岱语土俗文本中的浊声母对应

学术界早已知晓,越南北部高平省岱语方言保留有原始台语浊声母的发音,但有趣的是,这些浊声母在当地流行的岱语传统抄本也有反映。这个现象尚未进入国际学术界的视野。当地抄本是用方块土俗字书写的,千百年来,岱人一直使用这种类依附于汉字的书写系统来记录岱语。文章从重庆县(Trùng Khánh)传统文本中寻找证据材料,发现原始台语*b-和双唇浊复辅音在这类浊声母中尤其明显,同时还发现龈浊阻塞音(*d-等)、软腭浊声母(*g-等)、浊擦音声母和其他浊声母均有表现。这些声母的书写方式大多由早期中古汉语带有浊声母的汉字(或说土俗字声符)表现出来。这为岱语土俗字形成的年代考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高丽王朝的“华化”与“土俗”之争

高丽王朝建国后,对待中国文化一直有两种不同的主张:从光宗时期开始高丽王权开始推行"华化"政策,而贵族勋旧势力则以实行"土俗"的主张相对抗。"华化"政策的确立经过了一个相当曲折的过程,需要凭藉多种资源的支持,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人力资源和文化资源,因此从光宗时期开始,"华化"政策就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引进中国之人,一是引进中国之制。高丽王朝的"华化"与"土俗"之争并不仅仅是政策之争,在其背后隐藏的是权力的分配问题,同时它还和高丽精英阶层对外来文化的认知与态度有关。

“华化”与土俗之争背景下高丽对宋代法制的移植

高丽移植宋代法制的进程较为曲折,首先就存在法律移植与本土资源关系的问题,因"华化"与土俗的冲突,高丽王权对宋代法制的移植难以得到贵族精英阶层的支持,不得不启用大量的归化中国士人。与此同时,作为法制输出国的宋王朝又实行严格的图书管制措施,使得高丽对宋代法制的移植缺乏可靠的参照文本,使其对宋制的移植缺乏系统性。

论朝鲜王朝前期的“华化”与“土俗”之争

在高丽末期,同时存在复兴"土俗"与"华化"两种文化倾向,主要由新进士大夫阶层构成的"华化"派取得了最终的胜利,建立了朝鲜王朝,将"事大尊明"作为了王朝的基本国策,确立了全盘"华化"的方略。太宗时期,对"华化"政策的推动加速。然而,由于"华制"和半岛"土俗"之间的张力,及由此引发的民众抵制,快速推进"华化"的政策遭到了挫折,最后决定向土俗做出相当程度的妥协,以渐变代替速变。"华化"与"土俗"两种文化倾向各有其理论支持。中宗时期,又出现了一些侧重点各不相同的折中理论,这些理论看似并不排斥土俗,实际上主张的却是一种更高层次上的华化。

壮族师公土俗神“莫一大王”考

傩文化在广西的发展已有约二千年的历史。从秦始皇时期的“越巫”开始,先后经秦汉、唐初李靖、北宋狄育三次大规模的用兵,傩文化已由“军傩”以及汉民族的移民而传入桂林,进而幅射至广西各地。尤其是在桂西各少数民族地区,在接受汉民族文化的同时,也随之接受了汉民族的傩巫文化。两宋以后,傩文化与盛传于中原地区的佛教与道教又揉合成一体。成为独特的农村宗教祭祀文化——师公(或称“尸公”)。但与纯粹的佛、道教又有所不同,与广西流行的巫觋文化也有明显的差别,因而有人称之为“师教”。从严格的科学意义上说,它并不能成为一门宗教,只是一种广泛流传于农村、迷信色彩极为浓厚的文化现象。它的职能几乎是“全能”的,从祈福、祭祖。

壮族土俗神“岑顺王”与当地的旅游开发

壮族土俗神"岑顺王"是历史上广西平果县的统治者与当地老百姓共同创造的一个土俗神,他是一个箭垛式的神人合一形象。他在人们的生活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折射出民众深深的生存哲学。我们可以借助与他相关的地方风物,开发旅游,既达到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效果,又能够很好地拯救宝贵的民间文化遗产。

论鲁迅小说中土俗世界的仪规传统

从鲁迅小说构建的土俗社会中的仪规传统出发,将鲁迅小说所描绘的大部分的仪规传统归结为私刑传统、封建礼节、祭祀仪式三方面并分别展开论述。作者对这些仪规传统寄予了西方现代性与启蒙主义思想的呼唤与呐喊:鲁迅希望借自己的笔宣传现代性背景下创建的一整套以自由民主、平等政治为核心的价值理念,彻底地批判带有浓厚封建色彩的儒家学说,呼唤理性、文明、科学、教育等现代性的启蒙主义,以让更多的人清醒过来。虽然个体的反抗会被消解,但如果是一个群体的抗争便有打开顽固闭塞的土俗世界大门的希望,这在当今也具有现实的反思价值。

