档案文献所呈现的清前期在台湾地区设立土司之议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至乾隆九年(1744年),清朝统一台湾地区后的六十余年间,闽台官员先后五次提出仿照施行于西南民族地区的土司制度,在台湾地区“番族社会”设立土司,其中康熙朝两次,雍正朝两次,乾隆朝一次。前三次均为“私议”,第四次为南澳镇总兵许良彬的奏请,虽直达“天听”,但均未纳入清政府决策程序加以讨论。乾隆九年,福建布政使高山奏请在台湾地区“熟番”中设立土司,则经过户部议准、乾隆帝允行,再到闽浙总督马尔泰等提出反对并获乾隆帝支持的反复,前后历时近一年,最终被否决,相关讨论由此画上句号,此后再无人提及在台设立土司之事。本文拟通过档案文献厘清这一历史过程,并从雍正朝西南边疆实施大规模改土归流后土司制度的发展变化,结合同时期川西北“番族社会”设立“流职土司”情形,审视高山奏议所具有的积极意义和特殊历史价值。

元代云南政区土官土司的设置及相关问题再考察

元朝政府通过在云南政区进行相应行政设置和管理,结束了自南诏大理国开始的地方割据情况,使云南纳入全国统一的行政体系中,真正成为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元代在云南的设置中,土官土司制度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内容。土官土司制由常规行政体系中任命土官和专门为少数民族首领设置官职体系,即宣慰司体系两条主线构成。这两条主线既有交叉又有重合,重合部分就是对少数民族首领的任用。云南政区的土官土司制在元代开始形成,并不断变化,不仅对云南的地方发展有着重要作用,更为明清时的土官土司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土官土司制的兴衰与西南历史疆域的形成——以云南为中心的考察

元明清三代在西南地区实行的土官土司制,实现了对施治地区民族社会关系的有效整合,使中央王朝的统治在"蛮夷"地区得以深入,确保了西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统治更为牢固。明清时期,随着边疆民族地区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土官土司制的腐朽,"改土归流"治策的应运而生,建立在多元基础之上的"羁縻之治"逐步被一体化的郡县制度所取代,西南疆域的格局得以最终奠定。

近40年来明代甘青藏区土官土司制度研究综述

近40年来,学者对明代甘青藏区土官土司制度相关问题进行了研究,并取得了丰硕成果。整理出版相关史料及专著;证实了明代确实在甘青藏区实行过土官土司制度;对土官与土司两个概念进行辨析,阐述了甘青藏区实行土官土司制度的原因、类型及特点;分析了甘青藏区土官土司的来源及演变;以甘青藏区主要的土官土司家族为案例,探讨这一制度对当地社会、经济、文化的影响。这些研究成果为进一步对甘青藏区土官土司制度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群在时空之间:论明代土司的民族族系分布特点

本文在土司族属理论研究基础上对我国明代土司的族属分布、群分布、时间分布和空间分布做出了基本分析,揭示了民族政治文化的同一性以及多元性、多样性特点。文章认为在明帝国辽阔版图内有26个少数民族存在着土司,而且形成四大土司集群,各民族土司内部存在数量不等的土司类型,不同类型之间不断发生转化。对土司的民族族系进行断代清理,可以强化土司学的跨民族文化研究的功能,有效地实现土司学和民族史学科的对接与转换。

对“土司”名称的出现、内涵、使用范围的考析

元代至明嘉靖中期没有"土司"名称,嘉靖四十一年才出现"土司"名称。嘉靖、隆庆时土司是对武职个体的专称,在四川、贵州少数地方使用。明嘉靖至万历时,土司、土官区别明显,土司主要指属兵部的武职带"司"的职衔、衙门和官员,土官指属于吏部的文职。万历至天启、崇祯时,土司扩大为武职、文职的统称。清承明制,只是兵部所辖武职称土司,吏部所辖文职称土官。明代湖广、四川、贵州、云南、两广使用土司名称,东北诸夷、西北诸夷和属番的同类职衔没使用土司名称。清乾隆时,土司使用范围增加了甘肃、青海、西藏的土司。因此,把元明清王朝在民族地区以各族首领为世袭土职的统治制度称为土官土司制度更准确,称为土司制度不准确。

论羁縻治策向土官土司制度的演变

元代以前的羁縻治策与元明清时期的土官土司制度,两者的核心思想虽有相通之处,但在经营思想、基本策略、施行的范围及成效方面却有明显区别。羁縻治策向土官土司制度演变,受到历朝治边的思想与策略、元明清三朝尤其是重要帝王重视西南边疆、元代后初步解决边疆经营中高成本与低收益问题等因素的影响。本文分析了羁縻治策与土官土司制度的内容、特点和局限。

国家治理视阈下元明清土官土司承袭制度的文书与信物

元明清中央政府在土官土司承袭制度中始终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从国家治理的角度看,中央政府要求各地土司制作宗支图本和结状文书等各种承袭文书,中央王朝和地方政府也要制作告袭文簿、敕书等土官土司承袭文书;中央政府要赐予各地承袭土司印信、虎符驿传玺书与金(银)字圆符、冠带、号纸等信物。元明清时期土官土司承袭制度不仅注重土官土官土司承袭的各级各类文书与信物的管理,而且加强土官土司承袭法规制度的建设,使土司制度逐渐从“因俗而治”向“依法而治”嬗变。明清中央政府不断完善土司承袭制度,旨在加强对土司权力结构及土司地区的国家治理,树立绝对威望,使国家制度、国家治理体系进一步法制化,以确保土司地区的社会稳定。

试论明王朝对云南边疆的治理和开发

元顺帝北走后,元朝留在内地的军事力量还有两大支:一是云南的梁王,二是东北的纳哈出,都依然用元朝的年号,秉承元顺帝的命令、雄踞一方。朱元璋忌惮于蒙古人"斡腹"亡宋的历史教训,于是武力统一了云南。为了加强对云南的统治、明朝首先结束了大理段氏雄踞大理的局面,将段氏迁出云南。同时伴随着大量汉族军民的移入,云南几千年来的人口结构发生了巨大转变,儒学的兴起和内地先进技术的传播,云南进入又一个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时期。土司制度的建立和完备,是上承蒙元、下启满清的卓有成效的边疆治理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