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四川的土地清丈与移民社会的发展

明末清初,受长时间战乱的影响,四川人口大量减少,清政府在四川实施了积极的移民政策。大量移民的到来,在恢复四川经济的同时,也与原有的土著居民因地权不清而屡屡发生矛盾。雍正六年的土地清丈对清代四川移民社会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首先,通过这次清丈,确定了有清一代四川各州县的田赋及相应的赋率,保证了清政府在四川的财政收入,也为今后各种临时加派,如津贴、捐输提供了基础。其次,这次清丈为康熙初年以来近60年的移民招徕政策成果适时的做一总结。通过这次清丈,移民与土著之间、移民之间围绕地权的纠纷基本上得到解决,政府通过这一行动解决了移民社会中普遍存在的有关地权不清的现象。土地清丈是四川移民社会发展过程中一个十分重要的里程碑。它不仅从根源上解决了移民与土著及移民与移民之间的矛盾,同时也加速了移民社会的本地化进程。

清代顺治年间徽州的土地清丈与鱼鳞图册攒造--以祁门县为中心

清顺治年间,徽州府的土地清丈活动是在全国清丈土地的大背景下进行的。文章以祁门县为中心,对清顺治三年开始的徽州府属六县土地清丈及鱼鳞图册攒造中的规条、民间清丈实态、佥业归户凭据名称,特别是土地清丈字号等进行了探讨。作者认为官方动员与民间实践相结合,使得顺治年间徽州各地土地清丈工作得以顺利展开。但不同县域,甚至同一县域,各都图(保)之间的丈量组织方式和丈量进度都存在时空差异,说明顺治朝的清丈工作是分阶段展开,呈现出连续性特征。尽管顺治清丈中存在一定问题和不足,但不能因此而否认这次清丈工作的成果和质量。

民国时期云南省土地清丈机构探析

龙云主政时期推行的农村土地清丈是近代云南经济史上的一件大事,这次地籍整理发端于南京国民政府的地政改革,其主要目的是通过清丈查明耕地,规范民间土地交易,从而确定田赋税额,最终保障国家税收基础,增加财政收入。云南省土地清丈完成了整理土地、增加赋税的目标,就其组织设置、规章制度、人才培养等方面具有一定的近代社会变革意义。然而,在实际清丈推行过程中也产生了一些弊端,严重增加了自耕农与半自耕农的负担。

晚清山西土地清丈与鱼鳞册攒造

为解决鱼麟册失修与灾害带来的田赋混乱问题,晚清山西各地相继开展土地清丈与鱼鳞册攒造活动,尤以解州等地成效显著,成为晚清土地清丈的典范。这次清丈重建鱼鳞册制度,形成地方政府直接掌握的土地登记与钱粮征收册籍体系,里甲体系也得到重塑。从各地清丈章程与现存鱼鳞册实物看,清丈系履亩实丈,鱼鳞册登记的土地数字具有实际意义。同时,山西各地的清丈关联密切,其开展离不开以阎敬铭与张之洞为中心形成的土地清丈官员网络圈。随着官员调任升迁,山西清丈经验得到重视,影响有一定扩大。

清前期的土地清丈与地方赋税秩序重建——《增城县清田集》探析

《增城县清田集》完整收录了康熙朝后期广东增城县土地清丈的各类官府文书,反映了知县沈澄主持下的土地清丈之全过程。乡民自丈与人役抽丈是最基本的丈量方式。山塘只需依据旧册原额,无需清丈。土地数据经过各等则的比对、参照原额,进行了复杂又漫长的折算过程,形成了可供官府及其代理人征收赋税的数字。增城土地清丈的主要目标是实现赋税均平,最终成果的文本形式是柳条归户册而不是鱼鳞册。

清代顺治朝土地清丈在徽州的推行

清代顺治朝徽州土地清丈由县衙发布告示,图正组织实施。明清鱼鳞图册登记土地数字有"积步"和"税亩",由"步"换算成税亩,或统计"积步"总数。清丈后,图正颁发归户票,业主执票经"册里"归户纳税。归户册为土地纳税册籍。地契所见清丈过程清晰。清初鱼鳞图册所载表明其土地数字为实际丈量所得,并非赋税原额。鱼鳞图册登载的地数字具有土地产权性质,与官府为保持税额而编制的土地数字性质不同。

