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土高原的山水渠与村际水利关系——以《同治平遥水利图碑》为中心的田野考察

水利图碑是一种特殊的水利文献形态,虽然总体数量不多,但空间分布却比较广泛。水利图碑可被视为某一地域社会整体开发历史进程的缩影。尤其在水资源紧缺的地区,它既是水权意识的集中表现,又反映了人们对待水资源的态度,是人们在水紧张条件下协商、谈判、冲突的结果。以水利图碑为线索,进一步挖掘与之相关的人物和事件,可以在既有的水利社会史研究基础上,继续深化和拓展,更有助于深入地认识水在传统中国乡村社会历史变迁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和影响。

《乾隆御制汉柏诗图碑》解析

帝王巡行封禅祭祀泰山这一极具历史延续性的行为,让帝王与泰山结下了不解之缘。乾隆皇帝作为泰山的常客,其所作《乾隆御制汉柏诗图碑》制作精美,并立于图中所绘的汉柏树旁,实景与画做对照的景观实属罕见。但由于碑刻年久,有些字迹漫漶不清,观者多做书画作品欣赏。作者结合乾隆帝的原作品及部分史料,通过研究乾隆祀泰山的起因以及在29年间四次为汉柏绘图赋诗的过程,对碑中所刻诗、画进行全面解析。

清乾隆《水利图碑》鉴赏

商丘博物馆现存有一通河南省开封、归德、陈州、汝宁四府二十八州县《水利图碑》,此碑镌刻于清乾隆二十三年(1758)八月,为国家一级文物。该碑内容分为左、右两部分:左侧为碑记,右侧为河渠图。河渠图绘制的是开、归、陈、汝四府所属二十八州县在治理水利工程中所开沟渠和河道的综合图,绘出了兴修水利的范围是西起密县、东至永城、北自黄河、南达新蔡,同时还标明了每条河道与沟渠的发源及流向和施工的具体长、宽及深度。《水利图碑》为研究豫东黄河水利提供了重要的历史文献,同时在中国地图学史上也具有重要价值。

浅谈文物数字化的保护与利用———以皇泽寺博物馆《蚕桑十二事图碑》为例

文物保护对于中国梦的实现、民族精神的传承以及世界文化的多样性发展,一直以来都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传统的保护方式使得大众对于文物只能“敬而远之”,无法上手感受文物的肌理韵味。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文物保护的推进以及文物精神的传递,文物保护又呈现出新的面貌以及可能。 文章就皇泽寺博物馆《蚕桑十二事图碑》的数字化为例,阐释文物本身必要性、数字化这一主要手段的可操作性以及文物数字化的意义价值,旨在展示出文物数字化的发展在大众化道路上呈现出的无限可能。

嵌岩图碑本体切割搬迁保护技术研究

蚕桑十二事图碑雕刻于清道光七年,陈列于蚕祠。1957年迁移保护至乌龙山脚下的蚕桑亭,采用水泥砂浆粘接在山体崖壁内,由“可移动文物”转变成了“不可移动文物”。图碑搬迁后,由于赋存自然环境的改变,出现了表层劣化及渗水病害,加速了文物的灭失,危及文物安全。在对图碑的保存现状及病害特征进行详细勘察研究的基础上,提出采用竹刀剔除、蒸汽清洗等组合措施清除图碑表面污染物并进行预加固,然后采用金刚石绳锯切割技术将图碑从赋存崖壁上面切割、前移、增设碑座,最后在原址保护展示的技术方案。该技术方案可有效解决图碑目前存在的病害问题,有助于文物延年益寿。

地方水利开发与人水关系变革——基于道光曲沃县“沸泉水利图碑”的历史考察

道光二年“沸泉水利图碑”是研究沸泉水利社会历史变迁的一把钥匙。以水利图碑为中心,结合历代碑文、方志和田野调查,引入垂向视角,关注地域社会的整体性,将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相结合,研究时段以清代为中心,通过向上与向下延伸,将沸泉水利置放于一个更大的地理空间和市场空间中加以审视和解读,讲述图像背后人水互动关系的长期演变史,从而实现水利社会史研究从文字到图像的转换。

费念慈与《嵩洛访碑图》——晚清文人的纸上卧游

费念慈作为一个典型的晚清文人、官员,受金石之风影响颇深,冠绝一时。本文以费念慈的藏品《嵩洛访碑图》为线索,梳理费藏本的真伪,侧面观察晚清文人的生活、交游与集会,并对费念慈的交游网络进行简单介绍。此外,通过《嵩洛访碑图》之热探讨访碑图式“新”之所在、画面中视角的转换与其中蕴含的文人心绪。

黄易《得碑十二图》题跋浅探

《得碑十二图》记录了乾隆四十一年(1776)后的十余年间黄易在河北、山东一带搜寻碑刻、拓本的游历成果。本文拟从《得碑十二图》中黄易自题和翁方纲题跋,来探究这种题跋丰富的“游记”创作形式所展现出的历史写实性,以及图册题跋背后所体现的黄易“金石交游网”和其书法艺术价值。

李成《读碑窠石图》绘画艺术赏析

北宋初期,李成以善画“枯木寒林”闻名于世。《读碑窠石图》作为李成的代表作品,深刻地体现其高超的绘画技术,可以从构图方式、技法、笔墨特征、意境四个方面探析该作品的艺术价值。

对比分析《读碑窠石图》与《阿卡迪亚的牧人》

千年前的中国画师李成和几百年前的法国有尼古拉斯·普桑,他俩出生的所处时代和国家都不一样,但他俩都选择了“读碑”这个题材,各画了一幅流传至今的名画。在画种、材料、风格、时代背景、作者经历等都不同的情况下画出来的两张相同题材的画,它们之间却有一些共同点,那就是作者思考人生得出“时光易逝不可留”的哲学思想。

