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政治学视域下中国古代国号的意义诠释

中国古代国号兼具历史特征与政治属性,是时间脉络与政治权力互动交织的产物。其既在历史演进中彰显延续性与多样性、因袭性与稳定性、指代性与功能性等特征,又呈现政权发展消亡历程、深受政治权力影响、蕴含丰富政治意义,体现政治权力逻辑。在政治合法性建构中,国号反映出统治者攀附血缘和地缘制造正统身份、依托谶纬和宗教隐喻天命转移、承接礼制和德性宣示王道赓续。在维护政治统治时,国号可以被用于整合族际关系缓和民族矛盾、统合集团关系化解权力离散。此外,国号能够寄寓政治理想、传递政治理念,为推动政治秩序演进提供方向引导和价值支撑。

夏号考

有关夏代的国号问题,向无异辞,传世文献及东周金文皆称其为“夏”。然而据此梳理夏商及西周史料,对夏史的追寻却了无踪迹。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出土的“文邑”朱书,闻喜酒务头商墓出土的文氏铜器,以及传世的有关文氏与文夏的铭文资料,为重建有夏国号提供了重要材料。本文考证夏代初以“文”为其本号,体现了夏道重文崇德的文化传统。商人则以覆屋之形的“文”作为亡夏之氏,更晚又增地名“夏”而以“文夏”为氏,最终则剔除“文”字,仅存“夏”而为国号。有夏国号转变事实的揭示对夏史的研究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从“大清”到“中国”——基于皇朝时期天下秩序的讨论

虽然清朝的国号为“清”,但在清末的《大清国籍条例》中却将“中国”作为“国籍”,由此其国号似乎也就成为了“中国”。要理解这一过程,就必须了解皇朝时期构建的天下秩序。首先,清朝与(大)清国存在本质区别,清朝统驭的是天下,而大清国统驭的则是现代人所谓清朝的“疆域”;其次,“中国”除作为一个国和一个地理单元之外,还表达了相对于“四夷”的优越性,因此既是清朝的核心,也是清朝统驭天下的合法性的来源之一;再次,皇朝时期,由于“中国”一词所体现的优越性,因此在与“四夷”交往时,通常使用“中国”一词,而不太使用中性的“大清国”这一国号,更不太使用皇朝的天下之号;最后,英法美俄等国都习惯用“中国”一词来指代历朝统驭的地理范围。由此,内外因交织,使清末在向现代国家转型时,越来越多地使用“中国”作为国家的名号。

“国号”中的历史流变

在中国古代,国号既是家天下的标志,也是国家政治文化的符号。中国古代国号皆具或显或隐的美义,这些“美号”,或与君主的统治息息相关,并发挥出多样的现实功能,或体现了非汉民族的“汉化”倾向,从而成为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的思想基础与政治根本。解析中国古代国号与国家之间的名实关系,既有名实相副者,也有名实不副者;既标示着相应王朝的特征所在,也隐藏着不少值得发掘的重要内容;国号又有转为名号、族称与域外称谓者,这彰显了相应王朝的地位与影响。至于大量存在的相同国号,后人采取了冠以顺序词、方位词、国姓以及缀以地名、五德或使用代称等处理方法,以求加以区别。

辽朝国号研究综述

对辽朝国号的系统研究始自20世纪30年代。近一个世纪以来,众多学者围绕辽朝国号改易和涵义等重要问题进行探索,并在国号改易次数、改易时间,以及双国号关系等问题上取得丰硕成果,大大推动了辽朝国号研究的进步。但在国号涵义等问题上,学者观点多且分散,难以达成共识。

《金史·百官志》三等国号制及其渊源

《金史·百官志》详载大、次、小三等封国之号,但并没有标明时间断限。经与《大金集礼·亲王》封国条例比较,《百官志》上述内容最接近大定十四年颁布的制度。本文结合相关记载总结志书封国制条的编纂模式:元朝史官以“大定格”为基础,根据金实录中的相关记载相应改纂,最终杂糅整合而成。所谓“明昌格”并不存在。关于这项制度的创制,《金史·熙宗纪》天眷元年十月辛未条记“定封国制”,此属天眷改制的一项重要内容。本文从金初汉制改革的总体背景下探寻封国制度起源的线索,发现其仿效自北宋景祐三年(1036)首创的三等国制。从前后时代制度演进脉络中考察金制无疑具有重要意义,在金承宋制的主题下,这体现了秦汉以降传统的王爵制度到宋金时代发展成三等国号制的典型特征。

中国古代的“国号”与历史上的“中国”

