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民事,出让合同你属谁?——从判例看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性质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是行政法将行政权力因素与契约精神有机结合,再运用到土地管理中的一种表现。它在契约的法律形式下蕴藏着浓烈的行政色彩,在法律上充分地体现出行政性或权力因素。●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作为一种行政合同,既是政府用来加强对土地市场进行干预的行政手段,又是公民对政府权力进行限制的方式。●行政合同之所以成为行政合同而不是民事合同,最根本的特征在于行政合同本身是执行公务或履行行政职责的手段。因此,行政合同必须服从它在整个执行公务或履行行政职责过程中的地位、作用和目标,要按照行政法的规定和行政法律规则签订、履行。

把握政策精神 规范出让行为——解读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示范文本

2006年4月19日,国土资源部和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在2000年10月发布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示范文本基础上,联合发布了《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补充协议》示范文本(自7月1日起试行)。为何要制定出让合同示范文本?出让合同示范文本的框架和内容如何?如何理解2000年《出让合同》示范文本和2006年《补充协议》示范文本的有关政策精神?本刊特约两个合同示范文本的起草者,对这两个示范文本的总体内容和有关条款进行解读,以帮助读者更加准确地理解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内容和政策精神,保护合同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规范土地出让行为。

刍议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法律性质

近年来,我国房地产市场异常兴旺,土地的稀缺性和重要性正逐步体现出来。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对于保障这种宝贵资源的正常流转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目前我国法律并未对其的性质作明确认定。法学理论界对此亦存在四种不同的学说:行政行为说、行政合同说、经济法律行为说、民事法律行为说。由于对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性质在认定上认识不一,导致了法律实践上的诸多混乱,如行政合同与民事合同规则混淆;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命令色彩过于浓重;受让方权益不受尊重;出让方有职权没有得到充分而适当地行使等。本文立足于论述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民事法律行为性质,希望借此厘清此类合同中各方权利义务,促进土地资源的有效、合理配置。

论我国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法律性质

对于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性质,我国法律界认识不一。就理论界而言,民法学者认为其属于民事合同,行政法学者认为其属于行政合同。在审判实践中,以前法院通常将其作为民事案件来受理,而现在依据是最高人民法院2004年1月关于规范行政案件案由的通知,现在法院将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纠纷作为行政诉讼案件处理,反推其为行政合同。笔者认为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是典型的行政合同。

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性质研究

城镇国有土地出让合同的性质是民事合同抑或行政合同的争论在理论界从未停止,实践中对于其性质的认定也各有不同。通过对比分析了西方及我国关于行政合同的基本特征可以得出结论:我国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并不是行政合同。在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过程中,土地行政主管部门拥有双重身份,这就决定了其行为的民事和行政的两种性质,两者不可混淆。明确了此种区分,通过案例分析的方法,结合实现合同价值以及合同基本理论,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应当认定为民事合同。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法律性质分析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究竟属于民事合同抑或行政合同于司法实务界引发了严重争议,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法律定性困局源自法律定性不明、"公共利益"或"行政管理目标"概念模糊、相对人合法权益实现难等多层次因素。而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法律定性疑惑之根源在于不同位阶的法律规范内部冲突、最高人民法院相关观点矛盾以及指导性案例等相关裁判的模糊处理等多方面原因。因此,现阶段判断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行政合同"性质应从考量合同订立之目的要素、根据受侵害权益具体形式区分合同类型、善用诉讼手段平衡权力制约与权利保障以及复杂案件的特定化处理等多重视角入手,从长远来看应制定《行政合同法》解决相应问题。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性质辨析

行政合同是与民事合同相对而言,它是当事人设立、变更、终止行政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属于行政合同,它是土地行政主管部门与相对人协商,对双方在土地行政管理中的权利、义务的约定。将《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规定为行政合同,利于维护相对人的合法权利,也利于土地行政主管部门行使土地行政管理权。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法律性质的实践反思

关于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究竟是民事合同还是行政合同问题,学术界一直争论不休。民法学界对属于行政合同观点基本持否定态度,其中梁慧星教授的观点最具代表性:“本质上属于市场交易的行为,即使一方当事人为行政机关,即使法律规定强制签约,也仍然属于民事合同,而与所谓行政合同有本质区别……国家通过行政机关对某些市场交易行为进行适度干预,并不改变这些市场交易行为的性质,当然不可能使这些市场交易关系变成所谓行政合同。”

