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动员:中共土匪叙事的政治表达(1921—1945)

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基于革命的理想,对历代被污名化的土匪叙事,进行了一系列重新解读,赋予了土匪以新的语言表达,重构了土匪的社会功能,逐渐使其与革命结合起来。革命的社会改造理想和土匪的原始反叛性的有机结合,让革命政策深入底层社会,加快了革命的进程。中共的土匪叙事也有曲折,随着中共对中国特色革命规律的逐渐把握,在对土匪的认识和策略上也从初期的简单争取利用走向辩证看待。在革命的大潮中,通过经济渗透、思想改造、政治教育、军事威慑等等诸多手段的组合干预和运用,成功把土匪纳入革命的熔炉中,完成了土匪叙事的重新解构。中共在革命图景下对土匪叙事的表达与重构,从侧面证明了革命胜利的艰辛和不易。

悲悯观照下的土匪世相--论沈从文作品中的土匪叙事

沈从文关于匪的叙事可以统称为"土匪叙事",从文学—历史—文化的多重视景来阐释这一文学话语所具有的历史文化内涵,并从叙事角度说明沈从文的土匪叙事的主要特征。从整体上把握沈从文的人道主义者立场和民间立场,以及他自始至终具有的悲悯意识。

“土匪”叙事视域中的《红高粱家族》与《逛山》比较论

20世纪80年代中期,“寻根文学”思潮涌动下“土匪”叙事再度兴起,有作家试图从“土匪”身上寻找中华民族精神的血性之根。莫言1987年出版的《红高粱家族》与贾平凹1992年创作的《逛山》都围绕“土匪”展开叙事,但在主题思想、人物形象、叙事艺术、语言风格方面却各有千秋。《红高粱家族》塑造英勇的“匪性”精神、营造“土匪”英雄形象,采用动态叙事方法,以狂欢化语言吸引读者;《逛山》则旨在还原土匪本性,塑造剽悍陕西“粮子”形象的同时采用静态叙事手法,以常态化语言复原绿林世界本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