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土地“三权分置”制度的实现:环境分析、路径选择与协同行动

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关键在于将“三权分置”制度落到实处,进一步释放制度红利。基于农地制度环境变化和制度变迁成本最小化的考量,选择“三权分置”的实现路径必须努力达成当事人的一致同意,充分考虑地区异质性,减少不确定性。政府层面,要明确自身定位,做到既不缺位又不越位;农民集体层面,要精准稳妥地“落实土地集体所有权”;集体成员层面,要正确理解并落实“稳定承包权”,将农民集体成员的土地权利关系做实;经营者层面,核心在于搞活经营权,切实维护土地经营权的合法地位。

农村土地“三权分置”制度的实施难题与破解路径

农村土地"三权分置"制度改革的主要目的和最大特色就是在坚持土地集体所有的前提下,稳定承包权,把经营权从承包经营权中独立出来使之放活,实现农业的规模经营。然而,放活农地经营权,涉及承包权与经营权的权利关系、土地经营权是否可以抵押、土地流转方式对抵押的影响、实践中可能产生的抵押风险等一系列政策、法律和实践操作难题,只有采取有力措施破解这些难题,才能推进"三权分置"制度改革的顺利进行。

农村土地“三权分置”制度重构——以“公法善治”为视角

当前农村土地流转尚处于初级阶段,呈现出碎片化状态,土地资源利用率低,无法承载现代农业的发展。因此,中央一号文件提出"三权分置"制度,扩大土地流转市场,提升农业现代化。但由于当前土地法律法规不完善,"三权分置"的各项权能未得到认可,缺乏对其权利关系的界定,这给农业产业化经营带来了阻力,也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权益造成冲击,致使他们的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在认真剖析"三权分置"制度存在的问题,吸取欧美国家与日本土地流转的经验的前提下,立足于公法善治的视角并提出了相应的良策,促进"三权分置"制度实施,发展农业现代化经营。落实"三权分置"制度,发展农业规模化经营,优化土地资源,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亟需发挥公法善治的重要作用,激发出良法的功能,坚持以人民利益至上为原则。因此,从公法善治方面促进"三权分置"落实是一个良好的、有益的途径。

农村土地“三权分置”制度化的合理性分析与路径选择

我国确定农村土地政策"三权分置"改革方向后,针对"三权分置"应否制度化问题,经济学、社会学、法学界存在意见分歧。"三权分置"制度化的现实合理性表现为土地经营权流转和抵押,此虽有民间实践基础,但缺少法律依据。"三权分置"制度化的理论价值体现在有助于厘清概念,优化流转规则,实现术语通俗化。"三权分置"制度化目标应为"规范流转",并贯彻于制度设计:严格限制土地承包权转让条件,简化土地经营权流转方式,放开土地经营权抵押区分类型。

试析我国农村土地“三权分置”制度

本文以农村土地"三权分置"的相关理论入手,详细的分析了"三权分置"制度改革的现实困境,进而提出完善相关法律体系,健全配套政策解释;扎实开展农村土地经营权确权登记工作;建立完善的配套机制等对策建议.

试析中国农村土地“三权分置”制度

中国农村土地三权分置对于提升农村土地资源应用价值,充分满足现今社会经济发展需求等方面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实际农村土地三权分置制度落实下,从法律法规完善和政策引导方面落实,提升农村土地三权分置制度落实水平,为实际相关工作改进发挥有效的借鉴意义。

浅谈我国农村土地“三权分置”制度

农业问题,一直以来都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大问题。中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牵动着几亿农民的切身利益,“三权分置”政策的提出正是现阶段农业生产发展的现实需要。本文首先阐述了农村土地“三权分置”的制度内涵,其次分析了现行制度下农村改革中出现的一些问题,最后提出了自己的一些改革建议。

稳步推进和完善农村土地“三权分置”制度

(2018年11月13日)2016年,国务院颁布《关于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分置办法的意见》,将农村土地产权中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进一步划分为承包权和经营权,实行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分置并行,这一意见的出台在现阶段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是继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农村改革又一重大制度创新。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

新时代农村土地“三权分置”制度与农民权益保障机制探论——基于马克思主义产权思想的视角

“三权分置”的确立是新时代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重大创新成果,是马克思主义产权理论与中国农村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同时也是社会主义农村集体土地产权配置的最新模式。由于新时代社会的主要矛盾发生了重大变化,所以三农问题中“三权分置”的改革实践也必须与时俱进,尤其要在明晰产权关系的基础上将把握政府管控力度、强化社会协同力度、提高农民个体参与度三者作为改革的主要抓手,通过政府、社会群体和农民个体三方面来构建“三权分置”背景下农民权益保障机制,不断创新和完善新时代的土地集体所有制,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充分维护农民的切身利益,促进农村可持续发展。

