者,国际非政府组织的治理外交行为从不同角度影响着主权国家,但是,国际非政府组织自身的各种结构性困难又不同程度地制约其全球影响力的发挥。面对这一国际政治现实,崛起的中国应在加强对国际非政府组织研究的同时,以积极稳妥的方式促成同国际非政府组织间的良性互动。

国际非政府组织发展的制约因素及其分析

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以来,国际非政府组织在数量、分布地域、多样性、内部组织、参与国际事务的能力和作用等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其在全球治理中的积极效用也得到了越来越多的主权国家和国际社会的认可。但同样不容否认的是,国际非政府组织在发展过程中还受到一系列因素的制约,主要表现在国际法主体地位的缺失、受主权国家的影响过大以及自身建设方面存在的一系列问题等。这些因素决定了国际非政府组织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仍将在国际关系和全球治理中处于相对边缘的地位。

发挥国际非政府组织作用 促进我国贫困地区教育公平

文章分析了一些国际非政府组织在我国教育领域的活动及其影响,如他们关注弱势群体、重视教师培训、强调能力建设,对促进教育公平、质量提高和可持续发展具有积极意义。同时,他们在援助中国教育的过程中也面临组织合法性、管理和监控、教育理念冲突等方面的问题。为此,本文提出如下建议:确立战略伙伴关系,调动其援助积极性;加强制度建设,强化管理力度;积极争取援助,促进教育公平;借鉴先进经验,提升管理水平。

国际非政府组织在国际法中的尴尬地位:现状、原因及对策

国际非政府组织在国际法中的地位十分尴尬,造成这一问题的原因主要有主权国家及国际政府组织从自身利益考虑对其不承认、国际非政府组织自身素质良莠不齐等。要改变国际非政府组织在国际法中的尴尬地位,需要主权国家及国际政府组织放下架子,承认及赋予国际非政府组织法律地位;国际非政府组织通过缔结自身行为准则等方式改善自身缺点、提高自身素质;国内外的国际法学研究者对国际非政府组织应该有的国际法律地位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从而为其国际法律地位的获得提供理论支持。

全球化、全球治理与国际非政府组织

冷战的结束和全球化进程促使国际社会出现一体化和碎片化的双重趋势,而全球性问题的普遍出现对由一国政府处理全部公共事务的机制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全球治理理论即是针对这样的局势,提出的希望通过公私部门的合作,通过解决全球性问题,促进全球共同利益的制度性安排愿景。作为全球治理中的重要主体,国际非政府组织近年来在世界政治、经济和社会舞台上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非政府组织体现了全球治理体系中的多重治理价值,并促进了全球治理的有效性、规范性、广泛性和民主性,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意识形态的渗透和影响。本文最后对国际非政府组织在中国的活动进行了简要描述,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非国家行为体在全球治理中权力的变化:以环境气候领域国际非政府组织为分析中心

随着全球化和相互依存的发展,非国家行为体在全球治理领域中扮演着日渐重要的角色,特别是以国际非政府组织为代表的非国家行为体在全球环境治理进程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本文首先从相关非国家行为体的概念和发展入手,分析当代国际非政府组织参与全球治理进程权力变化的现象。其次以全球气候治理为例,指出国际非政府组织在其中权力的有效性体现在意识宣传、信息提供、行动监督这三个方面。最后探析国际非政府组织在全球治理进程中的权力获取的主要途径,总结出议程设置权力的引导和规则规范权力的引导这两种不同的权力获取渠道。笔者认为,在全球治理领域,国际非政府组织的权力和合法性都在不断上升,虽然全球气候治理的主要行为体还是国家,但是以国际非政府组织为代表的非国家行为体正深刻地影响着这一进程,这是不容忽视的。

国际非政府组织介入我国基层选举的影响分析

国际非政府组织介入我国基层选举既有利也有弊。有利的方面在于:国际非政府组织参与我国基层选举,为我国基层选举提供了大量的资金支持,对于我国广大基层特别是发展相对落后的贫穷地区的基层选举的发展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国际非政府组织的技术、经验支持及现场观摩活动可以有效地促进我国基层选举的规范化发展;国际非政府组织介入我国基层选举,有助于提高我国公民自身权利意识,促进社会和谐稳定;有效地促进我国相关法律的规范化;有助于改善政府治理水平和加强执政能力建设;有利于改善我国国际形象。但是,其弊端也非常明显: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产生负面作用;对我国的国家安全产生现实和潜在的威胁;对我国的意识形态领域产生不利影响;对我国政府的国内公众形象带来不利影响;对我国反腐败体系带来不利影响;对我国非政府组织管理提出了许多新的挑战。

国际条约与国际非政府组织的实证连结:评述与思考

既然国际非政府组织不具备国际法主体地位,从理论上讲,就不能直接享有及承担国际条约对国际法主体所设定的权利及义务。但从实证的角度不难发现,在众多的国际条约里或直接或间接地对国际非政府组织的权利和义务都予以设定。这种与国际法基本理论不符的现象一方面表明了国际非政府组织在国际法中的重要性,向外界传达了一条重要的信息:国际非政府组织寻求国际法主体地位的努力有一定的国际法律依据;但另一方面也表明了这种法律依据存在着其先天不足的缺陷。只有对国际非政府组织有比较清醒的认识并对其进行明确的法律定位之后,才能从根本上改变这种先天不足的局面。当然,这需要主权国家、国际政府组织及国际非政府组织的共同努力。

残缺的独立性：国际非政府组织首要结构性困难解析

保持自身独立性是国际非政府组织发挥作用的首要前提。然而,由于在地域分布和资金来源上同西方发达国家彼此靠近,国际非政府组织同发达国家政府之间的距离非常难以把握。一些国际非政府组织迫于资金依赖,自觉不自觉地成为了某些发达国家政府的"代理人"。而这种相互关系上的模糊性也为特定政府组建服务于其政治利益、隐蔽行使其部分政治权能的所谓"国际非政府组织"提供了外界难以识别的"掩护"。因此,我们在赞赏国际非政府组织关注人类共同利益的高尚诉求时,必须清醒地看到,国际非政府组织在保持自身独立性方面始终存在着巨大的结构性困难,从而在属性上良莠不齐,这其中也包含着那些只追求狭隘私利的个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