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外有别:新土地精英规模化农业经营的社会基础——基于乡村创业青年的视角

在农业转型的背景下,一批由“村外人”和“村内人”组成的青年群体纷纷走上了农业规模化经营的创业之路,成为乡村社会中的新土地精英。本研究从“嵌入性”的理论视角,阐释内生型土地精英和外生型土地精英差异化的农业经营模式及其截然相反的农业经营结果,通过对比分析来揭示农业规模化经营的社会基础问题。研究发现:脱嵌式经营的外生型土地精英在农业经营过程中会面临劳动管理困难以及与乡土社会互动不畅等经营困境;而嵌入式经营的内生型土地精英依托家庭伦理和乡村伦理等村庄基础,实现了良好经营。

农村新土地精英的崛起与村庄治理

对闽、赣、湘三地规模农业经营主体典型案例的实证研究,探讨土地流转背景下新土地精英阶层的形成机制和村庄治理参与行为。分析发现:土地向规模经营主体的集中,规模经营主体的身份符号和对占有资源的策略化利用,村组织衰落和土地流转后村庄常住人口的减少等因素,推动了新土地精英阶层的崛起。新土地精英具有参与村庄治理的历史必然性和主观需求性。但应当注意,新土地精英的崛起和村庄治理参与具有正反两方面的影响,需从加强规制入手,既发挥新土地精英作为治理主体的功能,又要避免其对村庄公共资源的攫取,以有效解决或缓解农村社会问题。

土地精英的阶层化与村庄政治——基于河北省宋村沙场调查

强势的发展主义正在替换乡村社会自生的运作逻辑,并相应地改变了村庄的社会结构和阶层形态。凭借土地商品化机制及各种策略性手段,宋村的权力精英逐渐异化为土地精英。经由人员的吸纳与物质的聚合,土地精英由个体化导向阶层化。土地精英阶层不仅改变了村庄内部阶层发育的常规逻辑,而且日益对村庄政治系统发挥影响,并不断增加村政治组织的分利化倾向。宋村相应的治理形式由先前的"无为之治"转变为"分条治理"。村庄结构也由于土地攫取成为依附式的稳定结构。看似稳定的背后,其实是以消解村庄共同体的长远利益为代价。从此角度看,土地精英阶层不能不察。

返乡创业型土地精英的兴起与基层治理互动

随着农业现代化的兴起,不少农民工返乡从事农业。返乡农民工凭借自身的资金、劳动力和技术文化,积极地与土地结合,形成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和农业专业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返乡农民工到农村创业直接或间接地参与农村基层治理,成为农村新的土地精英,同时由于他们在农村社会的影响力,被基层权力主体主动吸纳。与中西部返乡创业型土地精英相比,沿海发达农村地区的"农民农"、"代耕农",由于进入一个超社区关系结构,土地流转脱嵌。鉴于当地发达的二三产业,"农民农"和"代耕农"不仅不能成为治理的主体,反而是治理的对象,成为边缘人或被驱逐者。

新土地精英的崛起与村级治理转型——基于乡村青年创业精英的视角

在农业现代化的背景下,一批村庄留守精英和村庄回流精英等乡土内生性精英纷纷走上了规模化农业的创业之路,成为新时期的新土地精英。农地规模经营(或产权关系)与村级治理具有重要关联,但是以往研究多是在"资本下乡"的背景下进行相关讨论。"资本下乡"所代表的外生精英(或资本)主体与新土地精英所代表的内生精英(或资本)主体对村级治理产生的影响具有显著差别,而后者还未引起学术界足够的关注。本研究从"资本-资源"的理论视角,阐释了新土地精英的崛起所导致的村级治理转型,即新土地精英所牵动的政治资本、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变化导致了村庄治理所依托的权威性治理资源、配置性治理资源和规范性治理资源发生了重要变迁。新土地精英的崛起具有增强村庄内源发展动力和加剧村民阶层分化的双重效应。

新土地精英的崛起与村级治理重构

从"两权分离"到"三权分置",伴随着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增加,农村新土地精英开始崛起。在政府的推动下,农村新土地精英主要由村干部、老板、职业农民和返乡农民工群体构成。与旧土地精英相比,新土地精英具有身份建构性、市场主体性和利益依附性的特征。通过向政治精英的转化、与本地精英的联盟和对本身政治利益的巩固,新土地精英使村级权力结构由"体制精英—普通村民"二维结构向"体制精英—非体制精英—普通村民"三维结构转变。通过内生性权威向次生型、外生型权威转变,国家法开始影响民间法,村级治理规则发生演变。由于市场的进入,熟人社会走向半熟人社会,市场化差序格局显现,农村社会秩序受到挑战。新土地精英崛起不仅更新了村级治理的内容,而且在更深层次上影响村庄治理结构。这其中,产权关系与村级治理具有重要关联。因此,深化产权改革,需要对其上层建筑予以重视。

传统土地精英的资本化之路——英、法、德比较谈

传统土地精英的资本化之路既涉及其本身,也涉及到农民阶级。英国采取的是土地精英和农民"双轨"并进的方式;法国是土地精英的"单轨"前进和农民阶级的停滞;德国是土地精英的反动和农民阶级的"单轨"前进。

广州“城中村”改造之谜:基于增长机器理论视角的案例分析

在广东省"三旧"改造的背景下,"城中村"改造再一次引发全社会关注。本研究旨在探讨"城中村"改造的利益分配关系。通过构建政治经济学的增长机器理论分析框架,将广州市"城中村"改造政策的演变与各时期对应的猎德村改造方案相结合进行剖析,以期探讨改造背后主体的利益格局、权力关系以及合作关系变动的原因。城市政府在"城中村"改造中的目标是政治利益最大化,其实现有赖于对包括经济利益和环境效益在内的多元激励和约束的均衡,为此城市政府通过土地开发管理权对改造容积率进行控制,居于支配地位;村民聚焦于巨大的既得土地利益,土地集体所有的产权属性赋予其强大的谈判能力;开发商所获利益是房地产开发的平均利润,因为掌握改造的资金,其角色不可或缺。在上述利益与权力关系下,满足村与开发商的土地利益必然使改造容积率过高,主体间的合作空间非常有限。"城中村"改造的出路在于依法依规界定村民合法的土地利益,并采取规划手段降低改造容积率。