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对国际R&D溢出效应的影响比较研究——以长江经济带为例

基于2003~2014年长江经济带的省际面板数据探讨了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制对国际R&D溢出效应的影响,通过熵值法客观赋权,构建命令控制型、市场激励型和自愿参与型3种环境规制指数,进一步考察了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制对国际R&D溢出的影响。研究表明:(1)环境规制对国际R&D溢出水平呈现"反N型"曲线关系,虽然类型不同,但随着环境规制强度不断提升,国际R&D溢出效应均呈现先下降、后上升、再下降的趋势;(2)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制对国际R&D溢出的作用具有异质性,当前在长江经济带发挥作用的主要是命令控制型和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自愿参与型环境规制对国际R&D溢出效应的激励作用尚未完全显现。结论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波特假说"在开放条件下也是成立的,最后依据上述结论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自主R&D、国际R&D技术溢出与基础设施

网络效应的存在使以交通和通讯为代表的基础设施能够促进自主R＆D能力以及国际R＆D技术溢出效应的提高。使用1994—2012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检验了各地区自主R＆D资本以及国际R＆D资本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溢出效应，发现自主R＆D能力以及国际R＆D技术溢出效应在不同地区间存在明显的差异性。在此基础上，利用面板平滑转换模型（PSTR），以交通和通讯基础设施为转换变量，测算了引发自主R＆D能力和国际R＆D技术吸收能力变化的基础设施的门限特征。检验结果验证了门限效应的存在，并表明各地区在大力发展和完善通讯基础设施的同时，应根据本地的实际情况发展交通基础设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