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空间句法的历史街区街巷提升研究——以北京国子监历史街区为例

历史文化街区承载着一个城市的文脉和记忆,在城市发展过程中占据着不可忽视的地位,如何通过改造使街区空间与时代变化相适应,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文章以北京旧城国子监历史街区为例,基于空间句法理论与方法,将该街区的街巷空间绘制成轴线模型,选取整合度、选择度、连接值、深度值、可理解度等变量参数进行计算,解析计算结果所代表的空间意义,并以此为依据,提出国子监街区的后续发展提升策略,在保护历史基底的同时,合理提高街区的空间质量。

国子监琉璃牌楼匾额“圜桥教泽”误识现象辨析

北京国子监是我国元、明、清三代的最高学府。国子监内的琉璃牌楼造型独特,其匾额上的“圜桥教泽”字迹常被误识。这一现象不仅存在于日常生活中,更存在于学术界。本文从“圜桥教泽”的字意、字形、文献出处和书法师承等方面进行考证,对其误识原因加以分析,以辨谬误。一、国子监琉璃牌楼及其匾额简介北京国子监琉璃牌楼建于清乾隆四十八年(1783),是我国唯一一座为学校设立的琉璃牌楼。

文旅融合视角下的历史文化街区品牌设计研究——以北京国子监街为例

随着文旅融合的进一步发展,“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成为传统旅游业焕发新生机的突破点。立足于这一时代背景,以北京国子监街为例,寻找利用特色文化建设历史文化街区品牌的有效策略,通过标志、辅助图形、延展品的系统设计渲染街区氛围,体现街区特色,同时结合新媒体的时代特点,思考线上+线下并行的文旅融合新模式,以起到提升北京国子监街旅游竞争力、宣传中国传统文化、增强民族凝聚力、增强文化自信的作用,并为其他历史文化街区发展提供参考。

浅谈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以北京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为例

北京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是由元、明、清三代皇家祭孔典礼和国家最高学府的教育行政部门所组成的。自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被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以来,人们越来越重视对其的保护和研究利用。本文根据笔者游访和前人研究成果,从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利用价值的视角,分析北京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

国子监琉球学馆复原初探

琉球官学对清代中琉宗藩关系的稳固起到了重要作用。琉球学馆原址位于北京国子监敬一亭西厢院落,现已无存。本文梳理了清代琉球官学的发展历史,在缺少实物遗存的情况下,通过对图像、文献等史料进行分析,尝试对琉球学馆建筑进行复原。

明代国子监的坐监积分与实习历事制度

明代国子监创设于元至正二十五年(1365年),明建国之前.原名为国子学,后改名为国子监,是明代中央官学的最高学府.它在教育管理上,对全国各级各类官学具有样板作用,具有极强的示范性,尤其在教学管理过程中,明代国子监在集历代教学管理经验之大成的基础上,锐意改革,探索革新,建立了颇具特色的坐监积分制与实习历事制度,形成了独特的教学管理模式,对后世影响颇深.本文拟就此做一初步探讨,以求抛砖引玉.

明代国子监生历事制度述论

国子监生历事制度是明代创立的一项重要教育制度，对明代太学教育产生了深刻影响。监生历事，作为一项实践教育制度，洪武年间以课堂教育为基础，到诸司接受实践教育，以增长从政本领，而不以之为出身的条件，监生出身也主要通过升堂积分来实现。永乐初代之以历事出身，并成为监生出身的唯一途径，历事制度开始与课堂教学脱离。景泰间，开纳粟入监及监生可放回依亲读书之先河，课堂教学已如虚设，此时肄业为轻，惟图早日历事出身。成化以后，监生历事可纳赀免历或雇人代历，历事又失去亲身历练的意义，结果是监生历事之前既未学到必要的文化知识，之后又没获得真正的从政经验，历事制度失去原先实践教育的内涵而变成纯粹的仕进之阶。

论宋代国子监教育传播的新特征和传播职能的转变

中国传播科技雕版印刷术在宋代与出版传媒业、教育传播业相互融合,促使印本书在文教领域广泛普及,促使教育传播的媒介结构关系全面革新,引发了教育体制的巨大变革,而国子监则是引发这次变革的纽带和中枢。宋代国子监呈现出与前代不同的、具有独立形态而具动态性调整功能的机制创新特征。它是最高学府,又是中央教育管理机构;既负责教材的编定,也对书籍的出版传播进行管理。宋代所建构的以国子监为中心和诸路提举学事司创制相结合的教育传播行政管理新格局,是我国古代教育管理体制建设的重大突破和创新示范,奠定了我国近现代教育行政管理体系的基础框架和雏形。

明清国子监教官聘任与考核活动

国子监是明清时期全国最高学府和最高教育行政管理机构,也是为朝廷提供决策咨询服务的智囊团。之所以能承载如此多的职责与重任,主要是国子监聚集了一批学养丰富、管理有方的教官,而这些教官的选聘有严格的程序和标准,任职后进行分类管理,并且还要进行严格的业绩考核,旨在优化教官队伍结构,提高教官素质,促使其尽心尽力地施教与管理。

