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渔短篇小说集之编创及其国民性探究

《无声戏》(又名《连城璧》)和《十二楼》代表了清初白话短篇小说的最高成就,是李渔贡献给当时乃至后世的文学珍宝,其文学史意义和文化价值以及社会价值都毋庸置疑。其国民性特征主要体现在:一是对小说、戏曲的文体认同,为通俗文学的叙事提供了更为丰富开阔的路径;二是小说戏曲创作及其编刻传播体现了李渔强烈的使命担当意识,并搭建了与社会学密切关联的桥梁;三是自娱娱人的喜剧精神,给读者带来了精神的愉悦和生活的希望。这三者结合形成了李渔独特的创作观念及颇具民族精神的文艺思想。

国民性批判话语的跨文化建构

围绕启蒙现代性展开的国民性批判话语,既是在“救亡与启蒙”前提下自我解构与建构的思想机制,又是东方与西方跨文化对话互动场域中的复杂呈现。对话性使得国民性思想超越“权力话语”中的主客体结构,深入到主体间性的关系中,保障了自身作为“看和被看者”与“话语参与者”的主体性地位,并借助“外位性”视角,摆脱了传统文化的内生性框架限制,赋予了自我反思的有效性。

从酒楼茶馆时空体透视契诃夫和鲁迅小说中的国民性

契诃夫和鲁迅分别是俄、中两国的现实主义文学大师,他们都以短篇小说的利刃揭露了所在国家的社会问题和国民性格弱点。鲁迅曾被称为“中国的契诃夫”,这两位作家在小说的艺术风格和思想意蕴上有极强的共通性。本文从时空体的视角,探讨这两位作家小说中的酒楼茶馆时空体所反映的社会问题和国民性格特点,揭露了俄国极端的酗酒文化和中国从众的看客群像。本文既是巴赫金时空体理论在实践上的应用,是对文学创作中时空体类型的丰富和发展,也是对契诃夫和鲁迅在时空艺术方面比较研究的创新和探索。

从茶道看日本人的国民性

茶文化起源于中国,随着唐宋时日本学问僧对中华文化的学习、吸收而传入日本。之后,茶文化不仅被日本皇室贵族高僧所推崇,更是深受普通民众的喜爱,同本土文化的融合形成了日本独特的茶道文化。茶道文化所追求的茶人形象、所推崇的行为方式、所包含着的情感模式及思维方式等恰如其分地反映了日本人的一些国民性特质。对于日本人的国民性论述,国内外众多学者从人类文化学(本尼迪克特)、文化史(芳贺矢一)、统计学方法(日本数理统计研究所国民性调查研究委员会)等视角进行了分析和论述。本文以茶道为背景,结合既往日本人的国民性研究成果,分析茶道文化中展现出来的日本人的国民性特征。

“断裂”与“延迟”的对话——重审1990年代学术化进程中的“国民性”讨论

在发表于1993年的《一个现代性神话的由来——国民性话语质疑》中,作者刘禾提供了一种和1980年代截然不同的“国民性”讨论方式。不过,1990年代包括鲁迅研究在内的中国学界尚未对此引起充分注意,直到2000年“《收获》事件”后,围绕刘禾“国民性”讨论的批评、回应才大规模展开。本文试图论述的是,无论是刘禾讨论与1980年代的“断裂”,还是鲁迅研究和中国学界对刘禾回应的“延迟”,都共同处在一个自1980年代发轫、1990年代成型并最终在新世纪趋于稳固的学术化进程之中。

“胸怀上帝的国民”: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俄罗斯正教“国民性”论说

陀思妥耶夫斯基是19世纪俄罗斯正教“国民性”论述的集大成者。在斯拉夫派和西方派之间围绕“国民性”命题展开长达半个多世纪对峙的历史背景下,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继承斯拉夫派正教“国民性”观念的基础上将其进一步提升到具有全人类意义的精神高度,而要实现这一点在很大程度上依托的是对古老“莫斯科—第三罗马”观念的现代性论述。陀思妥耶夫斯基俄罗斯正教“国民性”论述的核心观点是:就内在精神(信仰)本质而言,俄罗斯是世界上迄今唯一尚存的正教王国,在这个意义上同时也是普天下的精神王国。俄罗斯人是“胸怀上帝的国民”,其民族主体性意识正是建立在实现“全人类兄弟般团结”的弥赛亚主义理想之上的:俄罗斯性即全人类性。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正教“国民性”论述对于我们进一步认识俄罗斯民族文化精神中的全人类内涵具有启发意义。

