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湾区如何先行先试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

与WTO相关规则对比分析发现,CPTPP等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在全球价值链分工、数字贸易、“边境(后)”规则等方面进行拓展和完善,从经济领域和规则领域两个层面对中国产生诸多影响。结合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实际,粤港澳大湾区可在非关税壁垒领域(削减非关税壁垒,对标国际高标准)、服务贸易领域(促进服务贸易高水平自由化)、国有企业和指定垄断领域(营造企业公平竞争的制度环境)、数字贸易领域(审慎管理数据要素,统筹好开放与安全)、中小企业领域(推动中小企业转型升级,提升竞争力)先行先试部分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为中国改进经贸规则,提出国际经贸规则的“中国模板”提供智力支持。

对标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的发力重点

对标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是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推进高水平开放的重要举措。需要在全面把握其规则要求实质的基础上采取积极的对标态度,力争达标或原则上基本达标,重点要在国有企业、政府采购协定以及市场竞争政策方面的改革进行对标。国有企业改革方面,要以推进现代企业制度建设、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完善国有企业分类、实行不同的监管模式等为改革重点;政府采购协定方面,应对《招标投标法》和《政府采购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进行必要的修订,积极参考GPA及CPTPP政府采购章节的有关规则做相应整合、修改和完善;市场竞争政策方面,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打破国内不同省市、不同市场存在的壁垒和障碍,建立公平法治统一的营商环境。

制度型开放的理论证成与实施路径——以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为视角

制度型开放具有丰富的内涵及深刻的时代意蕴,制度型开放聚焦于规则和制度层面的改革和创新,其实质是通过国内法的方式将国际经济法的价值和原则制度化,是更高层次的主动开放和单边开放,是以互认和积极的协调为基础的开放。就其意义而言,制度型开放是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重要内容,是适应国际经贸规则变化新趋势的必然要求,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重要途径。制度型开放的总要求是构建与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相衔接的制度体系和监管模式。具体而言,我国应在完善外资准入等国内规则体系的同时,在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积极引领国际规则的构建;加强规制透明度的同时,通过互认、遵从良好规制实践等促进国内规制的协调与合作;探索建立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对接《投资便利化协定》完善外资管理;通过标准联通、互认等方式加强标准国际化方面的合作。

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对接高标准国际规则--重点、难点问题与解决路径

海南具有实施全面深化改革和试验最高水平开放政策的独特优势。为适应全球新一轮国际经贸规则变革重构大趋势,助力海南自由贸易港更高水平开放,并为我国形成更高层次改革开放新格局探索路径和积累经验,我国已制定和实施《海南自由贸易港法》。中央政府与海南自由贸易港的事权划分、外资准入的程度与方式、公平公正待遇、政府监管与风险防控、司法和行政执法水平提升,以及如何在借鉴国际经验、使立法符合国家战略目标与培育海南特色之间取得平衡等内容是《海南自由贸易港法》在规则构建以及今后具体实施过程中需要考虑的重点和难点问题。具体而言,应明确中央与海南的事权划分遵循的原则、标准和内容等;应通过正面清单和负面清单科学厘定政府与企业的边界;应加快推动政府职能转变,简化政务流程,推动市场开放和自由竞争,保障各类市场主体地位平等;应充分发挥政府服务监督功能,建立现代化的风险防控和预警体系;应推动法治和社会治理的现代化;应立足本地特色,结合国家的需要和优先目标借鉴国际经验。

对标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推动产业链与创新链深度融合研究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国际经贸规则在推动产业链和创新链深度融合中扮演着重要角色。首先,研究分析产业链和创新链的成效及问题。其次,分析把握产业链和创新链深度融合与实施国际经贸规则之间的关系。基于此,重点研究当前国际经贸规则在推动产业链与创新链深度融合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最后,从国家和企业两个层面,提出深化产业链与创新链深度融合的政策建议,包括推进产业链的垂直升级、促进产业链和创新链深度融合、探索产业链与创新链经营模式、更新管理制度设计、加强创新及研发能力、多种创新措施来促进发展。

