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旧中国苏南土地占有关系的演变及其推动力

十七世纪中叶,刚刚从明末农民大起义的战乱中建立起来的清朝政府,为了维持社会的稳定和促进农业的发展,采取了一系列扶植自耕农的政策措施,使地权趋向分散,许多农民成为小土地占有者。这种以自家劳动为基础的小自耕农的大量涌现,意味着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削弱。 但是,随着农业商品化的发展和人口的急剧增长,这个小自耕农社会开始不断分化。那些人口稠密的地区,已经无法维持传统的以自家消费为主的粮食作物种植型式。它迫使人们不得不放弃田园牧歌式的自给自足的经济形式,代之以种植获利较高的商品性作物,以便在狭小的耕地上获得更多一些收益。

试论近代中国的土地占有关系及其特点

在整个近代中国农村土地占有关系中，地主土地所有制处于统治和支配的地位，严重地阻碍了农业生产力的发展。近代中国土地占有关系变化的新特点是：部分地权由地主向新兴的军阀官僚手中转移，土地占有关系中出现殖民地半殖民地性质的变动，土地占有者向城市移居逐渐增多，南方水耕地区比北方旱耕地区土地占有更集中，从抗日战争开始，土地占有关系总趋势是趋向分散，而不是越来越集中。近代中国土地占有相对集中，这并不是土地自由买卖的结果，而是土地占有者以借债和租地为诱饵，乘人之危压价收买，讹诈骗取，依仗权势等巧取豪夺的恶果。

从鱼鳞图册看徽商故里的土地占有——以歙县《顺治十年丈量鱼鳞清册》为中心

清初徽州府歙县鱼鳞册所见,各阶层土地占有量低,宅基地在册登记,地权呈零细化。明清歙县长龄村郑氏家族为著名徽州盐商,在故里占有屋地。册载土名反映,富商与自耕农、佃仆的居住条件不同。明代徽州地权渐趋分散,至清代占有土地多者不过数百亩。自然环境和赋役政策使得经营土地无利可图,徽商在故里占地以非生产用地为主。明清宅基地纳入田赋,徽州非生产用地约为在册登记土地总面积的10%。歙县清初土地清丈考虑到徽商在外,注意维护其在故里的土地权益。

集中抑或分散:土改前农村土地占有关系再探讨——以中南区为中心

从调查材料来看,20世纪30—40年代,总体上,中南区地主、富农占地约45%左右。但是中南区的土地占有关系是不均衡的,在土地关系集中地区,地主、富农占地超过60%;而在土地关系分散地区,地主、富农占地一般在25—30%左右;在土地关系一般集中地区,地主富农占地一般少于40%。尽管存在一定的差异,但地主人均占有的土地要几倍甚至几十倍于其他阶层,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阻碍了农村生产力的发展。

近代山东农村土地占有权分配的历史演变

受人地关系、自然生态因素、市场体系、农民家庭结构、村落家族文化等因素的影响，清季至民国初年，山东农村的土地占有格局基本上呈现了由集中到分散的总体趋势。清末民初，自耕农占山东农村人口的绝大部分，即是土地占有权分散化的表现。从农家经济层面看，地主制经济与小农经济的此消彼长，反映了这一土地占有权变动的基本格局。

论解放前后东北土地占有关系的变革及其积极作用

在日本对东北的殖民统治和封建剥削制度的压迫下,农村存在大量的"公地"和庞大的雇农阶层,成为东北土地占有关系的典型特征。抗战胜利后,中国共产党在东北解放区通过分配"公地"、反奸清算、平分土地等措施,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和土地所有权的转移,满足了包括雇农在内的广大农民对土地的迫切要求,实现了东北土地占有关系的历史性变革。这个变革不仅进一步巩固和扩大了东北解放区,为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提供了人力、物力、财力等全面的支持,而且也为东北地区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民国时期华北乡村土地占有关系刍论