明代国子监刻书考略(上)——补版及新刻图书、底本及校勘问题

国子监刻书上起五代,下迄清朝,绵延千年而不绝。明代是国子监刻书发展的鼎盛时期,在国子监刻书史上颇具代表性。该文通过征文考献,系统考察了明代南、北二监的补版及新刻图书、底本及校勘、书工及刻工、版式行款、刻书经费、社会评价等诸多问题,较全面地展现了明代国子监刻书的风貌。

越南黎朝时期的国子监教育

黎朝是越南封建社会从繁荣走向衰落时期,学校教育在此时也得到了全面的发展。作为全国的最高学府国子监,其制度在李朝、陈朝和属明时期的国子监建制的基础上,借鉴中国宋明时期的国子监教育,适应越南社会的实际情况而不断改革和完善,其教学进一步与科举考试相结合,源源不断地为越南封建社会培养和输送合格的应试人才和官僚队伍。从对黎朝国子监教育发展的探讨,我们可以窥见中国教育制度和儒学在域外的传播与发展。

宋代国子监的图书出版发行

以史料的挖掘、分析为基础,本文从出版体制、人员配置、经费来源、校勘程序、版权保护、选刻对象、发行渠道诸多方面探讨了宋代国子监的出版发行模式。

北宋国子监画学学官考

徽宗朝创办的国子监画学,其学官设有博士、学正、学录、学谕、直学等。这些学官必须有制科、进士出身或是本学优秀学生,其选任可许国子监长贰、台谏官、外监司荐举;博士之职从京官中选任,学正、学录、学谕等则可由优秀的本学生员充任。可以考知的画学学官有博士宋子房、学正陈尧臣、学录王道亨、学谕张希颜,他们的出身符合国子监对学官的出身要求,其绘画风格更注重自然物态,重视写物之神和整体命意构思,其学识和艺术才能与画学的要求与目标相符,南宋院体画风的转变与他们的教授有一定的关系。

唐代国子监办学盛况实录

唐代国子监不仅是我国唐代中央最高教育行政机构,也是唐朝国家的最高学府和综合性大学,更是中国古代中央高等学校办学的典范。运用现代高等教育学理论尤其是综合大学理论,对相关史料进行深入详实的爬梳整理,从招生制度、课程设置、修业年限、教学管理、教师管理以及学生出路等方面,对唐代国子监的办学情况进行具体、全面、深入的梳理和分析;在清晰地、客观地把握唐代国子监办学状况的基础上,总结提炼出唐代国子监的办学特点。期冀通过唐代国子监办学状况的再现、办学特点的凝练,为我国建设一流大学提供办学之传统教育智慧借鉴。

明代洪武时期国子监教育成效机制浅析

国子监是明代的最高学府,是培养人才的重要场所。洪武时期,国子监教育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究其原因,主要有:正确的政策导向,配套完善的制度,以及对制度的严格贯彻执行。正是这三个因素的共同作用,使洪武时期国子监教育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试论唐代国子监在国家文化礼制建设中的作用

中国素有礼仪之邦的美誉,这与历代统治者重视文化礼制的建设工作是密不可分的。历代统治者所以重视文化礼制的建设工作,根本原因在于礼仪教化使得封建统治不再抽象,反而具体起来,具有可操作性,封建统治也变得容易起来。文化礼制属于儒家文化的范畴,它的建设复杂繁重而且浩大,要求参与的人员必须在儒学方面都是专家。在唐代,国子监的监官和学官在儒学方面都是博学之士,积极参与封建国家的文化礼制建设工作既是统治者对他们的要求,也是他们不可推卸的责任和义务。在当时,国子监的监官和学官们都自始至终地积极参与了封建国家的文化礼制建设工作,这些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积极参与礼法的讨论与制订;第二,积极参与封禅礼、禘袷礼、明堂礼、凶礼等具体礼仪的讨论与制订,在封建国家的文化礼制建设工作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关于968年京兆府国子监里的《佛道图文碑》

作于北宋初期并置于京兆府国子监的《佛道图文碑》集佛教和道教经文于一体,还有难得的卷首线刻图,并有赞助者和作图者名录。本文通过辨识图像内容及其与经文的关系,着重于图像研究,分析画像中有意味的细节,体察社会大变革时期的图像变化和历史意义。

五代国子监刻书

通过引征大量的历史文献资料 ,考证了我国五代时期国子监刻书的过程及底本校勘、写官刻工、行款。

宋代国子监刻书考论

宋代国子监既是中央教育机构,也是国家主要刻书机构,并兼有管理各地图书刻印之责。为满足其政治、思想统治,宋廷对国子监刻书之内容及其质量控制、机构设置及其管理、图书刻印发行出售等方面都订有颇为详备之制度,从而对当时各地州县官学大量印行图书,以及后世国子监刻书产生了重大影响。

明代国子监刻书考略(下)——书工及刻工、版式行款、刻书经费、社会评价诸问题

国子监刻书上起五代,下迄清朝,绵延千年而不绝。明代是国子监刻书发展的鼎盛时期,在国子监刻书史上颇具代表性。该文通过征文考献,系统考察了明代南、北二监的补版及新刻图书、底本及校勘、书工及刻工、版式行款、刻书经费、社会评价等诸多问题,较全面地展现了明代国子监刻书的风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