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下国企应对策略研究

本文以国有企业行为对照CPTPP第17章中的“非歧视待遇”和“商业考虑”条款,找出差距和差异。从我国国情出发,应辩证地看待这些差距和差异,研究制定国有企业改革政策,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和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制度型开放引领高质量发展——基于规则、规制、标准和管理开放的视角

制度型开放是当前我国适应国际经济发展趋势、实现新发展格局下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其核心要求是对标国际先进规则,形成更加有利于资源配置市场化、竞争规则法制化、参与主体多元化、管理水平国际化的开放市场竞争体制。对标国际发达区域高水平开放的要求,我国在打造对标国际和本土输出并重的规则开放、体现大国主权独立和共享精神的规制开放、体现国内外多元主体规则公平的标准开放和保障相关领域制度开放稳步落地的管理开放等方面仍存在差距。着力打好规则、规制、标准和管理协同开放的组合拳,重点以加入RCEP和实施“一带一路”等重点战略为契机,以构建制度型开放重点平台为主要抓手,增强国际规制与国内经济的关联效应,提升和完善我国行业标准,形成具备阶段性、针对性和差异化的管理开放,增强制度型开放引领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扩大制度型开放研究——基于CPTPP与RCEP的比较

自由贸易试验区高质量发展对于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发挥着重要作用。然而,对标RCEP、CPTPP等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差距主要包括:服务贸易开放领域范围较为有限,货物贸易开放水平有待提高,数字经济规则体系尚未建立,区内营商环境仍需持续优化,公平竞争政策体系亟待建立,金融领域有待进一步扩大开放等。要通过全面细致的比较研究,在明晰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的主要内容和共性特征基础上,利用自由贸易试验区制度创新“先行先试”的平台优势,在合规机制与合作环境等方面,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以此助力自由贸易试验区率先构建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打造中国高水平制度型开放先行示范区。

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解读、形成的挑战与中国应对——基于美式、欧式、亚太模板的比较分析

目前,国际经贸规则领域已经形成美欧亚“三分天下”的局面。文章对高水平国际经贸规则“美式模板”、“欧式模板”与“亚太模板”的代表性自由贸易协定进行全面解读,挖掘规则异同,剖析对中国现行制度的挑战并提出对策建议。结论如下:(1)高标准自由贸易协定议题涵盖广泛、要求严格、程序完善,但是在文本结构、核心内容以及规则特征方面差异明显;(2)三大模板在谈判重点、规则体系化与高标准程度、与国家战略的结合度、对待发展议题的态度以及影响力方面差异较大;(3)对中国的挑战主要来自于CPTPP与USMCA,领域集中在数字贸易、知识产权、国有企业、劳工等方面。中国应理性对标和自主创新两手抓,在有效应对挑战的同时,积极推动制度型开放。

对接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的重点领域、现实差距与路径选择

CPTPP、EJEPA、USMCA等经贸协定代表着当前国际经贸规则的最高标准,并呈现出覆盖范围扩大、向边境后规则延伸等发展趋势。在对接高标准规则的重点领域中,我国在“三零”、数字贸易、竞争中立、政府采购等方面的现行规则与高标准规则仍存在明显差距,而在知识产权、环境保护、劳工标准等方面的规则已接近国际先进水平。对于目前差距较大但改革难度不高的规则领域,可以在明确方向的基础上加快对接;而对于改革难度较大、风险较高的规则领域,则需要在综合权衡的基础上稳慎对接。应结合我国国情和制度型开放的目标要求,通过参与并推动WTO改革进程、加快已有自贸协定升级、推进CPTPP和DEPA等加入谈判、发挥自贸试验区规则试验功能、构建与高标准规则相适应的开放型经济体制等,实现与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的分类对接。