在民国时期的华北乡村社会,土地占有关系与以前相比较并没有明显的集中化趋势,而是趋于相对分散;乡村土地资源主要拥有者并非地主、富农等乡村上层,而是处于乡村社会中间阶层的中农。这种土地占有关系的出现,与灾荒对乡村上层土地扩张的制约、乡村上层的分家析产、匪乱对富裕者的冲击、传统伦理道德对乡村社会的影响等因素密切相关。

清代川西农村土地占有变迁考察——《成都龙泉驿百年契约文书》中土地买卖研究

清代四川农村的土地占有,在"湖广填四川"初期,移民可以在无主荒地"任其插占,听其垦殖",获得一定数量的土地权;此外,主要是通过买卖方式来实现转让或获取土地所有权。清朝三百年间,农村土地买卖实现着土地占有权在不同经济实力层次的社会群体中的变迁,促使这种变迁的条件,不同时期有不同的特点。《成都龙泉驿百年契约文书》中的记载,是揭示川西农村土地占有权变迁的珍贵历史依据。

20世纪二三十年代胶东地区的土地占有与使用

20世纪二三十年代,胶东作为山东省较为发达的地区,在外来资本的影响下,土地占有与使用关系既沿袭着传统的方式,又渗透着资本主义的因素。土地占有者的规模普遍较小,农村各阶层使用土地各有特点。出租地主略占多数,富农阶层较多地采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自己耕作土地的形式是中农阶层的最主要选择。

土地改革前中国农村土地占有状况的分析与研究方法再探讨

学界关于土地改革前中国农村土地占有状况的观点有两种:一是与党史结论一致的“两极分化论”;二是与党史结论相悖的“分散化论”。从具体方法上看,“分散化论”产生的原因有两个:一是在证据资料上,采信了当时国民政府相关部门调查的数据;二是在统计方法上,将“公田”计入中、贫、雇农名下,或将“公田”做归零处理,或无视其实际归属问题。“分散化论”的出现归根到底是因为它未能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和毛泽东的阶级划分法。有关土地改革前中国农村土地占有状况的分析不完全是社会统计学的问题,而是政治经济学的问题。

土地占有与鄂伦春族猎民的社会分化——以鄂伦春自治旗猎民村为例

本文通过对内蒙古自治区东北部的鄂伦春自治旗的田野调查,探讨政府为实现鄂伦春族的多种经营政策所推行"土地开发"政策与猎民社会分化之间的关系。文章从经济分化和职业分类两个方面来讨论鄂伦春族猎民社会分化的过程。

两汉魏晋时期河湟地区土地占有状况探讨

公元前一、二世纪之交,青海东部成为西汉帝国新拓疆土。此后至西晋太康初(280年)户调式颁布,近400年间,青海东部宜农地区土地占有关系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变化。探讨这些变化对了解青海东部地区由原始社会跨入封建社会的具体过程以及该地区早期封建社会经济基础的特点很有意义。 一、氏族部落共有的土地 据《后汉书》卷87《西羌传》记载,西汉时,世居青海的羌人,“其俗氏族无定,或以父名母姓为种号”,“不立君臣,无相长一,强则分种为酋豪,弱则为人附落,更相抄暴,以力为雄。”羌人以部落为单位生活,互无统属关系。有时为共同的军事目的联合起来,那也是临时的、松散的。可见羌人仍处在原始社会末期向奴隶社会过渡的阶段。羌人以牧业为主,兼营农业,对耕地、草场等的占有仍基本上通行氏族部落公有制形式。西汉封建势力进入河湟地区后。

元代青海地区土地占有及赋役状况探讨

北宋初,特别是(口角)厮啰政权时期,青海境的吐蕃人中,封建领主制已取代奴隶制居于主导地位。北宋末年,宋王朝对河湟地区实施了近30年的统治,并向这一地区迁来了一批汉族农民。北宋的封建地主制经济制度对河湟吐蕃人产生了强烈影响,以至数万户吐蕃人“愿比内地”,即情愿接受中原地区的政治经济制度。期间,青海东部租佃关系有了进一步发展,佃户对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有所弱化,但尽管如此,与中原地区相比仍存在不小的距离。金和西夏统治河湟时,生产方式大体保持了北宋末的水平。至于河湟农业区以外的广大地区,长期以来以游牧为生,受汉族地区经济制度的影响相对微弱,其社会发展水平较低,仍盛行部落领主制,部落属民对领主的人身依附关系强烈。