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农民权益的法治保障——以土地征收和宅基地“三权分置”制度改革为视角

土地征收和宅基地“三权分置”制度改革与农民利益息息相关,加强农民权益保护、提高农民财产利益,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促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的重要举措。当前,在土地征收和宅基地制度改革过程中,损害农民权益的情形时有发生。土地征收应完善法律制度的保障与供给,以规范和平衡各方利益关系,并畅通司法救济渠道;宅基地制度改革,应严格规范宅基地所有权主体的行为,建立腾退宅基地反悔期制度,构建股权化补偿体系和机制,以保障农民合法权益。

枣庄市农村土地“三权分置”的制度结构及其绩效

农村土地“三权分置”是农村土地制度改革重要的制度创新,以枣庄市农村土地“三权分置”的制度结构及绩效为研究对象,通过文献研究、理论分析和数据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深入探讨农村土地“三权分置”制度在枣庄市的实施现状及其对枣庄市农村经济带来的经济效益。阐述农村土地“三权分置”的内涵和意义,对农村土地“三权分置”的制度结构进行理论分析,在对枣庄市农村土地“三权分置”制度的实施现状进行绩效评估,提出优化农村土地“三权分置”制度的政策建议。

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探索——兼论宅基地“三权”分置政策

现行宅基地发放政策,在许多地方并没有严格执行,带来很多难以处理的问题。宅基地免费发放已很难做到,在分配和利用上难以体现公平与效率,其使用价值和价值也都难以发挥。“三权”分置没有形成完善的政策体系,宅基地所有权、资格权、使用权的含义也不明确。允许流转不一定能解决宅基地低效利用问题。各地应从实际出发,不盲从于理论,也不盲目照搬先行试点区做法,而应在中央精神指导下进行宅基地政策的自主创新。可以从宅基地增量的供给机制、存量的管理和整治机制入手,探索改革措施。

农地产权制度演进特征与承包地“三权”分置改革的多重制度逻辑

我国农地产权制度变迁依循服务国家城乡关系的国家意志、路径依赖、渐进式、诱致与强制变迁结合等发展演进规律,存在典型制度价值复合化特征。承包地“三权”分置改革在多重制度逻辑框架下,以“系统观念、底线思维”为制度逻辑兼容策略,以增量改革和绩效提升拓展制度逻辑兼容空间,以“地权细分”搭载制度逻辑兼容载体,以“走廊调控”化解制度逻辑兼容矛盾,实现了我国农地产权制度的创新实践。

“三权分置”视野下的宅基地制度改革探析

我国农村宅基地使用权的身份属性限制了其财产属性的实现,因此,为解禁宅基地使用权财产属性,党中央与国家从政策层面对宅基地制度改革给予支持。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宅基地使用权“三权分置”制度,然而,随着改革进程的加快,实践中各地探索的宅基地使用权流转路径弊端渐显。从现有实践案例来看,各地方案存在诸多无法弥补的根本缺陷。目前大陆法系的地上权理论可为“三权分置”制度构建提供充足的学理支撑,故在落实、强化宅基地所有权后,应当根据分离论明晰宅基地资格权来源于《民法典》中的宅基地使用权,并且其权利性质为人身性权利。还应明确宅基地使用权权利性质为用益物权,并且通过解禁流转范围的方式以落实用益物权应有的权利。

“三权分置”背景下农村土地经营权的信托流转

我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中创新性地将土地权利重构为“集体所有权—土地承包经营权—土地经营权”的多层结构,其中放活土地经营权并加速其流转是实现“三权分置”制度目标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中之重。信托制度在长期发展中形成了所有权与利益分离、信托财产独立性、信托目的有限性、信托管理连续性等极具创新价值的基本法理。利用信托进行土地经营权流转,能够在土地权利多层结构中实现三权主体利益并约束其行为,提升土地经营权流转的稳定性和安全性,推动农地经营管理集约化和规模化。必须回归信托制度本源重新构建符合我国国情的农地信托,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信托公司、农户担任信托委托人、受托人和受益人,从充分发挥农地财产属性的角度围绕土地经营权设立信托;立足于农村农业可持续、良性发展的大环境,以实现农户利益最大化为目标进一步细化受托人义务;结合我国物权登记制度进行信托财产登记,从而保证土地经营权信托流转的稳定性。农村土地经营权信托能够在确保集体土地所有权和农户承包权性质不变的前提下充分实现土地经营权有效流转,促进农村资源要素合理配置,为我国持续深化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发挥积极推动作用。