晚清浙江清赋中的土俗亩、藏等亩与土地面积落实——以《同治兰溪鱼鳞图册》为中心

学界一般认为土俗亩与国家标准亩制差异很大,且各地土俗亩的计量方法不一,致使亩制混乱,进而普遍怀疑历代地籍上所载土地面积的可信性。遗存至今的746册《同治兰溪鱼鳞图册》,是晚清浙江攒造鱼鳞图册的样本。我们对其仔细研究后,发现其中土俗亩与国家标准亩制是一致的,鱼鳞图册所登记的土地面积有效且可信。在赋役征收中的各类折亩行为,不一定反映在鱼鳞图册中,往往只是赋役征收的一种操作方法。而兰溪有一种很特别的纳税亩,即“藏等亩”,是以最低等则的田作为国家标准亩制的准绳,往后每上升一级等则,则按该等则的固定增亩比例进行增亩,目的是恢复赋役原额,因其增亩藏于用印章标示的等则中,故称之为“藏等亩”。兰溪的藏等亩完全有效地落实到了赋役征收和民间日常生活中,是兰溪县官民都认可的“真实面积”。

晚清兰溪县屋基面积土俗计量标准的确立与落实——以《同治兰溪鱼鳞图册》为例

鱼鳞图册上的土地数字是如何形成的,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焦点之一。以往学界普遍认为登记在鱼鳞图册上的土地数字是纳税亩,而纳税亩基本上是由折亩与土俗亩构成,不管是折亩还是土俗亩,皆与国家标准亩制相差甚远。但通过细致考察现存746册《同治兰溪鱼鳞图册》后,发现土俗计量可以调整到与国家标准亩制一致,这也是攒造鱼鳞图册的基本原则。其中土俗计量屋基面积的形成与落实,是恢复赋役原额、清赋改减与国家标准亩制之间的复杂关系的典型反映。起先为了恢复赋役原额,兰溪县人为地将屋基面积的土俗计量标准上浮了40%,在清赋改减的压力下,尤其是按国家标准亩制攒造鱼鳞图册的要求下,兰溪县将屋基面积计量标准修正到与国家标准亩制相一致。

“武婆婆”考略——广西师公土俗神考析之一

在全国的傩(师公)神之中,“武婆婆”是广西绝无仅有的一个土俗神。她在桂林市郊成为一个显赫的地方神,但她又不是桂林人,也没有直接在桂林做过什么值得后人怀念或崇敬的功德。但在过去的每年中秋,桂林市郊都要由师公(道公)率领,村民们抬着“武婆婆”的神像游村,庆贺丰年。当然,在其它的祭祀活动中,师公们也会焚香请神,期望“武婆婆”来解决人间的种种困难。这“武婆婆”究竟是何方神仙? 在《中国各民族宗教与神话大词典》(1990年,学苑出版社)中收集“武婆”、“武婆婆”的共二条。

“梁吴”考略——广西师公土俗神考析之一

从事广西农村宗教祭祀研究作田园考察活动时,在不少地方遇均到一个叫“梁吴”的师公土俗神,——或民间师公戏中的一个历史人物。在广西,北到桂林,南到柳州,“梁吴”皆列于神坛之列。而在桂柳之西的融(包括融安县和融水苗族自治县)、柳江,柳城,以及桂西少数民族聚居区的河池市。

李靖及土俗神考析

李靖及土俗神考析广西／顾乐真一、土俗神之源流傩，最初是国家（宫廷）驱邪祈福的一种原始宗教仪式，在宫廷内专职的官吏方相氏主持。《周礼·夏官》中提到：“岁始，命方相氏率百隶索室驱疫。”方相氏“掌蒙熊皮，黄金四目，玄衣朱裳，执戈扬盾。傩傩作驱鬼声。”这时的...

镇安府任上的赵翼

宦辙经年到,邮签万里修。 地当中国尽,官改土司流。 这是赵翼在乾隆三十二年至三十五年(1767—1770)出守广西镇安府(府治天保,即今德保县)时所写《镇安土风诗》的开头几句。诗中洋溢着他对“乾隆盛世”时期国家空前统一的自豪感和自己要“勉修循吏绩,抚字辑遐陬”的积极进取精神。赵翼(1727—1814)字云崧,号瓯北,江苏阳湖人,是清代中叶的诗人兼史学家。他在诗坛上与袁枚、蒋士铨齐名,被合称为“乾隆三大家”,有《瓯北诗集》和《瓯北诗话》行世。他论诗特别强调诗歌的发展、进化的观点,反对“荣古虐今”的社会偏见。其《论诗绝句》说:“李杜诗篇万口传,至今已觉不新鲜。江山代有才人出。