清代康熙年间两湖地区土地清丈与地籍编纂

清康熙年间,两湖不少州县出现了以清田均役为宗旨的土地清丈行动。这些清丈既有算手、弓手、图长、区正等专业组织,亦广泛动员了户长、湾长、地方生员等乡土资源。由于各自立场和观点不同,围绕着清丈活动,官府、地方豪绅和普通民众之间存在一定的利益纷争。因此,丈量与否,抑或是以何种方式丈量,更多的表现为不同地区、不同情形下的一种地方性选择。更为重要的是,在清丈的州县,一般都进行了丈量册、鱼鳞册、归户册等地籍的编纂,这些赋役册籍构成基层赋税征收过程中实征册的主体,并与朝廷的赋役全书互为表里。

民国时期云南农村土地清丈研究(1929-1940年)

民国时期云南省农村土地由于久失整理而导致土地数额不清和土地业权纠纷,以龙云为首的云南省政府为了整顿财政和建设农村,于1929年至1940年在全省进行了全面的土地清丈。云南省政府为此次土地清丈制订了详细的计划,成立了一整套土地行政、土地裁判机关,制定了大量法律法规。土地清丈分为试办期和推广期两个阶段,对农村土地进行了测量、登记和业权确认,获得了云南省有史以来最为精确的土地亩额和土地税额。对于此次清丈,不同阶层的态度和应对不尽相同,对土地清丈的评价亦毁誉参半,使云南省的土地清丈呈现出多元性和生动性。民国时期云南土地清丈在云南近代历史上具有重要的政治经济意义和不可磨灭的历史地位。

20世纪30年代南京国民政府土地整理之评价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内政的中心问题是宪政建构与恢复经济、确立经济社会秩序的两难决择。国民政府深知土地清丈对于确立土地权属关系,实现田赋公平,稳定乡村秩序,提高政府收入意义重大。由于国民政府的利益集团众多,权力不集中,不统一,土地整理又涉地主阶级的核心利益,因而,土地清丈未能在全国全面展开。作为行政整理组成部分的土地清丈范围极小,对于巩固政权作用有限,更谈不上地权平均和社会公平。

明清之际徽州清丈人役的承充、组织与田土处置

明清之际,徽州经历了三次时隔较短的土地清丈,地方实践方式有较大的延续性。清丈人役的佥选依托图甲,具有多层的承充结构,每一差役名目背后的实际承担人员众多。为了协调整个清丈组织,钱款筹措、宴席和盟誓活动必不可少。清丈人员利用掌握土地税粮信息的优势,能够规避和解决田土纷争,亦可从中牟利。因而站在民间社会角度评估,清丈活动对于地方经济社会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利用民间惯例的同时,也强化了地方势力。

明代洪武年间的都保制——兼论明初乡村基层行政组织

都保制为洪武十三年前明代乡村基层行政组织之一,是理解明初基层行政组织的关键。明洪武年间的都保制,乃是承袭宋元乡村基层组织旧制,广泛存在于南宋旧地的南方地区,同时北方部分地区亦有所设置,文献记载多简略为"都"而非"都保"。洪武十四年的里甲制,既非承元,亦非返宋,而是明代的制度创新。现有洪武十三年前明代乡村基层组织的论述,多失之偏颇。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乡村地籍整理——一场未完成的变革

国民政府地籍整理基于两个目标:一是在减轻农民负担的同时增加政府财政收入,一是通过开征地价、溢价归公的政策来实现平均地权的理想。地籍整理措施包括土地清丈与土地登记。土地清丈措施有土地陈报、简易清丈与地籍测量等。土地陈报与简易清丈,采用的是传统的测量方法;土地测量,采用的是现代测量技术。尽管后者的精准度与效率要高,但对人才与经费的要求也高,因此,普遍采用的是土地陈报。土地陈报的准确性依赖于基层官员的负责精神与乡村社会的合作态度。土地登记则是土地测量完成后的产权登记,受制于土地测量的精准程度。声势浩大的地籍整理只取得一些有限的成果。在完成地籍整理的省县,承粮面积有所增加,政府田赋收入获得增长,农民名义赋率有一定程度的减轻,一些地方尝试开征了地价税。但是,由于地籍整理只是在很少的地方得以开展,而且大部分地方采用的是比较粗疏的土地陈报办法,地籍整理并没有实现预期目标。其原因是受到国家控制能力、土地测量技术、国家财力不足、地方官僚系统的制约与掣肘,而且未能得到乡村社会的支持。

北洋政府时期安徽省田赋整理工作述论

北洋政府时期,安徽省开展了一系列田赋整理工作,试图清除积弊,增加财政收入,具体包括地籍整理、废两改元、清理旧欠和整顿征收等环节。然而,这些措施是在没有进行土地清丈的情况下开展的,政府仍然不能从根本上获悉并掌握真实有效的土地信息。这一时期安徽省的田赋整理工作不仅没有取得“治本”的效果,而且连“治标”的成绩也乏善可陈。