中国古代以国号为代表的政权与"中国"不是一个概念,中国古代的国号只代表某一个政权,而"中国"的涵义则有很多,主要的并非是一个政权的名称,即使用来指称政权,也常常不指一个政权,或指同时并立的几个政权,或指历史上以中原地区为主且有相互递嬗关系的多个政权。经过元朝和清朝的转换,到中华民国定国号为中国,"中国"与"国号"最终实现了统一。古代历史上任何一个以国号为代表的政权(元朝和清朝除外)都不能等同于历史上的"中国",历史上中国的疆域也不是以国号为代表的某个政权的疆域,而是包含了为中国所继承的当时以国号为代表的各个政权所控制的疆域。

中国古代的“中国”与“国号”的背离与重合——中国古代“中国”国家观念的演进

中国古代的"中国"与"国号"存在背离和重合现象。中国古代存在众多以"国号"为代表的政权,这些政权虽然可以称为古代国家,但只能代表各自的具体国家政权。而中国古代的"中国"主要的并非是一个政权的概念,与以"国号"为代表的政权存在背离现象,但有时也用来指称政权,主要有两种情况:一是以"国号"为代表的各个政权的自称,在古代"中国"处于分裂的状态下,这种"中国"自称与各个政权皆自称"中国"的统称仍然存在背离现象,只有在历史上中国处于统一的情况下"中国"与"国号"才会出现某种重合,这种重合经过元明时期的发展,到了清朝时期最终完成,直到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中国"与"国号"才最后实现了统一。另一种情况是后来的政权在追述本朝历史或议论以前各个朝代时,对历史上以中原地区为主且有相互递嬗关系或没有递嬗关系但为自己政权所继承的多个政权的通称,这种通称虽然与一些"国号"也会出现某种背离,但基本上符合古代中国历史实际,并成为我们认识前代历史的一种准则,今天认识中国历史疆域也应该遵循这种准则。

论国名与国号

国名是国家的名字,代表着国家;而国号只是政府为国家所起的官方称号,在特定时期内可以代表国家,但所代表的主要是政府。一个国名就只能是一个国家,一个国家只能有一个主权,在一国内部出现两个以上对立的政府时,国际社会只会选择其中一个政府作为国家的合法代表。在政治、法律和国度意义上,中国才是我国的国名,而其他的称呼都是国号。

关于元朝的国号、年代与疆域问题

蒙古原是金朝属部,成吉思汗受金官封"属部统领",乘金朝衰败,称帝建国,接着出兵攻金,逐鹿中原。其继承者先后灭金、灭南宋,实现了对全国的统治。其国号本为"大蒙古国"(在中原汉地称"大朝"),第五代大汗忽必烈建新国号"大元"以示承继中原历朝统绪,同时保留原国号,遂称"大元大蒙古国"。元人以太祖成吉思皇帝为本朝开国君主,明初所修《元史》同此。所以元朝起始年代应为成吉思汗建国的1206年。成吉思汗及其继承者征服了直到小亚、东欧的西域许多国家,实行皇族领地分封,形成西北四个汗国,称"宗藩之国"。元朝皇帝是大蒙古国大汗,各宗藩奉为宗主,名义上统有包括各宗藩国的辽阔版图,实际上各宗藩国均自主统治本国;被宗藩称为"大汗之国"的元朝廷直接管辖之地为中书省和岭北、辽阳、河南、陕西、四川、甘肃、云南、湖广、江浙、江西十行省,以及吐蕃三道(算一个行省),这就是元朝的疆域。

渤海早期国号考索

在渤海史研究中存在诸多争论 ,渤海早期国号之争是其中之一 ,有的论者认为渤海早期国号不是震国而是革末革曷。本文从革末革曷与震国、振国与震国、革末革曷与渤海三个方面 ,就乞乞仲象————大祚荣所领导的粟末革末革曷族团在复杂的历史氛围中坚持正确路线建立国家的重要阶段 ,对渤海早期史及其国号作了必要的考索与研究。

刘邦汉国号考原

“汉”是中国历史上最具影响的国号之一，也是现今中国主体民族的族称。公元前２０６年，项羽败约，本汉中郡名立刘邦为“汉”王；而刘邦在愤怒、无奈之中接受汉王封号，以及后来定有天下之号为“汉”，则都与萧何的劝谏“语曰‘天汉’，其称甚美”有关。

也谈金初建国及国号年号

金建国于何年?国号年号又为何?史书有不同的记载,金史研究中也有不同的见解。在《金史》与宋、辽、元人所著文献对比运用时,更应重视《金史》的史料价值。在没有确凿证据以前,《金史》所记金开国史,即金于1115年建国,国号金、年号收国,仍是值得采信的。