浅析曹文轩对鲁迅国民性思想的传承——以《草房子》《青铜葵花》为例

鲁迅的国民性思想深深地影响着读者和研究者,也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作家,在当代仍然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和强大的现实意义。鲁迅与曹文轩之间的联系研究者很少关注,探讨两者关系的文献不多。曹文轩在2016年获得“国际安徒生奖”后接受采访时说:“几乎没有人问及我作品和鲁迅的关系。其实,鲁迅是对我有着深刻影响的作家。鲁迅的儿童观、鲁迅小说的少年视角、悲悯情怀等都对我的创作有着深刻的影响。”[1]他明确地指出鲁迅对自己的文学创作的视角、审美理想和儿童文学观念等方面有着深刻的影响。

《字林西报》中国国民性话语对华传播研究

《字林西报》自创刊起,聚焦中国人的群体特征,生产了一套蕴含西方诉求和文化情感因素的中国国民性话语。基于19世纪原始报刊史料,研究《字林西报》中国国民性话语对华读者传播的基本路径,考察《字林西报》中国国民性话语及其所蕴含的西方对华的欲望。研究发现,《字林西报》的中国国民性话语在某种程度上也为近代中国文化自觉提供了“镜子”,同时为近代中国“改造国民性”文化思潮提供了一些思想资源。

鲁迅“国民性”批判的日本影响及其文化超越

基于多年来关于鲁迅研究的文献资料,考察梳理了鲁迅从赴日求学,弃医从文,到“国民性”思想的产生,这一期间内所受到的种种影响,分析鲁迅提出的“国民性”与日本“国民性”的差别。根据史料可以得知鲁迅深深受到当时在日本国内的关于“国民性”研究的影响。而且,鲁迅对于“国民性”问题的关注,从源头上看,受日本文化的影响很大,尤其是在留日期间的日本文化氛围的浸染。至于芳贺矢一的《国民性十论》,更是启发了鲁迅的“国民性”概念的确立。鲁迅通过自己的消化改造,将包括国民性在内的新概念、新思想注入自己的作品,其国民性概念实际上是对芳贺矢一“国民性”的反用,也因此达到了对于日本“国民性”研究的超越。也就是说鲁迅对于“国民性”概念的使用,完全不是在芳贺矢一的原意上照搬,却恰恰是反其意而用之。由芳贺矢一的对其日本国民性的赞美,而根据当时中国实际的国民精神状况,对于我们民族的国民性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今天,重新审视鲁迅当年所极力批判的“国民性”的来龙去脉,并以此作为今后进一步研究的起点,进行更加深入的学术发掘和探讨。

从“新民”到“无产阶级新人”:新中国成立前毛泽东国民性改造思想的演进

近代以降,面对中国积贫积弱之局,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在思想文化领域掀起了一场波澜壮阔的国民性改造运动。毛泽东早年曾在严复、梁启超“新民”思想影响之下,自发地进行“新民”探索。直至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后,通过与中国具体国情相结合,在革命实践中逐步否定了无政府主义所主张的那种绝对个人主义,也否定了自由主义所倡导的追求个体自由和解放的“新民”思想,而是提出了“无产阶级新人观”,为新中国培养和形塑“新人”奠定了坚实基础。

从民国时期的南洋游记看中国文化与国民性

晚清以来,在西方物质文化和思想文化的冲击下,不少人对中国文化和国民性都有着非常深刻的探讨,对中国人自身的剖析是十分深刻的。但是,随着时代和环境变化,对国民性的剖析,对中国文化的思考,也逐渐发生改变。作为华侨众多且为西方殖民地的南洋地区,华人、土人和欧美人在此处交会,在这个复杂多元的社会中,不同文化在此处有着不同程度的碰撞,在这种无形的对比中,中国文化中的先进与落后,国民性中的优与劣,通过民国时期的南洋游记更加清晰地展现出来,也反映着当时知识分子的思想文化。