国有企业在国际政府采购规则中的主体资格:变化趋势、判断标准及中国因应

国有企业在国际政府采购规则中的主体资格是当前我国积极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的重要关切点。在政府采购领域,WTO框架下的GPA规则以及CPTPP政府采购规则是我国需要主动对接的国际高标准政府采购规则。判断国有企业在国际政府采购规则中政府采购主体资格的标准为“主体—行为”二阶标准。在主体阶段,被涵盖的国有企业应是政府的代理人,被政府控制,行使政府职能;在行为阶段,被涵盖的国有企业的采购行为要满足“政府目的”和“政府控制或影响”的双重要素。我国应以“主体—行为”二阶标准为基础结合互惠承诺的谈判机制合理确定纳入承诺清单的国有企业范围;秉持“竞争中立”原则谈判加入高标准政府采购协定,合理规范政府采购中的国有企业;修订《政府采购法》时兼顾国际高标准政府采购规则要求,推动主体类型化+“行为”要素规则的完善;特别重视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协定,推动国有企业制度型改革,完善国有企业的国际采购制度。

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的策略与重点

制度型开放是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标志,其特征是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应同时实施向内向外维度的双向推动策略。一方面,向内以高水平开放促进经济体制改革,提升与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的相容度,打造透明稳定可预期的制度环境;另一方面,向外积极推动国际经济制度建设,主动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从制度的接受者、接轨者转向制度的提供者,为世界经济稳定发展提供更多制度性公共产品。基于制度型开放的双向推动策略,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应重点推进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建设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扩大自主开放、维护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推动加入CPTPP和DEPA以及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等。

正确认识我国推进制度型开放的时代特征

中国的对外开放历程可以分为以要素流动为核心的开放阶段和以规则引领为核心的开放阶段。在多边规则与区域规则共同引领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新的时期,我国重点聚焦制度型开放,主动参与全球和区域多个层面的经贸规则制定,统筹推进自由贸易协定和自由贸易试验区相结合的制度型开放,突出强调互利共赢理念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目标,体现了鲜明的时代特征。伴随国内外环境变化,我国推动制度型开放面临着地缘政治紧张叠加“逆全球化”,世界经济“脱钩断链”风险增大;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亟待重塑,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出现博弈;制度型开放经验尚显不足,兼顾开放与安全的压力与日俱增等新形势、新挑战。深入推进制度型开放,要深刻认识可能面临的内外部挑战,顺应历史潮流,积极应变,主动求变,以深层次改革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

新质生产力赋能自由贸易试验区提升战略研究

党的二十大部署实施自由贸易试验区提升战略,将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提高到战略层面,是我国推进高水平制度型开放的重要举措。新质生产力作为一种以创新为核心引擎的先进生产力质态,能够助力自由贸易试验区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推进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促进贸易强国建设等,对自由贸易试验区提升战略有着强大的赋能作用。两者之间本是相互促进、良性互动、共同发展的内在统一关系,然而,在此过程中却也面临着传统产业“数智化”转型困难、战略性新兴产业布局亟须加强、高水平制度型开放领域范围有待进一步扩大、国际营商环境仍需持续优化等现实挑战和主要问题。为此,新质生产力赋能自由贸易试验区提升战略要推动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发展;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营建一流营商环境,助力提升国际经济竞争力。

中国自由贸易园区立法的新思考

"自由贸易区"(FTA)和"自由贸易园区"(FTZ)在法律上是有不同内涵的两个概念。中国自由贸易园区也不同于海关特别监管区。中国国内的自由贸易园区与世界上其他国家和地区所设立的自由贸易园区也不同。中国自贸园区建设和管理的现有立法主要有三个层次。就这三个层次而言,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相关的法律文件未提及自贸区为何以及如何建立,国务院发布的文件和规定指出了自贸园区的设立意义,但未规定按什么统一条件审批建立自贸园区,也没有规定自由贸易园区的管理体制和权义责机制。地方立法又仅是提出设想和基本思路以及制度探索方向。这种立法格局似乎不利于自贸园区的有序发展和初衷的实现。本文认为,国家应尽快推出科学的、统一的、对接国际高标准规则并兼顾原则性和灵活性的全国性自贸园区立法。

