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改革前中国农村土地占有状况的分析与研究方法再探讨

学界关于土地改革前中国农村土地占有状况的观点有两种:一是与党史结论一致的“两极分化论”;二是与党史结论相悖的“分散化论”。从具体方法上看,“分散化论”产生的原因有两个:一是在证据资料上,采信了当时国民政府相关部门调查的数据;二是在统计方法上,将“公田”计入中、贫、雇农名下,或将“公田”做归零处理,或无视其实际归属问题。“分散化论”的出现归根到底是因为它未能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和毛泽东的阶级划分法。有关土地改革前中国农村土地占有状况的分析不完全是社会统计学的问题,而是政治经济学的问题。

经济的“土改”与政治的“土改”——关于土地改革历史意义的再思考

本文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土地改革运动的历史意义进行了再思考。在诸子平分家产制度、乡村社区生存伦理和中共早期经济政策等因素的作用下,土改前夕乡村土地的集中程度和租佃率都远远低于中共领导人的估计,因此土地改革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方面的意义可能被高估了。对于党和国家而言,土地改革更重要的功能,在于重塑"国家乡村社会"关系,帮助国家有效地控制和治理乡村社会。

析“田”

西周金文中的“田”字是否包含超出“耕地”的其它含义,这从来为人们所忽视。本文首先分析了西周“田”与“邑”的异同及联系:1.二者虽形态不同,但都可带来剥削收益;2.“田”必定与一定的“邑”相联系;3.“田”的收获物全部归其所有者。由此认为:“田”特指用以实现剩余劳动、生产剩余产品的耕地,被剥削者生产必要产品的耕地不在其列;为了实现剥削,“田”必然还包含一种相对较弱的群体人身控制关系;解放前云南西双版纳的傣族土地占有制是说明“田”的特征的很好实例。然后以此观点解释了西周经济史上的两个问题:1.“贮田”,认为这只是对确定的被剥削者以确定的方式榨取剩余劳动的权力在贵族之间的转移,它不是后来意义上的土地所有权或使用权的转移,也不是改封,并非破坏西周土地制度的新现象;2.“公田”、“私田”,认为这只是“田”分配于不同等级贵族而呈现的不同形态,并不包含生产必要产品的土地。最后探讨了先秦经济史研究的一个方法论问题,认为不应当以“土地所有制”来说明生产关系,相反,应当以生产关系、特别是剥削关系来考察、解释土地占有状况,由此可能为先秦经济史研究开出新生面。

苏区革命再认知--《张力与限界:中央苏区的革命(1933-1934)》

一、中央苏区的土地革命:从《寻乌调查》说起1930年代中央苏区作为全国苏维埃运动的中心区域,已然成为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讨论有关于中国革命未来道路的重点区域。虽然在第五次反“围剿”期间,毛泽东已经淡出中共中央最高决策层,但是毛泽东注重调查研究的思想和工作作风对于中共中央此后一系列有关于土地革命的决策产生了巨大影响。在此背景下,黄道炫《张力与限界:中央苏区的革命(1933-1934)》首先强调了毛泽东《寻乌调查》对于中共中央一系列决策的重要性,以《寻乌调查》为引,勾勒出中共中央对于苏区阶级分化、土地关系的实质判断。相较于非实地所作的《兴国调查》,毛泽东立足于实地状况的《寻乌调查》真实地反映了寻乌乃至赣闽粤边区社会生活的风貌,具备相当的客观性。通过《寻乌调查》,可以了解到苏区土地革命中人口及土地占比情况。相关数据显示,寻乌全县地主人口成分占比为3.445%,土地占比为30%,连同富农在内的农民人口成分占比为92.255%,土地占比为30%[1]105。该调查结果很容易将苏区土地革命爆发的原因导向苏区土地集中程度较高这一推论。然而《寻乌调查》的土地占比数据实质上忽略了地权分离这一特殊因素。基于这一观点,黄氏从《苏区部分地区土地占有状况调查》《福建土地占有情况调查》《江西土地占有情况调查》等相关数据得出了苏区土地集中有限性的结论。

吐鲁番出土唐“勘田簿”残卷中所见西州推行“均田制”之初始

吐鲁番哈拉和卓1号墓,据文书整理者称:'本墓经盗扰,无衣物疏,亦无墓志。所出文书兼有麴氏高昌及唐代。其有纪年者,最早为高昌延寿十六年(639),最晚为唐贞观十四年(640)。'由于缺乏该墓发掘报告,故难于判断该墓之年代下限。但该墓既出有'手实'残片,又出有贞观年间之'乡帐',而'手实'作于贞观十四年九月。

繁重赋役和酷刑是秦末农民起义的主要原因

公元前二○九年爆发的波澜壮阔的陈胜、吴广起义,是我国历史进入封建社会后爆发的第一次农民大起义。引起这次起义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史学界有不同的看法。有的同志认为,这次起义主要是由秦统一之后土地兼并的恶性膨胀,引起社会阶级矛盾激化而导致的。我们认为,土地兼并在激化秦代社会阶级矛盾中起了一定的作用,但不是秦末农民起义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