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劳动力老龄化非农就业与土地转出——基于CFPS 2020数据

在农村劳动力老龄化攀升的背景下,农户非农就业情况对土地转出行为产生了重要影响。基于2020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库,通过Logit模型从家庭层面上实证分析了老龄化背景下农户非农就业对土地转出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家庭内老龄劳动力越多土地转出行为发生的可能性越大;家庭内选择非农就业的人数越多,土地转出行为发生的概率越大;从对农业生产依赖性的差异来看,对于不太依赖农业生产的农户而言,老龄化和非农就业能对土地转出行为起到显著促进作用;而在较为依赖农业生产的农户家庭中,这一作用并不显著。根据上述结论,在农村劳动力老龄化的背景下,提出了促进农户非农就业及加快土地转出的相关建议。

代际反哺促进了留守老人的土地转出行为吗?——基于CHARLS数据的实证研究

研究目的:厘清经济支持、情感支持等代际反哺对土地转出行为的影响程度,进而认识家庭养老对土地养老的替代作用以促进土地经营权的有序流转。研究方法:Logit模型、工具变量法。研究结果:(1)代际经济支持会显著促进留守老人的土地转出行为;(2)代际间频繁的线下交流会抑制土地转出,而线上联系则没有显著影响;(3)异质性分析发现,即便在代际反哺的作用下,劳动能力强的留守老人也不愿意转出土地;(4)“新农保”的参与通过挤出代际经济支持来抑制留守老人的土地转出行为。研究结论:在“新农保”补贴力度小的现实背景下,家庭养老仍然发挥着重要的保障作用,应当关注代际经济支持对土地转出的促进作用与线下交流的抑制作用,合理引导留守老人土地转出行为。

土地转出、企业家精神与农户高质量创业

土地资源的有效利用是影响农民创业质量与创业动机的重要原因。基于第三轮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采用内生转换Probit模型检验了农户土地转出与高质量创业活动选择之间的关系,并从企业家精神角度阐释了影响机制。研究结果显示:第一,农地转出显著促进了农户的机会型创业活动,推动了农村高质量创业活动发展;第二,使用熵权TOPSIS法从社会资本、风险偏好、创业知识素养层面构建企业家精神指数,检验发现土地转出通过提高企业家精神推动了农户的高质量创业;第三,土地转出对东部、市场化发展水平较好地区,以及受教育程度较高的新生代农户的创业效应更大。得出结论为进一步促进农村土地流转、农户高质量创业、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目标的实现提供了理论及实证依据。

互联网使用推动农户参与土地转出行为——基于长沙县1846份农户调查数据

基于湖南省长沙市长沙县1846份农户的调研数据,借助Probit模型实证分析了互联网使用与农户土地转出行为的关系。结果表明,互联网使用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对农户土地转出行为具有正向影响,在通过加入控制变量以及转换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后,实证结论依然成立。因此,加强农村地区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基础设施建设,对推动农户参与土地流转行为具有重要意义。

扶养负担、禀赋效应对农户土地转出的影响——基于有调节中介效应模型的检验

基于山东、河南782份农户的微观调研数据,运用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探究扶养负担对农户土地转出的直接影响,并分析禀赋效应的中介效应及非农就业的调节作用,以此系统探析扶养负担对土地转出影响的作用机制和边界条件。研究结果表明,扶养负担对土地转出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禀赋效应在扶养负担与土地转出之间存在中介作用;非农就业能够削弱扶养负担对禀赋效应的正向影响,从而有利于促进土地转出;从扶养负担结构看,老龄化负担对土地转出的抑制作用强于抚幼负担,禀赋效应的中介作用在抚幼负担与土地转出之间更明显,非农就业能显著缓解抚幼负担对禀赋效应的影响。据此,应进一步推进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改革和完善,并加大对农户本地非农就业的扶持力度,以帮助农户实现非农就业与照顾家庭的兼顾,从而更有效地降低土地劳动承载功能及就业保障不可替代性,缓解农户的土地禀赋效应并促使农户转出土地。

农业生产机械服务是否延缓了小农户土地转出?