布尔人与原住民土地占有和传承方式的差异及殖民扩张

自从17世纪中期荷兰殖民者到达开普后,东印度公司的雇员,即布尔人就处于不断的土地扩张中。究其原因,我们不能按照殖民主义的一般逻辑来解释,因为布尔人已经成为本土化了的殖民者,在其向南非内地"迁徙"的过程中,他们与原住民都受到南非自然条件的制约而主要从事牧业经济,但在生产关系亦即土地占有和传承方式方面却存在着较大差异,由此导致在两个半世纪之内,科伊桑人和班图黑人87%的土地被白人占有,他们自身则沦为白人的奴仆。

明晰土地占有权是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的关键

梳理我国农村土地权利体系历史演变和农民财产权利变化,分析现行农村土地权利体系与农民土地财产权利,提出明晰土地占有权是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的关键。

试论都铎王朝时期英国土地占有权的变革

英国都铎王朝时期,在各种社会和因素的促使下,土地占有形态及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种变化不仅蕴育着土地占有权与土地所有权相分离的趋势,而且以乡绅、约曼为主体的大土地占有结构又取替了以广大公簿农为主体的小土地占有结构,并与现存的大土地所有制相结合构成了都铎王朝土地关系的基本特征。这种土地占有权的变革为英国农业从封建小生产向资本主义大规模经营的过渡提供了有利条件,从而大大促进了英国当时农村经济的变革与发展。

论英国都铎时期土地占有权的流转

都铎王朝统治时期是英国社会的转型期。12世纪出现的圈地现象在这一阶段发展成为具有广泛影响的社会运动;亨利八世在宗教改革过程中没收了教会和修道院的大量地产并用于赏赐或拍卖。土地占有权急剧而大规模的流转是当时社会变革的一个重要特点。都铎时期土地占有权的流转打破了封建的经济基础,改造了农业中各种传统的关系,对英国近代化的进程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略论明代徽州的土地占有形态

明清时期,徽州民间对土地的占有,有一个从完全占有到分别占有田皮、田骨的发展过程。本文考察明代徽州的土地占有形态,旨在探讨造成这种地权分割的社会经济原因。 一、土地的买卖与兼并 明代允许民田自由买卖,其结果必然是对土地的兼并。一方面,土地的占有集中于少数地主,迫使破产的自耕农、半自耕农降为佃户,促进了租佃制的发展;另一方面,由于租佃制的发展,反过来孕育出代表佃农经济利益的田皮权占有关系。

论中国封建社会政治名份与土地占有的共振和谐

中国封建等级的严格性问题。迄今学术界仍然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综合有关的论著,引起争议的主要原因是中国封建社会缺乏西欧那种硬性规定的土地所有制等级结构,此结构使得政治名份和土地占有两种因素在形式上分离。中国学者争论的焦点就是政治名份与土地占有是否相符。由于争论的双方均将政治权力与土地买卖的作用对立起来,导致了该问题的旷日难决。本文试图综合政治、经济诸因素对中国封建等级的形成基础进行动态考察,阐述这样一对从静态与孤立的角度均相互矛盾的客观事实,如何有机地统一在中国封建社会内部,从而使处在不断变化过程中的政治名份与土地占有始终保持着旋转和谐。

日伪时期东北土地占有关系

“九·一八”事变后,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统治,土地占有关系也随之发生了变动。正确揭示中国近代农村社会这一特殊经济关系,有助于理解中国土地制度发展史的复杂性和特殊性,有助于对东北地区土地改革历史前提的深刻认识和理解。一、土地劫掠和封建及半封建土地占有关系的变动日伪十四年的殖民统治是东北人民血泪交织的历史,“九·一八”事变前,日本帝国主义通过强占、购买、租赁、抵押、合办等名目侵占大量土地。“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控制下的伪满政府陆续成立土地局、临时土地制度调查会、地籍整理局等,从上到下配置了一整套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