土地“三权分置”改革与农民共同富裕——基于马克思“生产-分配”模型的解释

土地“三权分置”改革对于促进农民共同富裕有重要影响。唯物史观反对抛开具体的生产方式抽象地谈论公平的分配,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推进共同富裕要求遵循等价交换规律,中国农业中的小生产方式阻碍这一规律的实现,“三权分置”改革为农村生产方式的转变和共同富裕创造了制度条件。马克思“生产-分配”模型可以很好地揭示小农生产向规模化生产发展时分配关系的变化,在坚持土地集体所有权和稳定承包权的条件下,进一步推动和完善土地经营权流转,对于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农村社会公平正义和农民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义。

“三权分置”数据产权制度基本问题阐析

对数据产权给予恰当的权利定位,有助于让数据成为创造和捕获价值的新经济资源。数据的价值在于使用,而传统数据产权模式在促进数据流动、体现公平分配、保障数据安全等方面存在局限,依循既有的概念术语和体系结构难以实现数据价值化的经济过程,立法规则的留白处理也导致学界对数据产权的理论界定逻辑和实施路径莫衷一是。数字经济的发展需要现有法律对新问题作出规范化解释。根据数据资源作为新型生产要素的特性,数据资源持有权、数据加工使用权、数据产品经营权“三权分置”的数据产权制度框架被创造性提出,这摆脱了“权属决定流转”的桎梏。“三权分置”围绕数据价值形成和实现的过程建立了结构性产权分置制度,这与数据产业链的运行逻辑一脉相承;三权之间的结构性关系建构于数据全生命周期的流转状态,因而更利于满足多元主体对高质量可再利用数据要素的需求。但“三权分置”数据产权制度采用的“产权”概念完全不同于传统的财产权或产权概念,它的法理正当性、立法可行性等问题仍需详加讨论和细致分析。“三权分置”产权制度的理论逻辑可以从两阶层、内外部的立体结构体系加以理解,明晰该制度的基本问题将对我国数据产权制度体系的深入研究有较大助益。

“三权分置”下土地流转瓶颈及对策——基于四川富顺县的案例研究

农村土地流转是新世纪以来中国农村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三权分置”作为新发展阶段中国土地制度的重大创新,通过鼓励土地流转可以实现规模农业、提高农民收入及实现乡村振兴等多重目标。本研究以四川富顺县为例,在“三权分置”背景下对农村土地流转的现实瓶颈进行深入分析发现,当前仍存在土地流转实施中农民合法权益易受损、土地流转过程中耕地地力易遭到破坏、土地流转政策执行中的政府和市场失灵、传统观念固化下土地流转集中连片难等问题。基于此,应建立和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搭建土地流转信息交流平台、突出政府职能加强监督力度、培育现代农民提升综合素质等,以更好地推动中国农村土地流转和保护农民土地权益。

“三权分置”背景下土地经营权登记的路径选择

农地“三权分置”背景下,土地经营权性质的界定关系到土地经营权的权利构造及其权利行使方式,对于后续改革与权利的完善具有重大意义。学界针对土地经营权登记问题的研究形成了债权和物权登记两种理论观点。就其权利属性而言,土地经营权债权登记欠缺理论基础且在实践中不具有可操作性,无法为权利人提供实质性保障。土地资源要素市场化的构建需要效力强大的物权为其提供制度支撑,土地经营权的物权属性为其纳入不动产登记体系提供了理论基础。物权登记路径的确立有着坚实的制度基础和法律保障,既符合农地改革的内在要求,也与我国正在建立实施的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相契合。

“三权分置”下宅基地流转增值收益分配的制度构造

研究目的:针对“三权分置”下宅基地流转及经营性利用产生的土地增值收益,分析收益分配的理论依据及制度构造。研究方法:实证分析法和规范分析法。研究结果:在宅基地入市环节,农户依据宅基地使用权收益权能取得流转增值收益,农民集体依据集体所有权之收益权能参与收益分配;集体为成员提供共享利益构成其分配收益的合理边界。基于基础设施投入、产权交易服务以及再分配公平,政府应当通过税收方式参与二次分配。研究结论:为了保障集体和成员对宅基地流转增值收益的公平分配,立法应对集体分配收益的最低比例、用途、资金监管做出规定,同时赋予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自治决议空间。宅基地入市环节应由农户缴纳所得税,再流转环节应当由转出方缴纳土地增值税,入市和再流转环节宅基地流入方均应缴纳契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