基于黑龙江、浙江、河南和四川四省512户小农户调查数据,采用OLS模型分析农业生产机械服务对小农户土地转出的影响及异质性。结果表明:1)农业生产机械服务缓解小农户土地经营的要素约束效应不明显,相反,其推高地租并促进小农户土地转出效应显著;2)要素约束缓解效应不明显主要源于额外且确定的机械服务费用和不明显的要素减量和效率提升;3)异质性结果显示,农业生产机械服务要素约束缓解效应因小农户劳动力女性化程度提高而强化,不因劳动力老龄化程度提高而变化。据此,建议进一步推进农业生产机械服务发展,针对不同类型农户提供差异性服务,丰富服务内容,提升服务质量,完善配套政策,促进农业生产规模化发展。

农村家庭迁移、市民化意愿与土地转出

文章利用2017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在农村家庭代际分工式半工半耕和代际接力式市民化模式下,系统分析了农村家庭迁移、市民化意愿与土地转出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第一,家庭迁移率与土地转出之间具有U型关系;第二,家庭迁移率与市民化意愿之间也具有U型关系;第三,土地转出和市民化意愿均能提升家庭迁移率。进一步分析发现,不同代际农民工和土地转出方式均会对家庭迁移、市民化意愿与土地转出形成较大影响,并符合农村家庭代际分工式半工半耕和代际接力式市民化的内在逻辑。针对当前城乡土地和劳动力流动存在的困境:一方面应继续加强城乡要素市场的制度建设,降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与土地转出的难度;另一方面应尊重当前农村家庭演变的内在逻辑,保持城乡改革的历史耐心,根据农村家庭不同的发展阶段,为家庭迁移和土地转出提供更多的选择空间。

农民工城市融入对土地转出的影响研究——基于土地情结的探讨

以农民工的土地情结为出发点,使用2017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分析了农民工城市融入对土地转出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Probit模型估计结果表明,农民工城市融入能够有效促进土地转出,综合融入指数每增加一个标准差,土地转出的概率增加9.0%。倾向得分匹配和分组回归证实了基准系数的稳健性,使用工具变量法处理内生性后估计结果依然可靠。中介模型估计结果显示,经济、居住、子女教育等客观融入能部分地降低农民工对土地的生存依赖和情感依赖;身份融入和社会融入等主观融入能削弱农民工对土地的情感依赖,但不能降低土地生存依赖。研究认为,推进土地转出需坚持如下思路:一是应该从城乡两大范域同时考虑土地规模化问题;二是应该给予农民工在城市居住、子女教育等客观福利以促进土地转出;三是应该兼顾客观融入与主观融入的各个维度,让农民工能够通过努力在城市有尊严地活着,如此才能削弱其土地情结。

征收和出让土地中政府干预对土地配置效率影响的定量研究

研究目的:定量评价征收和出让土地中的政府干预对土地资源从农业用地转为城市建设用地的配置效率的影响。研究方法:建立包含征收、一级出让和二级转让的多市场均衡模型,并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1999—2005年征收和出让土地中的政府干预造成江西省鹰潭市农地资源被城市建设用地过度占用达183.48 hm2,占总非农化面积的33.73%。研究结论:征收和出让土地中的政府干预造成农地过度非农化,致使农村和城市土地利用效率的降低。

市场化进程中农户兼业对其土地转出选择的影响研究

农地流转是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实现适度规模经营的必经之路。在影响土地流转因素的研究中,农户兼业对其土地流转的影响被长期关注但仍存争议。本文利用2012年清华大学全国"百村调查"数据研究发现,总体来看,农户劳动力兼业水平和收入兼业水平对农户土地转出行为有正向影响,具体表现为农户家庭常年在外务工劳动力比重越高,农户转出土地的可能性越高,但依据兼业收入比重分类来看,非农收入占家庭总收入比重低于50%的农业户不易于转出土地,而非农收入比重高于80%的非农业户更倾向于转出土地;通过工具变量纠正农户兼业与土地转出之间可能的内生性问题后,估计结果依然稳健。