老舍对“国民性”书写的开拓与反思

老舍是中国现代文学史标志性人物,在对待国民性这个严肃的话题上,很明显与鲁迅先生相比较,老舍的观念更中国化一些。之所以在国民性这个问题上与鲁迅作比较,是因为在20、30年代的中国,人们对于国民性的书写亦或是讨论甚至是批判,一直是文化界的主流意识和主要话题,也就是对国民性书写的开拓与反思,一直引领着新文化运动的风起云涌的浪潮之一,本文试图对老舍“国民性”书写的开拓与反思进行阐述。

鲁迅的“改造国民性”思想之管窥

鲁迅“改造国民性”思想的形成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是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其内容主要包括对国人奴性的批判,对“瞒和骗”的批判,对冷漠自私的看客心理的批判,对国民精神愚昧、麻木状态的批判等。穿越历史的时空,鲁迅的这一思想在今天仍然有较强的现实意义,我们应从四个方面来继承和弘扬鲁迅的这一思想:发扬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坚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力弘扬创新精神,促进我国科技事业的发展;鼓舞人民以主人翁的姿态去实现新的目标。

作为“教育学教授”的许寿裳

许寿裳是鲁迅一生的挚友,他的《亡友鲁迅印象记》已成为鲁迅研究的经典文献,然而其在教育学方面的贡献较少受到关注。许寿裳长年活跃在中国教育学界,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担任校长和教授时所承担的科目即教育学,其教育学经历可追溯至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求学时代,彼时许寿裳便对教育心理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教育理念深受同时代美国教育学家霍尔、杜威等人影响,本人日后也是杜威教育理念在中国传播的重要推动者之一,在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教育心理学领域做出了贡献。许寿裳的个案充分体现了当时的留日学人中“东洋”和“西洋”学术复杂的交融状况。

“天下共同体”何以可能——从《怀念狼》《狼图腾》《荒原问道》出发

与西方“现代世界体系”的遭遇使中国传统“天下秩序”遭遇合法性危机,走出危机的可能在于拥抱“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同时超越“世界体系—天下秩序”二元对立;“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天下共同体”属于相互阐释关系,“天下共同体”既赋予“天下”以其应有“形而上品性”,也保证了“天下天下化”逻辑历史性与“天下秩序”的当下化进程,而“天下天下化”逻辑在使“天下无外”理念逐步现实化的同时也推动“天下共同体”的逐步生成。贾平凹、姜戎与徐兆寿小说的价值在于以各自方式相继呈现了“天下秩序”危机化、“天下秩序”之现代创生可能及“天下共同体”所以生成的文化逻辑。

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的国民性反思

在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以及信息智能化的背景下,大学生的爱国意识和爱国主义情感面临前所未有的冲击,高校的爱国主义教育工作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从国民性的思维方式揭示当前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出现的问题,包括:爱国主义情感面临着情感缺失的困境;爱国主义意识面临着狭隘爱国主义倾向的威胁;爱国主义教育机制面临着民主法治不健全的挑战。并从中国人民的国民性出发,提出教育是改造国民性的主要途径,在此基础上探讨了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的反思与重建,即:加强感恩教育,激发爱国主义情感;加强理智思维教育,培养大学生理性爱国主义意识;加强民主、法制教育,引导大学生爱国主义行为。

“认同危机”、“新民”与“国民性改造”——辛亥革命前后中国人教育思想的演进

在辛亥革命前后的二三十年间,民族危机与人格危机普遍弥漫于国民心中,这场危机的实质可表达为近代中国人产生了民族和人格的"认同危机"。如何解决民众的"认同危机",构成了当时一些先进中国人不断求索的重大问题。清末"维新派"的"新学"、"新政"与"新民"运动;辛亥革命前夕"革命派"的"国民性改造与革命"之论争;辛亥革命前后一些先进中国人的"国民性批判与新人说"的分析;"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思想界"国民性改造的三种主义"的主张等等,这些变革与主张尽管在时间顺序上有阶段性,也存在一定的叠加和交叉,却清晰地表明了此时期中国人教育思想的演进历程:从传统教育思想的瓦解到"新民"教育主张再到"国民性改造"教育主张以及如何改造国民性的主义之争。

马林森的“国民性”思想及其论争

“国民性”是比较教育研究中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其内涵一直是学者争论的焦点。马林森在其他学者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并阐述了以“情感”为内核的“国民性”思想,这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比较教育的发展,对比较教育学科建设做出了贡献,也为今天开展比较教育研究提供了诸多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