自然人能否对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提起行政复议

问题 2010年,北京市某区人民政府向某工程局工程处颁发《国有土地使用证》,证载坐落为＂北京市某区东街50号＂,使用权类型为＂划拨＂。2011年,某公司向当地政府提出申请出让北京市某区东街50号地块。随后,北京市规划委员会同意该地块拆迁定向安置房项目设计方案。

从法解释学的角度看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性质

对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性质的不同认识会导致对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的具体事宜作出不同的处理方法,本文从法解释学的角度来探讨其性质,认为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是一个民事合同。

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性质和救济

理论界对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性质存在"民事合同说"和"行政协议说"两种观点。权利义务的性质是区分民事合同和行政协议的核心要素,两种权利义务的功能和定位各不相同,不能相互转化,也不存在主次之分。土地使用权出让和出让合同的法律规定表明出让合同承载着民事和行政双重目标,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示范文本的具体条款则显示出让合同存在民事和行政两种权利义务,因此,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应定性为"混合合同"并适用不同的法律救济。

论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纠纷的诉讼路径选择

对于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法律属性,理论界一直存在民事合同和行政协议两种不同观点。在司法实践中,也出现了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纠纷分别通过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两种路径解决的情况。从合同签订方的法律属性、合同订立的目的、合同内容的自决范围以及合同双方的权利义务等方面分析,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应属行政协议。单一通过民事或者行政诉讼路径解决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纠纷均存在各自的问题,应根据起诉方的主体身份以及纠纷的性质在混合纠纷解决路径框架内选择适当诉讼路径,并且增设行政诉讼路径下的“反向诉讼”“行政调解”和民事诉讼路径下的“附带行政审查”等机制,完善立法,使混合诉讼路径更加明晰顺畅。

涉外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有关法律问题初探

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是指国家作为出让方将国有土地使用权在一定年限内让与土地使用者使用,土地使用者向国家支付地价款的协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公司、企业、其他经济组织和个人,除法律另有规定者外。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补充协议》示范文本7月试行

为进一步节约集约用地，防止开发商长期囤积土地，减少土地闲置，国土资源部和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日前联合发布了《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补充协议》示范文本（试行），自2006年7月1日起试行。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性质探讨——以民事合同与行政协议的区分标准为中心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性质存在着民事合同与行政协议的争议。从传统公私对立的视角出发,主体说、目的说、行政优益权说、公权力说等都无法准确界定合同性质,反而陷入无法识别的困境。在承认土地出让具有阶段性的前提下,借助“双阶理论”区分复合法律关系的功能,能够确定内容要素是区分民事合同与行政协议的关键。通过“合同内容”标准的检验,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应被认定为民事合同。有关诉讼模式争议也值得反思,当前的行政协议救济模式有较大的局限性,而民事诉讼模式更具优势。基于公私融合的时代背景,在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性质识别与诉讼救济问题上都需要进行价值平衡。

论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纠纷的仲裁范围

将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定性为行政协议有充分的现实基础、规范基础和理论基础。2019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2条中“行政协议约定仲裁条款”应限缩解释为基于行政协议中“高权条款”所约定的“仲裁条款”,此种解释结论是科学解决纠纷的现实需要。在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纠纷中,基于“高权条款”产生的纠纷不可以仲裁,基于“平权条款”产生的纠纷可以仲裁。“两者交叉”的纠纷应按比例确定是否可以仲裁,高权因素属于过程性摄入的,属于低比例纠纷,可以仲裁;属于结果性摄入的,属于高比例纠纷,不可以仲裁。

论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纠纷的救济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本质上属于行政协议,该类纠纷原则上应通过行政诉讼方式解决。但是,考虑到历史原因及司法实践中对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纠纷救济状态存在的"行民"两条途径的现状,不能断然认为按照民事诉讼途径解决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纠纷就是错误的,而应从应然与实然相结合的层面,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规定逐步将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纠纷由民事诉讼途径转为通过行政诉讼途径解决。

公私利益的平衡: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纠纷公法救济模式之构建

司法实践中,私法处理模式处理因忽视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本身的行政性,引发诸多问题。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兼具公法和私法特性,属于行政合同,基于公私利益平衡的考量,应将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纠纷整体纳入行政诉讼程序审理,选择公法救济模式,构建契合此类纠纷特点的司法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