农民土地转出参与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重庆市345位农民的调研数据,文章通过建立二元Logistic模型实证研究了农民土地转出参与意愿的影响因素。模型结果显示:农民的年龄、婚姻状况、家庭规模、农业收入比重、土地情结、土地经营收益等因素对其土地转出参与意愿有负向影响;农民的文化水平、家庭成员外出务工状况、非农就业期望、进城愿望、土地经营成本和政府制定的土地流转补贴政策等对其土地转出意愿有正向影响。此外,农民的性别、家庭总收入和土地转出程序等因素未能通过显著性检验,对农民土地转出参与意愿无显著影响。

非农就业、社会保障与农户土地转出——基于30镇49村476个农民的实证分析

基于江苏省沭阳县的调查数据,对农民非农就业、社会保障与其土地转出意愿与行为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首先,结构方程模型(SEM)研究结果表明,土地所具有的多重功能价值对农民的土地流转意愿具有重要影响。其中土地的直接经济价值与农民土地转出意愿呈现出负相关关系;土地转出预期价值对农民土地转出意愿的影响最大,农民土地转出的预期回报对意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若有完善的非农就业环境与社会保障制度能代替土地本身承载的就业价值与社会保障功能,则会对农民土地转出意愿产生积极的正向作用。其次,Probit和Tobit模型计量检验结果表明,具有非农就业经验以及家庭非农劳动力越多的农民转出其土地的可能性越大,转出的面积也越多;农民参加的社会保障水平越高,土地的保障性功能相对就越小,农民对土地的依赖性越低,从而转出其土地的可能性越大,转出的面积也越多。在此基础上,得出了要大力发展非农产业,营造良好的外部就业环境,进一步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等政策启示。

农户土地转出意愿影响因素分析——以浙江省农业园为例

为探寻土地流转的新模式,从农户的基本特征、农户对农业园区建设预期评价、农户土地转让的条件与顾虑三个层面分析浙江农业园建设背景下农户土地转出意愿及各影响因素的影响程度。研究发现,影响较大的因素有承包经营权调整的心理预期、农业园建成后产量及农村社会风气预期、非农收入、担心失去土地等;影响大的因素包括户主年龄、园区讲信用、担心失去来源、政策不稳定等。在此基础上,提出要保护农民的土地使用权,切实保护农民的利益,同时加大农业园建设的宣传,增加农民对农业园的认识等政策建议。

土地转出何以影响小农户收入:理性解释与千份数据检验

土地流转带来的农户增收效应存在较大争论。本文关注小农户土地转出行为,根据理性选择理论,建构了土地转出行为影响农户收入变化的理性解释框架。并采用1030份省际数据,通过分层回归和案例分析检验了这一逻辑。研究发现,农户转出土地的价值认知理性表现出收入理性、发展理性、集体理性与生存理性的分化状态,其中收入导向的价值理性、流转过程的契约理性对农户收入增加影响显著,集体理性有减少农户收入的趋势;土地流转政策的调节效应强于土地市场,农户工具理性选择强于价值理性。基于此,提出尊重农户转出土地的价值认知分化事实,分类指导,提高农户契约能力,强化土地转后管理等政策建议,以期保护土地转出农户收入可持续增加。

农村土地转入意愿和转出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福建农村的调查

通过对福建农村地区的调查,建立Logistic统计模型,从定量分析的角度探讨影响农村土地流转的相关因素。将农民土地转出意愿与土地转入意愿分别进行回归,探寻影响两种行为的不同因素。同时加入了反映当地自然与经济条件的地区变量,据此得出在统计意义上显著的影响因素。结果发现:影响农民土地转入和转出意愿的影响因素不尽相同:农民在进行转入土地决策时,主要考虑家庭的现实情况以及自身的人力资本状况;而影响土地转出决策的因素主要是农民的思想意识、在非农劳动力市场上的竞争优势及农业与非农岗位的相对可得性。

