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土地私有权问题研究

唐代土地所有权经历了从公有到私有的动态演变过程。唐代土地私有权的形态包括永业田、园宅墓田、寺院土地。在国家法律逐渐放宽对土地买卖限制的背景下,唐代土地私有权的扩张主要是通过土地买卖实现的。唐代中后期土地私有权极度发展,地主庄园成为土地高度私有化的典型体现。

对土地私有化之批判——兼论农村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

土地是我国农民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但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土地市场的国家垄断,必然蚕食大批的土地,使广大农民的生存与发展受到严重威胁,而农民的生存与发展关系到国家长治久安。如何解决土地锐减和农民生存的矛盾,如何发挥农村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已成为迫在眉睫的严峻问题。有人提出了土地私有化的观点。认为坚持土地承包责任制,坚持最严格的土地管理制度,在此基础上实现土地流转的法律创新,是唯一符合现实需要的理性选择。

中国土地私有化辨析

在土地所有制问题上,一些人主张土地私有化。其理由如下:能够实现农民的愿望,保护农民的根本利益;优化土地资源配置,让农民富裕,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促进工业化和城镇化;消除土地管理和征地拆迁上的腐败,维护社会稳定;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再造中国经济政治制度的产权基础。我们反对土地私有化的主要理由如下:历史证明,土地私有制不是万能的;可能严重损害农民利益;不能保证"耕者有其田";不可能使得大部分农民卖地致富;会使农民丧失最后一条保障线;不一定能消除土地抛荒,不利于规模经营和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不能完全消除与土地有关的腐败现象;会提高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成本,有害于土地配置效率提高;可能导致城市贫民窟化;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不利于保障中国的粮食安全;不利于维持社会稳定和坚持社会主义方向。

土地家庭承包制与土地私有化

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未来数十年中国农村的发展,提出了纲领性的意见,其中农村土地制度是《决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十七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国内外部分学者和媒体炒作土地制度,认为中央将进行"第三次土改",可能作出土地私有化的决策。但是,从中央通过的《决定》看,中央在土地制度上仍然保持稳健,继续强调稳定和完善"统分结合、双层经营"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在十七届三中全会召开后,本刊组织相关专家,从不同方面就当前农村土地制度的若干深层次问题进行讨论。希望本组讨论有助于深化学界和社会各界对当前中国农村土地制度的认识。

论战国土地私有制——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战国授田制观点的质疑

战国农户土地的最初来源有"分田"和"授田"两条途径。"分田"就是取消井田内部"公田"和"私田"的界限,将土地分配给各个家庭,这是战国农户土地最初来源的主要途径。"授田"是国家将手里控制的土地授予特定人群和外来人口。"授田"来源于国有土地,但授予后即归被授予者所有,与"分田"都属于私有土地。"赐田"是永业,可以传之子孙。战国时期,由转让和买卖所导致的土地兼并已有一定程度的发展。睡虎地秦简《封诊式·封守》所载内容是案件处理参照的文书格式,并非真实的案例,不能证明土地的国有性质。战国土地可以继承、转让和买卖的事实说明,战国土地所有制的基本形式是土地私有制,而不是土地国有制。战国时期,国家对于农业生产干预较多,是统治者重视"耕战"的体现,与土地所有权无关。

揭开中国土地私有化论的面纱

当前土地私有化的论调声势浩大,其中大部分来自经济学和社会学领域。土地制度是一个国家社会制度和法律制度的基础,作为法学尤其是民法学者应当作出自己独立的判断。土地私有化论者从未对现行土地制度作过理性的研究,所谓中国土地私有化的好处全部来自于想象和虚构,中国土地私有化是一个对中华民族极不负责的闹剧。

俄罗斯土地私有化与农业政策调整

土地私有化是俄罗斯农业改革的切入点 ,也是俄罗斯变革土地所有制关系 ,在农村全面实行私有制的重要举措。无论是前总统叶利钦还是现任总统普京 ,都倾注全力推进土地私有化进程。土地私有化不仅引起土地所有制关系的重大变革 ,而且客观上也要求俄罗斯对农业政策做出重大调整。本文依据相关资料 ,首先对叶利钦时期和普京时期土地私有化的基本情况、特点和问题进行了全面分析 ;在此基础上 ,考察了俄农业改革和土地私有化所带来的正负效应 ;继而阐述了俄罗斯基于农业改革和土地私有化的现实问题而对农业政策所做的调整 ;最后得出了若干结论。