“一遵华制”语境下的《大明律》——论朝鲜太宗时期《大明律》的适用

朝鲜太宗时期,"一遵华制"已成为王朝的主导性话语。在此语境下,"华化"政策加速推动,制度的"华化"是其中的关键,在法制领域便是推动《大明律》的深入适用。然而,朝鲜官员们对《大明律》这一外国法律体系非常陌生,难于理解与掌握。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朝鲜人重启了翻译《大明律》的工作,同时还以发布权威解释等方法厘清律意,并对《大明律》本身存在的问题加以修正。与此同时,太宗还先后在官僚群体与普通民众中开展了推广与普及《大明律》的运动。然而,《大明律》作为一种外国法体系,与半岛的"土俗"存在张力,受到了民众的抵制。为此,太宗君臣不得不对《大明律》中一些与本国土俗、国情不合的条款做出变通,使之具有适用性。"华化"进程就是在这种矛盾冲突的情况下,不断开拓自己的道路。

论高丽律令格式体系的特征

尽管高丽律令格式体系的存在是一个确定不移的事实,但在内容与样态上又与唐制存在重大差异,具有自身的特点。法典的框架性与有限的系统性、法典的简单化与法条的直观化、法典的个别化倾向及彼此间界限的融通以及游走于华化与土俗间的法典内容,是高丽律令格式法律体系的基本特征。这些特征基本均基于高丽特定的国情,是朝鲜半岛与中国在政治、文化、社会诸层面存在“落差”的产物。

华俗互动下高丽的二元化法制体系

唐制是由律令格式的法律体系建构起来的,高丽在移植唐制建构本国的官僚体制时,必将这套基础性制度也移植过去,但由于两者在政治、社会与文化等各方面的具体国情不同,高丽在移植唐代的律令格式体系时,对之进行了大规模的删减与大幅度的变异,使法律体系出现了许多漏洞与空白,独具半岛特色的制、判体系应运而生。华制以律令格式为其主要形式,土俗性制度则以制、判为主要载体,两者既分野,又紧密配合、相互补充,共同构成了高丽的基本法律框架,使高丽法律体系既有明显的二元性,又具有内在的一致性。两者之间的互动形成了有半岛特色的制度体系与文明。

人和乡土的美与本色当行的歌——给汪曾祺的一封信

曾祺: 你的短篇集子和信都收到好些日子了。你的那些小说除选自《邂逅集》的几篇外,过去我都是从刊物上零星地读的。这回又集中起来重温一过,所以拖到现在才给你写信。 我这回是把你的那些短篇有意地分成四组来读的。这种划分法是我自己以意为之,并没有什么依据,然而有助于我形成一些印象。以下就是我的“印象记”。

韦应物任苏州刺史时的建树和晚年概况

正当韦应物位于朝官逐渐消沉下去的时候,又在贞元四年(788)秋,被任命为苏州刺史,让他去治理比江州更加富庶的“大藩”。关于苏州的富庶繁华和版图之大,比韦应物稍后的白居易曾有具体的描写: 甲郡标天下,环封极海滨。版图十万户,兵籍五千人。①阊门四望郁苍苍,始觉州雄土俗强。十万夫家供课税,五千子弟守封疆。阖闾城碧铺秋草, 乌鹊桥红带夕阳。处处楼前飘管吹,家家门外泊舟航。云埋虎寺山藏色,月耀娃宫水放光……②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确实是一个十分繁华的大都市。韦应物有感于此,颇想干一番事业:

孙吴时期朱应、康泰的扶南之行

朱应、康泰的出使扶南,是中外交通史上的一件大事。从其作用来说,可以和张骞通西域先后媲美。这段史实,过去讨论的人不多。现在试图根据目前能够找到的材料,提出个人的初步看法。朱应、康泰的出使,在吴将吕岱平定交州士氏叛乱之后,具体时间当在孙权黄武五年(公元226年)。《三国志吕岱传》云“又遣从事南宣国化,暨徼外扶南、林邑、堂明诸王各遣使奉贡,权嘉其功,进拜镇南将军。”记录模胡不清,史实有重大遗漏,

《醒世姻缘传》释词摭误

近代语词训诂是一件很繁复而缜密的工作,一则宋元以来白话作品大量出现,且往往卷帙浩繁;二则多无旧训可依,不少的词语需要从现存的语言材料中进行类比以抽绎其义,稍有不慎,即可能解释得不符原旨,加之这类语词往往具有方言区域性和特定的褒贬色彩(这两个问题,我在拙作《关于【金瓶梅】中数条语词的诠释》中已略论及,见《中国语文》一九八九年第三期),以及由土俗词语的引申和再引申,都给训释此类语词增加了很大的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