初始禀赋、土地依赖与农户土地转出行为分析——基于23省5165个农户样本的实证分析

土地转出关乎农民生计,初始土地禀赋会影响农户土地依赖程度进而导致农户土地转出行为的差异。本文基于2012年清华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百村调查"中的5 165个农户数据,分析了农户初始土地拥有量对农户土地转出行为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初始土地拥有量越多的农户土地转出概率越低。农户土地经营积极性差异、土地面积阀值的地区和村庄差异进一步说明农户对土地有较大程度的依赖。利用中介效应检验分析初始土地数量对土地转出的作用机制,结果表明较高的初始土地拥有量通过增加农业经营收入降低了土地转出概率,非农就业水平和社会保障水平并不能解释由于初始土地拥有量较高而带来的土地转出低概率。

发达地区农民土地转出意愿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浙江省426份调研问卷的实证

通过实地调研,建立结构方程模型,从个人特征、家庭特征、社会特征、区域特征和市场特征五个方面,对影响发达地区农民土地转出意愿的因素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农户家庭收入水平及非农就业状况对其土地转出意愿影响最大,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城镇化水平、农民社会保障水平、农民的年龄和受教育年限、农民对国家土地政策的认知程度和农村土地流转市场发育程度也对农民土地转出意愿具有显著影响。应该通过提高农民家庭收入,增加非农就业机会;提高农民的社会保障水平;提高农民受教育程度,加强宣传,深化农民对国家土地政策的理解;加强农村土地流转市场建设,提高农民的土地转出意愿,推进农村土地顺利流转。

不同代际外出务工家庭土地转出行为差异及影响因素分析——基于辽宁省610份样本的调查

三农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土地流转是三农领域的重点,外出务工对家庭农地转出产生重要影响。由于成长背景与环境的不同,新生代与老一代外出务工农民家庭土地转出行为具有显著差异。本文从代际差异视角出发,基于辽宁省农村外出务工农民家庭土地转出情况获取的610份调研数据,分析了外出务工家庭土地转出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新生代与老一代农民工土地转出行为具有显著差异,并且新生代的土地依赖感稍低于老一代农民工。此外,农民工婚姻状况、农民工家庭人口数、农民工家庭外出务工人数、地域特征等因素也会影响外出务工家庭土地转出倾向。

对当前土地流转灰色预期的透视——基于转出土地农户的视角

在当前以土地集中经营为主要目标的土地流转中,不少地方遭遇到来自转出土地农户的种种阻力。这些阻力与农户对土地流转的灰色预期有很大关系。这些灰色预期表现为对发展土地规模经营总体前景不看好、土地流转后可能导致社会保障丧失、土地流转会造成新的社会不公、土地流转会给自身造成"不经济"的后果及基层政府会采取不负责任的短期行为等。只有正确认识这些灰色预期产生的现实根源,才能寻找出应对其消极影响的有效办法。

农民工市民化、土地价值需求对转出意愿的影响--基于4省9市1371份调查问卷的实证分析

农民工市民化程度总体水平较低且阶层分化明显。不同市民化程度农民工对农村土地多元化价值具有异质性需求,进而对其土地转出意愿产生影响。市民化程度越低的农民工,对农村土地生产性与保障性价值需求程度越高;农民工准市民和农民工务工者对农村土地流转性价值需求程度较高;大多数农民工对农村土地财产性价值需求程度较高。市民化程度越高的农民工,越愿意转出土地;农民工对农村土地生产性价值、保障性价值、财产性价值需求程度越高,越不愿意转出土地;农民工对农村土地流转性价值需求程度越高,土地转出意愿越强。需要采取综合措施,切实提高农民工市民化程度;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满足不同市民化程度农民工对土地价值的异质性需求;加快农村土地市场建设,提高农村土地流转的规范化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