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与反思:农业产出的地权控制扰动1952-1978

文章对中国农村从1952-1978年间的经济历史进行了回顾和分析,根据这段时期农业产出增长率的剧烈波动,提出了地权控制扰动(本文中的地权控制主要指国家对土地的控制权)的假说,并通过计量模型进行了假说验证,从而在经验上肯定了人们对这段历史的认识。文章得出的结论虽然普通,但有意义。

当前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几个现实问题探讨

观点速递在法规的抽象意义上看,农民拥有强度很高的土地财产权,但从实际经济关系看,地方政府和村集体的掌控者却有强度很高的土地控制权。

土地确权与农民收入:机制与实证

土地剩余控制权的错配扭曲了农户的土地关系专用性投资和土地流转投资,降低了非农就业稳定性,成为农户收入稳定持续增长的重要藩篱。为了探讨土地确权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机制,文章利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2011年和2015年农户调查数据,评估土地确权对农民增收的政策效果。研究发现,土地确权将土地剩余控制权配置给农户,保障了农户土地关系专用性投资权益,从而增加了农户的经营性收入;保障了农户的土地流转投资权益,增加了转出户的租金收入和转入户的经营性收入;显著提升了农户非农就业稳定性,增加了农户的工资性收入。文章的政策含义在于将土地剩余控制权配置给投资决策相对重要的一方农户是更有效率的,要充分释放土地确权的制度红利,建立我国农民收入增长的长效机制。

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的法律与产权问题

农村集体土地流转在上海以及整个东部沿海地区已经十分普遍 ,这是农村城市化与工业化进程中对非农建设土地需求急剧上升的结果。但是上海以及其他省份非农建设用地在流转中暴露的问题也越来越突出。要有效地解决当前农村建设用地流转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关键在于从法律制度以及管理上强化农民和集体经济组织对农村土地产权的行为能力。

中国文化遗产中央直接管理的可行性分析

根据文化遗产的价值和类型,实行中央与地方分级管理,是世界各国遗产管理制度的基本取向。由于不同的历史原因和制度条件,各国中央政府对文化遗产管理的程度、范围不同。在这些制度条件中,地方政府是否对土地拥有直接控制权、地方财政的支出比例、中央对地方政府的绩效考核等因素,决定了文化遗产中央直接管理的程度,也构成了中国文化遗产实行中央直接管理的最主要约束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