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教义学视角下我国土地用途管制权概念:重释与厘定——基于《土地管理法》修改背景下的审思

土地用途管制权乃是土地用途管制行为的法权表达,其构成我国现行《土地管理法》体系架构和规范展开的逻辑基础。目前,学理上围绕我国现行土地用途管制权概念这一最为基础性理论命题之界定,呈现出明显混乱、分歧甚至错误的状态,亟需正本清源。遵循法教义学研究范式,借助文义解释、体系解释和目的解释等方法,我国土地用途管制权概念,乃是指为严格限制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而设置的一项实定法权力,其本质是对农用地之开发权的限制或剥夺。对于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和城镇建设用地的用途管制分别是由乡(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土地利用年度计划和城镇控制性详细规划予以规制,而无需对现行土地用途管制权的法权内涵进行扩张性解释来替代前述制度的管制功能。唯如此界定,方能正确厘定这一权力的内涵和边界,实现其在法秩序上的脉络统一目标。

土地用途管制权的正当性求解——“小产权房”引发的宪政思考

"小产权房"的泛滥暴露出我国土地用途管制面临的正当性危机。共同体内实现人性尊严的需要与社会国的应有使命,提供了政府土地用途管制权的正当性来源,而在中国既定的土地公有制的制度背景下,土地用途管制权的正当行使还必须能够确保国家对土地的有秩序许可转让与个人合理分享土地使用权,以实现个人自由与公共利益的平衡。因此,国家对小产权房的简单禁止并不是一项良善的管制策略,应当根据农村土地的用途有疏有堵,并逐步建立和完善不同用途农村土地的转用机制。

《土地管理法》修改的理论争鸣与现实选择——兼论中国土地管理制度的走向

我国现行《土地管理法》践行的是以土地用途管制为核心的土地管理权行使模式,这一模式具有正当性基础。现行《土地管理法》在修改时,方向上应继续坚持以土地用途管制为核心的土地管理权行使模式;路径上应在继续坚持这一模式基础上,重点针对土地规划权、土地用途管制权、土地开发许可权以及土地征收权等权力存在的弊病进行相应的完善。在当下的社会转型期,企图对以土地用途管制为核心的土地管理权行使模式进行颠覆式的推倒重来,不仅风险大、成本高,给现行法的体系效应带来较大的冲击,而且亦不具有实践可行性。

中国土地管理权行使模式的未来走向——立足于《土地管理法》修改背景下的思考

中国现行《土地管理法》践行的是以土地用途管制为核心的土地管理权行使模式,围绕这一模式的存与废已成为当下修改该法之争的一个重要表现。综合考量多种因素,在转型时期,继续坚持以土地用途管制为核心的土地管理权行使模式具有理论正当性和实践可行性。现行土地管理法修改的理性选择应是在继续坚持这一模式基础上,重点围绕土地规划、土地用途管制、土地开发许可和土地征收等权力存在的弊病基础上,以适应市场化为价值取向进行制度内在结构升级。

中国土地管理制度究竟如何改革？--汪晓华教授《中国土地管理权研究》书评

土地制度包括土地财产权和土地管理权两大组成部分。当下我国的土地制度改革，也主要围绕这两大主题进行系统性展开。但二者并非非此即彼的关系，而是相互影响，相互关联的关系。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当下，如何对我国现行的土地管理制度按照市场化价值取向进行改革，意义重大。汪晓华教授所著《中国土地管理权研究》一书即为中国土地管理权改革研究的一部佳作，全面、系统的阐释了中国土地管理权改革的整体图景及其具体方案。该书基于土地管理市场化价值取向、理论基础及方法论，对土地规划权、土地用途管制权、土地开发许可权、土地征收权等具体问题展开了解释论研究。

“耕地非粮化”的内涵厘定及效应阐明

2020年11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防止耕地“非粮化”稳定粮食生产的意见》,明确提出要采取有力举措防止耕地“非粮化”,切实稳定粮食生产,牢牢守住国家粮食安全的生命线。2021—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将该政策逐步细化落实,但是实践中仍存在实施难、管控难的执法难题。为解决此难题,需从“耕地非粮化”的内涵厘定入手进行解决。目前,“耕地非粮化”用语范围不精确,主要表现为“耕地”表述范围过大、“非粮化”判断标准——行为标准抑或耕地地力标准存疑。因此,需在现行法框架下对此进行解释作业以明晰“耕地非粮化”的内涵,并在此基础上,通过明晰土地用途管制权和土地经营权在农用地利用方面的制衡关系,分析两权在三个层面的制衡边界,由此得出“耕地非粮化”内涵厘定能够在第三个层面划定两权的界限,最终在两权之间寻得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