私有产权与经济发展的关联分析——兼论土地私有化是西部开发成功的必要条件

私有产权是奠定经济发展的主体基础,是有关先进国家经济发展成功的基本制度依托。对私有产权与经济发展的关联性分析,除了成本效益的角度以外,还可以从更宽阔、更深入的社会层面去理解,涉及回归经济人本性、实现经济自由、创造社会公正,从而导致经济主体观念的转变、经济发展意识的强化、群体动力的形成和行为的优化,最终奠定经济发展的结果。中国的西部大开发必须建立在土地私有化基础上。

试论民国初期的土地私有权法律制度

民国初期,在中国历史上首次用法律的形式明确了土地私有权,并规定了土地私有权的保护范围和方法,同时对之又进行有限的限制。这一时期的土地法制从内容和形式上都存在中西杂和、不成系统的特点。它虽然对中国法制近代化起到一定程度的促进作用,但一系列的法律和判例过分强化了土地私有权,没有处理好经济利益分配中的公平问题,使土地兼并、社会不公愈演愈烈。这是造成民国时期社会动荡、政局不稳的重要原因。

论农民的土地私有财产权保护

农民的土地私有财产权是模糊残缺的,农民的土地私有财产保护是脆弱的。要完善农民的土地私有财产权,加强对农民的土地私有财产的保护,就要改革土地的出让方式,明确农民的土地私有财产权利,完善对土地私有财产的征收、征用和补偿制度,建立司法审查制度以及提高农民的权利意识。

农村政策的底线是不搞土地私有化

中国农村一旦以土地私有化推进兼并，那就不是贫民窟的问题了，而是暴力冲突。我曾经多次去考察过墨西哥的农民起义、埃及农民的地权斗争、印度的游击区，以及其他国家发生的农民对抗性冲突，根本的制度原因都是一个，就是资本主义与土地私有化结合。2004年我写的印度考察报告，题目就叫《无地必反》。

土地交换之下的西周土地私有性考察——以金文资料为对象

传世文献对周代土地制度的性质展现不够明确,而出土的周代金文资料中记载的土地交换现象则比较清晰地揭示了周代土地的私有性质。结合王室衰微和宗法分封的背景,通过对土地交换现象的要素分解和对比分析,可以发现西周存在着土地交换但还并未形成完备的土地私有制度,在频繁的土地交换中,西周君王和官员始终起着一定的作用,就是说西周土地交换是在土地国有的框架内进行。尽管如此,随着土地交换的发展,土地所有权逐渐下移、原因多样化的呈现、交换程序不断简化以及交换过程中官方参与度不断减弱,不完全土地所有权向周王以下各阶层的完全土地所有权转化,西周土地制度的私有性逐渐加强,国有性式微,为后期地主土地所有制度的确立创造了条件。

靠“土地私有化”解决农村问题是南辕北辙

无论计划还是市场,当这些本源于西方的外来制度面对发展中国家传统的经济基础时(如中国这种高度分散而且剩余太少的传统小农经济),都有交易费用过高导致的制度成本问题,因此,才需要有中国自主的制度创新。

试论建立有限小土地私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并存的农村土地制度的可能性

文章分析了我国现行的农村土地所有制体系 :土地集体所有家庭承包经营制继续存在及进一步完善和调整的必要性 ,提出了我国农村土地制度建设的基本方向 ,即有限小土地私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并存 ,以及实现这一制度目标的过渡性政策措施。

论宋代土地私有制的特征及其在法律上的体现

从五六十年代起,国内学术界即对中国封建社会土地所有制问题展开过争论,焦点是国家土地所有制始终占主导地位,或是私人士地所有制占主导地位。就宋代而论,如果说是土地私有制占主导地位;那么,它在法律和法权观念中又是怎样顽强地表现自己的。这就是本文所要探讨的几个问题。

从少府制的形成看周秦间土地私有观的发展

周秦之际是我国由土地国有制向私有制转变时期，山林州泽与宅圃、耕地一样经历了由国有至私有的转变。周厉王实行山泽专利是山林川泽私有的初步尝试，但未成功。春秋战国时各国陆续将山林川泽转化为国君私有，秦统一后正式从法律上确认了这一变化。少府制便是在这一变化中形成的官制。从山林川泽由国有变为私有的过程看，土地私有观对周天子同样发生作用，周厉王作为山林川泽私有的始作俑者，应予以肯定的历史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