明清徽州土地佥业考释

土地佥业为明清徽州社会经济方面的一个关键性用语。土地佥业始于元末明初,在徽州一府六县广泛实行,并于明清两代贯彻始终,为业户土地产权方面的一项基本制度。佥业与土地清丈关系十分密切。所谓佥业,即是通过土地清丈,经过官府认定,而登录于国家版籍即鱼鳞图册上的土地产业。从业户的角度来说,佥业则指经过官方认定的土地业主。至清代,田土交易亦须经过佥业认证,土地买卖也被纳入佥业制度。佥业作为民间私有土地的一种书证,在家产继承、土地买卖、土地转让以及田产诉讼等诸多方面,都展现出其特有的社会功能,表明佥业实质上具有私有土地产权认证的性质,而成为民国时期徽州土地私有产权确立的历史出发点。

清前期徽州乡村社会秩序中的土地登记

明清之际曾多次清丈土地,形成了多种形制、编号方式不同的鱼鳞图册。清前期所编鱼鳞图册基本延续明万历九年土地清丈,其中积步、四至等记载,既有得自撮抄旧册,也有通过纠纷、协商议定,难以视作经实地测量得来。多次清丈导致不同时期的多种土地字号并存、共用于乡村土地市场。土地交易依据鱼鳞图册确认土地权利时,必须与赋税册籍、契约文书、家谱等相互匹配,地权才能得到保障。这意味着清代乡村土地市场中,土地权利由不同来源的多种文献所形成的证据链共同确认。支撑这样的土地市场及其运作原则的,是由赋役制度与民间惯习共同嵌合、演化的社会秩序。

寄庄户的成立与长期延续——徽州富溪程氏家族宋元明文书考析

徽州府休宁县的富溪程氏家族自南宋至明代开立并维持了多个坟茔寄庄户。他们保存了一批较完整的诉讼案卷,其中有不少宋元土地交易、纳税丈量、主仆关系等方面的文书,并在明代不同时期收集新的地籍文书、更新户名,是寄庄户长期延续的有力证据链条。代理人是徽州家族维持寄庄产业的另一个重要机制,其中坟仆利用各时期官府对土地税收整理的契机,侵夺土地,成为引发寄庄纷争的主要原因。但富溪程氏家族并未因此更换坟仆,而是在保持等级性身份的前提下,继续维持人身依附关系以作为控制手段。

南京国民政府初期地政数目字管理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针对土地行政面临的问题,重新启动数目字管理。对数目字的管理,学界已有研究。万明指出,地政数目字管理也就是将国家土地、税收、财政等社会资源信息纳入数字化的记录系统,解决国家上层与下层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万明:《16世纪明代财政史的重新检讨——评黄仁宇《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史学月刊》2014年第10期,116~130页)。

废甲编区:清初衡山县里甲赋役改革与基层区划的重塑

清初,迭遭兵燹的湖南地区经历了兴垦、均编粮里、清丈等重建赋役秩序的过程。其中,衡山县于康熙四十三年实施的"废甲编区"更是呈现出清初里甲赋役改革的丰富面相。因应偏沅巡抚赵申乔革除里排、滚单催征的举措,衡山县打破原有里甲规制的束缚,改革中坚持粮不过区、就地编区的原则,孕育了字区的地缘性色彩,重塑十七字四百三十七区的赋役区划体系。以康熙五十三年新一轮的清丈为契机,知县葛亮臣在业已建立的区划结构内清查荒籍,使字区成为地方重要的赋役征派和土地登记单位。在这一区域变迁的历史过程中,字区的行政区划功能逐渐得到强化和延续,以赋役征派为目的建立起来的基层赋役区划向实体化与政区化迈进,与之相应的行政话语也深刻地影响着民间契约文本的表达。

清初四川招民垦荒与“啯噜”的形成

清初四川在实行招民垦荒时,产生了一批被称作"啯噜"的人群。这类人群的形成,主要由于当地官员对政绩和税收的追求,使得原本为招徕移民所制定的优惠政策失去效用,相当一部分入川开垦的外来移民因赋役负担沉重以及地权不稳等原因或无法入籍定居,或对入籍持观望态度,逐渐演变为当地乱象,并被赋予了"啯噜"这一身份标签。以往的学者多从游民组织与秘密会社的角度或从地方社会治理的角度探讨"啯噜"问题,文章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重新评估了清初四川招民垦荒政策及其存在的问题,进一步探讨清初"啯噜"形成的实质原因及其社会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