龙门胜概图碑研究

龙门石窟研究院现藏有龙门胜概图碑一方,又名大龙门图碑,刻制时间为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此碑详细记录了为迎接前往龙门石窟观游的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河南知府文悌等筹金重修龙门两山寺庙的相关事宜。碑面正中线刻的《龙门胜概图》,再现了晚清龙门石窟优美壮丽的风光,其中重点刻画的香山寺、潜溪寺等,对考察清代历史及寺庙建筑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宋代阿育王塔图像之演变——以南宋大足宝顶山“释迦舍利宝塔禁中应现之图”碑和雷峰塔塔砖藏“王承益塔图”为例

作为中国古代佛塔样式之一的“阿育王塔”,在宋代同时出现了两种衍生的平面图像形态,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其一南宋大足宝顶山石刻之宝塔图碑,乃庆元府阿育王山广利禅寺(即鄮县阿育王寺)释迦舍利宝塔在南宋宁宗禁庭供奉时显灵之图,可视为表现同时代鄮县阿育王塔形态的例证。宝塔图碑属于“四面开龛作佛像式”阿育王塔图像的复杂变体,反映了南宋皇室对鄮县阿育王塔的再次供养和利用,从而制作了神异感应图像,经由皇室颁赐给地方。其二是五代末宋初佛教徒王承益刻印的“阿育王塔图”,属于“四舍本生图式”阿育王塔图像,它开启了以塔图供养代替实物小塔的新模式。阿育王塔图像与政权意识形态和法舍利观念密切结合,作为“神圣图像”进一步符号化和世俗化。

《九九消寒图碑》与民俗中的九九消寒

中国古代民俗文化是十分博大精彩而独具特色的。'九九消寒'就是广见于民间的一种冬日消遣的习俗。这种习俗因为滋生于以农耕文明为主的民俗文化厚土中,所以它的起源和演变、它的发展和影响乃至它形式的多样和内容的丰富,不仅可以印证古国文化的特质与理念,而且能够透见中华民族的聪慧与精神。

清《文庙崇祀位次之图碑》考

本文主要考证了西安碑林清初《文庙崇祀位次之图碑》,还原了雍正年间咸宁人孙能宽与众修碑经过,考证了碑文所述事件史实。崇祀即从祀,是文庙祭祀礼仪的重要组成部分。清初文庙从祀位次经历了频繁变革,一方面是由于明末清初战乱导致文庙祭祀混乱所致;另一方面是由于清朝统治者为了宣示正统地位,对文庙祭祀制度进行了大量变革,其中从祀便是首要对象。《文庙崇祀位次之图碑》则如实记载了康雍年间文庙从祀位次的变化情况,是重要的历史文物,对研究清初文庙祭祀文化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

黄易访碑图前传——兼论黄易访碑四图的内在关系及整体结构

黄易于1793年至1797年间完成的《得碑十二图》册、《访古纪游图》册、《嵩洛访碑图》册和《岱麓访碑图》册(统称“黄易访碑四图”)是最具成就的代表。四图系一整体,彼此关联,构成了黄易访碑图的主体,可称为“正传”。而1777年至1793年间绘制的《寿古图》《得石图》《得石第二图》《涤碑图》《岱岩探碑图》《筇屐访碑图》《林外得碑图》等黄易前期访碑图,则可称为“前传”,亦有其自身特点。清中期黄易访碑图的出现,是乾嘉金石学学术诉求的另一种表现方式。

浅析白鹿山上“佛祖碑图”

白鹿山上玄极寺千佛洞东侧有一通石碑,正面内容与背面内容毫不相关,且没有延续传承性。我们经过多次研究探讨,认为是后人将石碑正面内容磨去,换成了新内容;石碑背面内容为佛教宗脉传承排序世系列表(宗谱),对太行山一带佛教研究具有一定的参考、借鉴、存史价值。

明代秦藩永寿王《瑞莲诗图》碑考

西安碑林博物馆藏明弘治七年《瑞莲诗图》碑为永寿王朱诚淋颂扬宗兄秦藩朱诚泳的美德而刊刻。刻碑的动因与秦藩赏莲活动有关,碑中之图借鉴了元明以来瓷器装饰上流行的一把莲纹样,表达了廉洁、高尚、恤民、仁厚等丰富的象征意义,同时也隐含朱诚淋对秦藩子嗣绵延、政通人和的期盼。此碑为了解明代弘治中兴时期宗藩与地方民众、中央君臣的互动关系提供了重要线索。

比较研究《读碑窠石图》和《阿尔卡迪亚的牧人》

结合李成和普桑两位画家的成长背景,通过对其代表作品《读碑窠石图》和《阿尔卡迪亚的牧人》(皆为读碑图)的比较分析,说明两位艺术家的艺术特色。

中国古代碑图传统的形成及其演进

中国古代碑图文献反映了当时社会对天文星象、地理沿革、河流治理等认识的接受,包括天文星象类碑图、地理疆域类碑图、河渠水利类碑图、儒释道类碑图以及世系宗派碑图类等类别。中国古代碑图传统形成于宋代,地理学的发展是碑图演进的重要推手。通过考察地理图及佛教图等系列石刻,总结出碑图文献具有展示性、纪念性、思想性与传播性等特点。碑图是传统金石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表现在著录、考证以及鉴赏与收藏等方面。中国古代碑图传统绵延不绝,梳理古代碑图的形成及其演进有利于金石学的进一步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