改写与重塑:再论金朝开国年代及其相关问题

《金史》记载完颜阿骨打于公元1115年建国称帝,国号大金,建元收国,长期以来一直被奉为信史。刘浦江先生撰作《关于金朝开国史的真实性质疑》一文,首次对《金史》的开国史叙述提出深切质疑,引发学界争议。在刘文研究基础上,通过对宋元文献及石刻材料有关金朝建国记载的仔细考辨,能够大体复原出金初历史的真实面貌。阿骨打当于辽天庆七年(1117)采纳谋士杨朴的劝进意见,称帝建国,国号大金,建元天辅,《金史》所记开国史乃是出于金修《太祖实录》时的改写与重塑,并不可信;至于刘文提到的吕颐浩所谓“女真于宣和四年(1122)方建国号大金”之说也不准确,它所反映的史实可能是金朝从“大女真·金国”的双国号制向“大金”单一国号体制的转变。

中国历史上的汉国号

“汉”是中国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国号之一。自刘邦首用汉国号以后,出于寻求正统的心理、现实政治的考虑、文化取向的需要等复杂情形,汉国号为后世诸多汉族与非汉族建国者反复沿用,而中国古代家天下的政治特征,因此表露无遗。汉国号所具有的特殊象征意义,又使得“汉”成为域外有关中国的一种习惯称谓,并逐渐演化为此后直至现今中国主体民族的族称。

十六国“汉”、“赵”国号的取舍与内迁民族的认同

十六国时期,内迁的匈奴族首领刘渊建立的"汉"国是中国历史上北方民族在中原地区建立的首个政权。其国号"汉"及刘曜和羯族首领石勒建立的"赵",皆与前朝或先秦时期有密切的关系,对后来内迁的少数民族建立政权选择国号时具有明显的示范作用。同时"汉"、"赵"国号的确定,真实反映了内迁民族自我认同的意识。

五代时期沙陀三王朝国号问题研究

国号作为古代国家的重要象征,其制定过程涉及政治、历史、文化等多种因素。而对五代中的后唐、后晋、后汉三个由沙陀贵族建立的王朝而言,制定国号时既要考虑如何承接前朝,以构建政权的合法性,又要顾及现实的政治博弈,需要以国号来加强集团内部的凝聚力。而在"胡汉语境消解"的背景下,攀附汉氏高门,成为了制定国号的重要依据;另一方面,这种行为又促进了以沙陀为首的各民族与汉人相融合。就此层面而言,国号背后所代表的正统性,不仅为各帝王本身解决了政治合法性的问题,也深刻地影响了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重农特征与“周”族名国号的由来

在甲骨文、金文中，“周”字本义为田野种禾，也为田间种禾；因种禾养口，又孳乳出从。之“周”。由从口之“周”再引中，“周”有赒给、周密、周遍、周匝等义。随着“周”字本义的逐渐隐晦，及至后来，解说“周”族名或“周”国号者，遂多据后起的引申义立说，道德周密、歧山四周、舟，乃至周原诸说，皆属此类。事实上，以甲、金文字为依据，联系周族的历史，可以认为：其一，因弃驯化艺植了众多作物，弃之后代直到不久出前，也都以重农为特征，“周”由此成为这一支民族的族名；其二，古公 父时代，基于农业经济的发展，“周”由族名上升为国号，“周”国号出现的地域则在歧下之原；其三，姬发伐纣、商王国解体后，周成为“有天下之号”，历时达八百年之久；其四，农业一道在周民族起源、发展、壮大乃至成为天下共主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因以“周”称其族名、国号乃至“有天下之号”，而得到了极致的表张。

民国时期中国官民反对日本对华“支那”蔑称交涉始末

中日甲午战争后日本对华之“支那”称呼开始含有蔑意。1913年夏,日本政府在准备承认中华民国的同时,规定今后要以“支那”之蔑称作为对后者的正式称呼。在中国政府和人民长期的交涉和抗争下,日本政府才不得已地改变了对华称呼。

“日本”国号起源再考

因中日两国史书皆缺乏明确的记述,故就开始使用"日本"这一国号的时间和是谁创造了这一国号众说不一。本文认为以往认识似乎都缺乏坚实的史料依据和令人信服的说理过程,并基于历史事件发生的时间与被记述的时间、记述者与当事者的关系最为接近的史书及其撰者乃最恰当的研究线索这一观点,推定"日本"这一国号似乎应该出现在武则天会见日本使者的公元702年当年或之前的一小段时间,其出自或如《史记正义》作者张守节所说,来源于武皇后的改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