中国自贸试验区法治建设的实践与展望——以上海自贸试验区为视角

成立自贸试验区是新时代我国对外开放推出的新举措。十年来,通过自贸试验区“先行先试”积累的经验,我国将外商投资领域过去的三资企业法合并成统一的外商投资法,实现了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的外商投资管理模式。在国内法治环境发生深刻变化的同时,国际法治环境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以TFA、DEPA、RCEP、CPTPP为代表的新一代贸易协定不仅比WTO规则更加开放,还呈现出国际贸易和投资规则融合的趋势。在自贸试验区成立之初,我国主动试行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如今,中国已经加入或正式申请加入上述协定,适用这些标准已成为现实的需要,范围也不限于自贸试验区。

新时代推动制度型开放的挑战与路径选择

伴随着经济全球化发展出现的新趋势、新形势,我国新一轮高水平开放正在由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向规则等制度型开放迈进。文章着眼于推动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阐述了推动制度型开放的重要性与必要性,回顾了我国推动制度型开放的实践探索,分析了我国推动制度型开放面临的挑战,重点从深度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创新探索新兴领域规则、积极参与国际经贸规则重塑三个方面提出了推动制度型开放的路径和举措,以此顺应乃至引领新一轮经济全球化发展,助推我国在贯彻落实新时代对外开放战略中实现新一轮高水平开放。

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我国主动对接和申请加入CPTPP,是新形势下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重大抉择,该举措为我国加强国际经贸合作、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了契机和助力。对标CPTPP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我国可以从国内国际两方面发力,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在关键环节和重点领域全面深化改革,包括完善自由开放的现代贸易治理体系、打造安全高效的外商投资管理体系、建设公平竞争的现代市场治理体系、共筑高水平对外开放平台等,从而在缩减与CPTPP规则差距的同时,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形成全面对外开放新格局。

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的重点领域与推进路径

随着经济全球化发展阶段的演绎和我国经济发展阶段的变化,当前我国对外开放重点正在从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向规则、规制、管理和标准等制度型开放转变。作为从“边境”管理向“边境后”延伸的开放,制度型开放对标对象是CPTPP、RCEP和USMCA等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关键集中在知识产权、服务贸易、竞争政策、政府采购、环境保护、数字贸易等六大领域。作为对当前国际贸易规则深度重塑的回应,推动制度型开放需要从持续打造制度型开放试验田,加快对标国际高标准规则,积极推动中国规则“走出去”,尽快实现关键领域突破等方面入手。

技术性贸易壁垒协议设计机理:基于CPTPP、USMCA和RCEP的比较分析

作为国际经贸协定中指导成员实施技术性贸易措施的技术性贸易壁垒协议(TBT协议),21世纪以来逐渐呈现出合规要求走高的趋势。对此,既有研究多从国家内部寻求解释,本文认为TBT协议合规要求的升级实际上反映了全球供应链时代各国贸易政策、法规深度一体化的需求,对TBT协议合规要求升级的理解应置于国际经贸规则高标准升级背景下。通过指出高标准国际经贸协定中的TBT协议设计背后的市场拓展机理和制度竞争机理,梳理比较CPTPP、USMCA和RCEP三大高标准经贸协定中TBT章节的设计侧重,本文认为发达国家主导下的TBT协议升级一方面遵循了国际标准严格适用,技贸措施实施程序一致和透明度机制强化的市场跨境融合路径,另一方面在国际标准的具体选取、技贸措施实施过程的境外参与、通报纪律和公布内容要求上却遵循着便利本国企业参与的制度竞争路径。因此,未来中国应从融入、抵制、建制三个方面推动TBT协议升级朝着适应全球供应链的跨境市场融合、多边合作和包容发展的方向演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